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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人发布基督教传统终结的讣告；在道德上，他鞭挞传统的奴性人格，重造人类的价值体系。在尼采看来，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些“苍白的概念动物”
，“像乌龟一样缩回他们的感官，停止与世间一切事物的接触”。
而且，尼采深深感到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与中世纪神学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所谓“理性”
，不过是上帝的第二形象。在他的哲学里，唯一真实的世界就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世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什么理性、规律、本质、神意等等超自然的东西都是教士型的哲学家杜撰出来的。人非机器，不可能严格按照理性原则而生活。相反，人只有从理性的原则下解放出来，才能发展个性，实现自己。
尼采的哲学以彻底的反传统精神而震撼世界，震撼的程度可谓山崩地裂。在他的哲学里，没有给传统留下半点存在的理由和余地。历史不仅是一个虚无，无甚进步，无甚发展，而且是垃圾一堆，到处充满着荒唐、陈腐与恶臭。而他的任务，就是将人类从这一历史的垃圾堆里扯出来，并将历史的垃圾堆清洗干净。因之，所有的文明成就和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艺术家、道德家都在他的嘲讽之列。他说：“我吩咐人们推翻他们的讲坛，一切古代的傲慢所踞住的交椅；我吩咐他们嘲笑他们的伟大的道德家，他们的圣哲，他们的救世主；我吩咐他们嘲笑他们的阴郁的哲人，嘲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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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４
踞住如黑色幽灵的人，使他们离开了生命之树。我坐在他们的伟人们的墓道上，甚至于在死尸和鹫鸟的旁边。我嘲笑一切的过去，和过去的腐烂而残败的光荣。“
①
尼采之所以敌视文明，在于他认为一切文明都是虚幻的，罪恶的，它非但限制和扼杀世界之真，而且用一些漂亮的外衣把世界装扮起来，使人对之迷恋，从而在迷恋的过程中失去了人性，离开生命之树，并乐观地走向坟墓。他把以往的人类文明统统比作“颜料罐”
，其功能就是把活生生的人类涂成各种颜色和样式，并打上记号，带上面罩，但却暗中抽走了人的内脏和人的精神与血肉。在尼采看来，文明所塑造的人类，与其说是生活着的，还不如说是死亡着的，甚至比死者的处境还糟。他写道：“我宁愿在地狱里和过去的幽灵一同作工，因为地狱里的居民比你们更有内容！今日之人啊！我的内心的痛苦是：既不能忍受你们的裸体，又不能忍受你们的穿着。”
②
尼采的哲学，破坏与建设并重。他既要“重估一切价值”
，同时又试图给人类一种新的生命意义。
这是尼采不同于叔本华的地方。在叔本华那里，只有悲苦，别无出路。而尼采却在悲苦的同时，找到了新的价值祈向——酒神精神，并在对酒神精神与太阳神精神二元对立的思考中，抱定理性毁灭与价值重建的信心。
太阳神阿波罗是光明的象征和理性的象征。用尼采的话
①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卷三，《新旧匾额》。
②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卷二，《文明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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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新儒学批判
说，它支配着我们内在梦幻世界的美丽形象。与阿波罗精神相对立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是生命的骚动。在酒神祭祀仪典中，人们狂饮滥醉，无拘无束。
这时候，人们只有激情、冲动，在忘我的境界里，没有理性的任何市场。正是由于对酒神精神的推崇，尼采构想了他的“超人”学说。
“超人”是什么？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有一段长长的解释文字。大致说来，超人的品格就是超越传统，超越上帝，超越现存的一切；它不依陈规为价值标准，而以自身为存在意义；它不必为真理操心，而以自我生命为宏旨；它将冲破昔日理性主义的余辉，从而“使那些飞离的美德重返大地——归返肉体，归返生命”。
在西方思想史上，尼采的学说如同物理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尽管１９世纪末，反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并非尼采一人，比如像柏格森、狄尔泰、基尔凯戈尔等人都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但使西方人真正感到震惊的只有尼采。
同时，也只有尼采，才第一次使当时的西方人从传统的文化理想主义的梦乡里惊醒过来。
尼采对人类文化的悲剧性思考，决定了他必然成为一位悲剧性的思想家。
他的这种“哥白尼革命”
式的文化理论，带给人类的价值是正负两方面的，而西方文化也就通过尼采学说的摧毁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这一文化转型及其给西方人所带来的心理负荷，我在１９１年出版的《神论》里，曾作过如下文字的概述：尼采把哲学从神学或准神学里解放出来，把人类从虚幻的梦境唤到了社会现实中来。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给人们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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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４
来了一种崭新的价值体系。人们完全是自己的了，不再是上帝的奴仆，权威的附庸，规范的绝对服从者。一切身外的条条框框就像打碎了的玻璃，什么信条、道德规范，统统送去见鬼，剩下的只有人的本能、冲动和狂热。这是尼采的功绩，也是尼采的罪过。他创立新的价值体系，但人们在这种新的价值体系里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创立“超人”的人格模式，但“超人”始终未能超越。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超人”无所依托，无所适从。自此，人们就像离家出走的孩子，在蛮荒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没有规范，没有体统，没有自己的窝。他试图在酒神精神下，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但新文化一经诞生，就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
面向东方：迷茫中的一线希望
尼采将西方人从精神家园逐到精神荒野，这在西方文化的进路上，无疑是一大转型。但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文化转型的速度或许要缓慢得多。价值问题是文化的深层面，其变化常常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即是说，每当文化转型时，最先感受原有文化价值负面的，只能是那些睿智的思想家。他们由感受而思考，而告知世人。但人类是一种矛盾的生物，他们时时盼望着进步，盼望着新的生活，但同时又有着强烈的恋旧情绪，有着思想和行为懒惰的毛病。
由此决定着，一种新的思想，尤其是一种彻底的反传统的思想，要想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必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电子书
１９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于中世纪神权和传统的专制王权的背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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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新儒学批判
一个漫长的过程。
然而２０世纪初年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和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之后不久，整个西方世界就陷入了全面的信仰危机和文化危机。这其中的催化剂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弥漫硝烟。
在历史学家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２０世纪初年，有着内在的原因，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但在西方普通的民众看来，这次大战太突然，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
况且，这次大战死去的人数之多，耗去的财力之大，实在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西方人素来有“末日”的恐惧心理。面对战争所留下的惨痛场面，他们深感到，这或许就是“末日”的来临。
于是乎，他们开始普遍感到不安，感到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
１９１８年７月，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德国一名中学教师施宾格勒出版了一本题为《西方的没落》的书。这是一本篇幅颇大而且行文十分奥涩的书，但却使整个西方世界的读者为之震惊，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印量竟高达１０万册。
①
为何施宾格勒这本难读难懂的书拥有这样多的读者？原因大致为两个方面：第一，施宾格勒所描绘的西方文化前景是一片令人不敢前瞻的景象，而这一点正好与当时西方人所普遍拥有的“末日”感相契合。第二，施宾格勒对于西方文化危机与没落原因的解答是全新的，与在此之前西方人所普遍持有的文化观大相径庭，而且这种解答又恰好与当时西方
①德雷：《关于历史的几种观点》（Ｗ。
Ｄｒａ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第１００页，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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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５
的历史景象互为印证。
从奥古斯丁时代开始，西方人就一直对历史进程抱定乐观主义的看法，相信历史是直线发展的。这种历史观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支持，１９世纪后半期更发展到了极致。
在１９世纪，除叔本华、尼采等少数几位哲学家外，绝大部分的西方人都相信人类不断地向着理想的社会迈进，生活亦会越过越好。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先导。因之，他们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情绪，并认为西方义化向全世界的辐射是符合人类历史演进规律的必然步骤。
然而，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从根本上打破了西方人昔日的玫瑰梦。
施宾格勒的历史观是一种文化形态史观。
在他看来，“人类”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一个生物学上的名词，人类也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历史，有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文化。
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所体现的是多元的文化，而非一元的发展图式。而且，施宾格勒还认为，各种文化在价值上是等值的，无所谓高低优劣之分。他把以往的世界历史分为八种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
、伊斯兰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各种文化都是封闭的，自足的，带有强烈的独特性。下面这段话，可以视为施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集中表述：“每一个文化，各有其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性情，自己的生命、意志与感受，也有其自己的死亡。这其中真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有光有热。可惜，迄今竟无智者能看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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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新儒学批判
奥妙。这其中，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祇、风景，一如橡树与松树，一如花蕊、枝脉与叶子一样，茁壮而后老衰，只是没有老衰的‘人类’。
每一文化有其各自的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它兴起、成熟、腐败，而一去不复返。每一文化既有其各自的自我发展形式，所以世上并不只有一种雕塑、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动物学，而是有许多种。每一种的真纯之处、皆迥异于其他；每一种皆局限于其文化的持续期中，而且自给自足。“
①
可以看出，施宾格勒的历史观，既是相对主义的，又是宿命论的。在他看来，文化就是一个有机体，各有其生老兴衰的必然命运。而西方文化的未来之所以是悲观的，就因为它的“形式和寿命，皆有严格的限制与定义”。既然八种文化有七种已经死去或行将死去，那么西方文化也就在劫难逃。
他甚至预言，西方文化的死亡就是２２００年以后的事情。
这样一种文化理论对西方人的心灵振荡是巨大的。
然而，任何一个民族都不甘自行衰败，每一个人都不能没有精神上的依托。文化本来是人类的公器，可以互相交流。既然“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骄傲感不复存在，而且也无法从自己的文化里看到希望，这时的西方人也就自然地将目光转向非欧民族，尤其是中国，试图通过对异域文化的引进，以挽救西方文化之危机。
此种心态，我们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罗素来华的几次演讲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１９１８年底至１９２０年初，梁启超去欧洲各国考察。
当时的
①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２０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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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５
欧洲，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昔日的繁荣景象已被战火烧得满目凄凉，人们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不知何去何从，思想矛盾，精神混乱。对于西方人当时的精神状态，梁启超一口气举了十个“矛盾”。接着他写道，当时的西方人多么想依靠中国文化把他们从精神的苦恼里超拔出来。
“（这些矛盾）从两极端分头发展，愈发展得快，愈冲突得剧。消灭是消灭不了，调和是调和不来。种种怀疑，种种失望，都是如此。他们有句话，叫做‘世纪末’。这句话的意味，从狭义的解释，就像一年，将近除夕，大小帐务，逼着要清算，却是头绪纷繁，不知从何算起；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
“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
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
‘我说：’这个自然。
‘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
‘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
‘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
‘我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
①
在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罗素是一位极有影响且受人尊敬的思想家。这不仅在于他富有精思的哲理和华美的文笔，更
①《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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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新儒学批判
在于他首先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对整个人类的命运与前景给予着极大的关怀。
１９２０年，罗素来华讲学。尽管此时的中国国难频仍，但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方，境遇则好得多。两相比较之下，罗素对中国文化怀有特别的好感。不仅在中国的讲坛上，赞颂中国文化的优越，即便回国之后，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告诫西方人应如何尊重中国人和应该怎样从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吸取养料以补西方文化之缺。
在罗素看来，中国人是一个以道德立国的民族，爱好和平，协和人生。
他说：“中国人生来就有着友善和容忍的态度，对人有礼貌，也希望别人对他们有礼貌。
假如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他们只要自由，不要统治。“
①而且，罗素还认为，中国人虽有“懒”的毛病，但这毛病正是他们的可取之处。因为懒惰便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也就消弥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西方人却不同，整天在忙碌之中，结果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当然，在罗素的眼中，中国文化最精彩的部分是孔子的儒学。他认为孔子相比于同时代的世界上任何一位思想家都要伟大。
“从他的时代直到今天，中国文化史上都有他人格的烙印”。孔子以德立教，以行践德，既温文尔雅，又极有教化效果。生活在这种道德生活中的中国人，自然比生活在基督教传统里的西方人幸福得
①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见《罗素论中国文化》，第２０页，水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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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５
多。
①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一文的结尾处，罗素写道：“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我是去教书。但是每过一天，我在教学方面就想得更少，而在学习方面却想得更多。在许多长久住在中国的欧洲人中，我发现这种态度是通常的。但是在小住和谋利的欧洲人中，这种态度是很少的。……因为中国人不长于我们所重视的东西——勇武和工业。但是那些重视智慧和美丽的人，甚至单纯地享受人生的人，他们能够在中国找到智慧、美丽的人生乐趣，比起忙乱和纷扰的西方所能找到的要多得多。
他们会乐于住在一个重视那些东西的国家。
但愿我能希望中国，为了酬谢我们的科学知识，能给我们一点他们宽大的容忍和沉思的与恬静的心境。“
②
①罗素：《东方和西方有关幸福的理想》，见《罗素论中国文化》，第１－１０页。
②罗素：《东方和西方有关幸福的理想》，见《罗素论中国文化》，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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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新儒学批判
第三章 作为解救东方社会的第三条道路
世纪之交东方社会的三大思潮
近代世界历史的主流是资本主义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