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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为解救东方社会的第三条道路
世纪之交东方社会的三大思潮
近代世界历史的主流是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它从西欧封建社会的母体里诞生，一经诞生就无情地吞噬掉母体，并将其势力伸向世界各地，从而按照自己的面貌重新安排人类历史的秩序。关于这一世界历史运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曾作过十分精彩的描写。这些文字不仅将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世界历史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将以何种眼光看待近百年中国思想史上的有关文化定向问题的论争。虽然不能说对于这一世界历史运动，马克思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理解，但是作为思想大师，他的理解又是十分精到的。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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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５
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这样，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①
资产阶级兴起于西方，并由此而向全世界辐射开去。因之，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述的世界历史运动实质上也就是近代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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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新儒学批判
西方文明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的过程，亦可简称为西化的过程，或曰资本主义化过程。而且，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过程由“经济规律”
所决定，所体现的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对英国人在印度领土上的殖民统治，一方面给予道义上的谴责，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它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里，马克思写道：“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由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
①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呈现出不甚理想的一面。它撕破了传统社会人际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过去是政治权力和世袭身分决定一切，而现在是金钱决定一切。由于对金钱的追逐，社会竞争激烈，阶级分化激烈，并产生一大批与之对抗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有制性质，又决定着劳资双方很难有着共同的经济目的和利益。在当时，资本家只有靠剥削工人而发财，而工人阶级觉得，只有推翻资本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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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５
主义制度才可能最后获得解放。更重要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缺乏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常常发生“生产过剩的瘟疫”
，致以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正是在对上述现象的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的结论，从而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送进坟墓。
时至２０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回顾近几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或许能够得出与当年马克思不同的结论。马克思已经过世１１０多年，社会主义的尝试也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但事实上，资本主义非但没有寿终正寝，反而步子越来越稳，行进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当年马克思的预言所藉的两个主要根据，即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和无法缓和的劳资关系，似乎在本世纪都不曾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威胁。进入本世纪后半期以来，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不再出现，劳资关系亦不再像上一个世纪那样紧张。尽管资本主义世界许多文化人对他们的文化提出了这般那般的批评，但从总体上说，他们还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既优于传统的封建主义制度，又优于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是需要时间来评判的。对某一历史事物或某一社会思潮的评价，往往需要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行程之后方可看得清楚。近代资本主义的残酷性、野蛮性以及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弊端，就现在看来，只是它新生时期不可避免的磨难，而不是它行将就木的征兆。
事实上，作为一种新兴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在它刚刚起步的时候就一跤跌死的。
当然，此种认识是近百年世界历史给予我们的智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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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新儒学批判
就是说，在上一个世纪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清醒的认识。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端，尤其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意味的就是这种社会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殊不知，他们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起点当成了终点，把刚刚学步的孩童当成了垂年的老翁。
但不管怎么说，由于马克思学说的巨大影响，社会主义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后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
不仅西欧的无产阶级被唤醒，就连东方各国的劳苦大众也深深为这一主义所吸引。尤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变成了一种现实。这样，人类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两种主义两种制度的对峙。
耐人寻味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发端于西欧，其结果却没能在西欧各国付诸实践，反倒在贫穷落后的东方社会找到了它生长的土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这其中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历史道理和什么样的逻辑联系？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理论问题。只可惜至今为止，不仅资产阶级学者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就连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家们也没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似乎对社会主义实践这一新鲜事物，更多的是情绪性的评价，或则诋毁，或则歌唱，很少有人从人类思想史上作过认真的理性的反思。
也就是说，兴起于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虽然在东方社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却未能被这里所有人所接受。尤其在社会上层，抵触的情绪更为强烈。因为从马克思所设计的蓝图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同样是反传统的。
它既反资本主义的文明传统，也反封建主义的文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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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６
换言之，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东方社会的文明传统面临着两种力量的挑战，一是资本主义，二是社会主义。而在许多固执于传统的东方人看来，这两种力量都是异己的，都是洪水猛兽。而且，这两种力量的介入，皆借助于血与火的方式。资本主义通过殖民统治，用武力推进其文明在东方世界的传播。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构不成民族冲突，但同样是借助于暴力的，用革命的方式否定既有的社会秩序。由于民族情绪和阶级冲突的双重忧虑，致以许多东方的文化人既反对资本主义的传入，又反对社会主义的传播。
在他们的眼里，前者为“西化”
，后者为“俄化”
，其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对传统文化的进犯。
这样，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东方社会实际上是三种社会思潮处于鼎足的局面，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守护传统的东方文化主义，港台学者常常称之为自为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
就当时的情势论，前两种思潮无疑处于优势。
因为资本主义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处在世界历史的浪尖上，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而社会主义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为农民阶级所拥护。但另一方面，东方各国大多富有比较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传统是人人须臾不可离弃的。
因之，如何利用传统从而达到抵御其他两种思潮的目的，便成了保守主义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显然，原模原样地恢复传统已不可能，因为通过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文化的许多弊端暴露无遗。如果无视其他两种文明而一味地固守传统文化的那一套，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对于他们来说，明智的是：既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或部分接纳西方文明，同时又保证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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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新儒学批判
化为未来文化的主体地位。印度泰戈尔的东方文化主义和中国的东方文化派及后来的新儒学就是产生于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的。
泰戈尔的东方文化主义
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泰戈尔“对印度精神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接踵而起的几代人的影响是惊人的”
，“在帮助将东方和西方的观念融合一致的工作中，他所作的比任何其他的印度人都多，他并且扩大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基础”。
①
泰戈尔是印度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１８６１年出生于加尔各答一个正统的婆罗门教家庭。
从很小的时候起，由于受父亲的影响，泰戈尔就养成了独立思考不随俗流的人生风格。他热爱自然，热爱同胞，热爱自己的民族。虽然他接受过西方文化的薰陶，但泰戈尔终生所想的，是如何使印度人民从西方文明的桎梏中解救出来，走民族文化的自强之路。
三十多岁的时候，他投身于民族自治运动，作演讲，组织游行，抒写爱国主义歌曲，还倡导举行一种民族主义象征的“拉希班德汉”
的仪式。
他号召发展民族工业，重视乡村建设，用唤醒农民的办法实现民族自治。
在２０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尚处在发展的初期，泰戈尔民族自治理想由于期望太高不免破灭。此
①尼赫鲁：《印度的发现》，第４４６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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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６
后不久，他旅居英美，目睹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深感到人类未来的前景不佳。这时候，他不再是一位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者，而是一位世界性的思想家，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看到西方文明的不祥之兆，他心情十分苦闷，在诗中写道：“那来的是毁灭者吗？因为汹涌的泪海掀起了痛B苦的狂涛，深红色的云朵在飓风中乱窜，忍受着闪电的鞭B挞，狂者雷霆般的笑声响彻了天际，生命就坐在为死神所充B满的车辆里。”
很显然，泰戈尔所批评的是尼采哲学及其给西方社会所带来的负面现象。正是在对西方文明的彻底失望之后，泰戈尔将目光完全转到了东方，希望东方文明在未来世界充当救世主的角色。
这就是他的诗句所表述的：“当我站在路旁时，我的主嘱咐我歌唱失败之歌，因为那正是他暗中追求的新娘。”
①
如同２０世纪初中国的文人们一样，泰戈尔的东方文化主义主张，也是从东西方文化特质和心物关系的比较开始的。
他认为西方人追求的是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东方人所企求的是精神文明的完善。因之，他在科学与人生之间，虽然注重前者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但两相比较，人生的意义远比科学为重要。在他看来，科学带给人类的只是物欲的满足，不足以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而人之为人，首先要护定的就是精神。精神无处安置，科学再发展也无法给人类带来福音。所以，泰戈尔在大量的文学作品里，歌颂自然之美、爱情之美
①转引自Ｓ。
Ｃ圣笈多：《泰戈尔评传》，第２４页，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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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新儒学批判
乃至信仰之美。
本世纪２０年代，泰戈尔周游西方各国，广泛接触当时世界上许多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并将其东方文化主义的主张带到全世界，试图用东方人的智慧开启盲目追求科学和寻求物欲刺激的西方人，以挽救处于危机中的西方文明。据胡愈之先生《台莪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一文报导，１９２１年左右，泰戈尔去瑞士、德意志等地游历讲演，“到处都受盛大欢迎，听讲的人盈千累万”
；“这位宽衣博袖岸然道貌的印度哲人，降临于中欧兵劫以后的瓦砾场，使一群丧乱流离惊魂未定的众生，得领略东方恬静和平的福音，以减杀其生命的悲哀”。
①演讲时，泰戈尔反复强调西方文化的衰颓与没落，惟有输入东方文化，才可以挽回过来。他认为，西方文化的危机并非是偶发的，而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它起始于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是“发展于城墙之中的”
，所以一切欧洲的文化，“都是生长于砖石和坚壁所造的摇床之内”。这种文化的特点便是“分裂而征服之”和“占有的权力”
，致以西方人世世代代战火不息，竞争不已，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始终处在对立抗衡之中。而东方文化（在泰戈尔看来，主要是印度文化）则不同。在这里，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一体，既无人际磨擦，又无天人对峙，体现了人类最高的智慧和人格人性的圆满。
最值得重视的是，泰戈尔在世界各地的演讲，对东西文
①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３８０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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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６
化的基本界说，很像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派人物《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文化理论，把东方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
，西方文明为“动的文明”。
１９２０年，游历美国的泰戈尔在纽约同我国冯友兰先生就东西文化比较的一席话，充分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文化观。
泰戈尔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异，而是“种类的差异”
，“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东方的人生目的是‘实现’（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西方讲活动进步，而其无一定目的，所以活动渐渐失其均衡。现只讲增加富力，各事但求‘量’之增进，所以各国自私自利，互相冲突“。
①在泰戈尔看来，动静不能偏废，有静无动，则成为惰性；有动无静，则如建楼阁于沙滩。所以，“现在东方所能济西方的是‘智慧’（Ｗｉｓｄｏｍ）
，西方所能济东方的是‘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９２４年春夏，泰戈尔来华，在徐志摩等人陪同下，先后到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和武汉等地游历，作了三十多场公开演讲和小型的集会谈话或答记者问，将他的东方文化主义主张系统地输给中国人，态度之鲜明，措词之恳切，远甚于在西方各国的演讲。
４月１２日，刚一抵达上海，泰戈尔就申明他的来华目的是帮助中国人如何觉悟过来抵制西方文化。他对中国新闻社记者说：
①冯友兰：《与印度泰戈尔谈话》，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