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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雇了一个佣人照顾房子。他象家人一样的同我们住在一起，孩子们也常常帮助他工作。市政厅的清道夫负责倾倒粪便，但是厕所是由我们自己打扫的，从来不叫佣人、或指望佣人去打扫。这对孩子们是一种很好的锻炼。结果我的孩子没有一个看不起清道夫的工作，对一般清洁卫生自然是比较注意的。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家里很少有人害病，偶而有之，也总是由孩子们自愿担任看护。我并不是说我对他们的文字教育漠不关心，不过我丝毫也不犹豫牺牲这种教育。所以我的孩子们多少有些理由埋怨我。事实上他们有时也不隐藏这种不满，而我多少也得承认有缺点。给他们文字教育的愿望是有的，我甚至于想亲自给他们上课，但是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耽误下来。由于我没有为他们安排家庭教师，我每天都带着他们徒步往来于事务所——大概要走五英里路的样子。这给他们和我很好的运动。如果没有别的什么牵挂，我便利用路上谈话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教育。除了大儿子哈里拉尔住在印度之外，我所有的孩子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办法带大的。只要我天天至少抽出一小时对他们进行严格而有规律的文字教育，我想一定会给他们一种理想的教育。然而我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文字训练，这一直是他们和我同感遗憾的事情。大儿子常常私下对我表示不满，有时甚至在报上公开表示；其他几个则认为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失败而对我慷慨地加以宽恕。我倒不是为这件事感到悲痛，但是多少有点遗憾的，是自己并没有成为理想的父亲。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文字教育是由于我真诚地、也许是错误地相信是为侨团的服务而牺牲的。我非常清楚为了形成他们的品格，我并没有忽略一切必要的教育。我相信适当地提供这方面的教育，是做父母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虽然作了这些努力，但是每当我的儿子发现有什么欠缺的时候，我确信，他们所反映的并不是由于我对他们的照顾不周，而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双方的缺点。
孩子们不但继承父母的肉体上的特征，而且还继承他们的气质。环境固然很重要，但是小孩子开始生活的原始本钱却是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我也看见过许多孩子成功地克服了不良遗传的影响，那是由于他们所继承的是纯洁的灵魂。
波拉克和我常常因为应当不应当给孩子们英文教育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我一直认为作为印度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的孩子用英语思想和谈话，那就等于背叛了他们的孩子和国家。他们剥夺了孩子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出于这些想法，我便决定日常都用古遮拉特话同孩子们交谈。波拉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是在糟蹋他们的前途。他始终认定，如果孩子们从小就学象英文这样一种普遍通用的语文，他们将来在生活的竞争中就会比别人占到很多便宜。他这种见解并没有说服我。现在我已不记得是我的正确态度说服了他呢，还是因为我太顽固而使他作罢。这件事大概发生在二十年以前，而我的信念却随着经验而加深了。我的几个儿子虽然因为缺少充分的文字教育而吃亏，他们自然而然地获得的本族语言的知识对于自己和国家却有好处，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至于象外国人那样感觉陌生了。他们很自然地会了两国语文，用英文讲话和写作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日常同广大的英国朋友有所往来，而且他们住在一个主要是讲英语的国家里。
第二十四章 朱鲁人的“叛乱”
我虽然自以为已经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了，我却没有过过定居的生活。我刚刚感觉自己可以安安静静地喘一口气了，却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报纸上发表了朱鲁人在纳塔耳“叛乱”的消息。我对于朱鲁人没有冤仇，他们没有伤害过印度人。我对于“叛乱”本身是有怀疑的。但是那时我相信不列颠帝国是为世界的福利而存在的。一种真诚的忠心甚至不让我对帝国有恶意的想法。因此这次“叛乱”的是非似乎不致影响我的决定。纳塔耳有一个自卫义勇队，它还在招募新人。报上说这支队伍已被动员去平息“叛乱”。
因为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关系，我把自己当作是纳塔耳的一个公民。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省督，表示如有必要，我准备成立一个印度救护队。他立即回信接受这个献议。
我没有料到他这么快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幸亏我在没有写信以前，就把一切必要的安排都准备停当了。我早就决定，如果我的建议被接受，我就把约翰内斯堡的家拆散，波拉克打算住一个较小的房子，而我的妻子则到凤凰村去安顿下来。这个决定她是完全赞同的。我不记得象这样的事情，她有哪一次曾妨碍过我的意图。所以省督的回信一来，我便给房东一个正常的通知，要求一个月内退租，有些东西送到凤凰村，还有一些东西留给波拉克。
然后我便到杜尔班去征求队员。我们不需要大队人马，一共只有二十四人，除我以外，还有四个古遮拉特人，其余的都是南印度满期的契约工人，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巴丹人①。
①巴丹人（pathan）是印巴分治以前毗邻阿富汗的部落民族，事实上是阿富汗的一个民族。
为了给我一个职位和便于工作，而且也根据当时的习惯，医务长给了我一个上士的临时军衔，并由我遴选三个中士和一个下士。我们还从政府方面领到了制服。我们的救护队积极工作了差不多六个星期。我一到“叛乱”地点，便晓得那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叛乱”的事情，也看不见有什么抵抗。这一场骚动之所以过甚其词地被称为叛乱，是因为有一个朱鲁首领劝人不要缴纳一种向朱鲁人征收的新税，而且杀害了一个前往收税的军士。总之我是同情朱鲁人的，因此到了司令部以后，听说我们主要的工作是看护受伤的朱鲁人，心里便高兴了。主任医官出来欢迎我们。他说白种人不愿意为受伤的朱鲁人当看护，因此他们的伤口便溃烂起来，使他束手无策。他以为那些无辜的人，得到我们的看护，真是如天之福，所以他便把绷带和消毒药水等全都交给我们，把我们带到临时医院去。朱鲁人看见我们很高兴。那些白种人士兵常常站在栏杆那边望着我们，想叫我们不替朱鲁人包扎伤口。因为我们不理会他们，他们便激怒起来，破口辱骂朱鲁人。
后来我逐渐和这些士兵接近，他们也就不再干预了。在这些士兵的指挥官之中，有史巴克斯上校和威礼上校，他们在1896年的时候曾经激烈地反对过我。他们对我的态度感到惊讶，特别来看我并向我道谢。他们把我介绍给马赓志将军。读者千万别误会他们是职业军人。威礼上校是杜尔班一个有名的律师。史巴克斯上校是杜尔班一个有名的屠宰店的老板。马赓志将军则是纳塔耳一个知名的农场主。这几位绅士都是志愿军，因此得到军事训练和经验。
我们所照料的受伤者并不是在战场上受伤的。有一部分人是被当作嫌疑犯抓过来的。这位将军判决他们鞭笞，所以他们便受了重伤。这些人的伤口因为没有人照料，便溃烂起来。其他的都是一些友善的朱鲁人，他们虽然领到一种证章以示区别于“敌人”，但士兵们还是弄错了，开枪打伤了他们。
除了这一项工作以外，我还要给白种人士兵配药，并分发给他们。这对我来说倒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我早先在布斯医师的小医院里受过一年的训练。这一项工作使我同许多欧洲人有密切的接触。
我们附属于一支快速队伍。这支队伍所得到的命令是：哪里有危险，便开到哪里去。它大部分是由骑兵组成的。我们的营地一移动，我们便得抬着担架徒步随军而行。有两三次我们一天要赶四十英里的路程。但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我总是感谢上帝，使我们有很好的工作去做。那些友善而误伤的朱鲁人，我们要用担架抬着行军，并照料他们，给他们当看护。
第二十五章 心的追寻
这次朱鲁人的“叛乱”充满了新的经验，给了我很多进行思考的食粮。波耳战争不象这次“叛乱”这样生动地使我感到战争的恐怖。这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对人的狩猎。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同很多英国人谈过，他们也有同样的看法。每天早上听见士兵们的来福枪声象鞭炮般在无辜的村庄中乱打，要置身其间，确是一种考验。然而这一口苦酒我是咽下了，特别因为我这个救护队的工作只是给受伤的朱鲁人当看护。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朱鲁人便没有人照顾，因此我的良心倒得到安慰。
然而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叫人不得不加以思考。这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几个简单的所谓“未开化的”朱鲁人的村落散处在遥远的山岭和夹谷之间；通过这种森严寂静的境地，不管身边是否带着受伤的人，常常使我陷于深沉的思想中。
我想到“节欲”及其蕴含的意义，而我的信念便根深蒂固起来。我跟同事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它是自我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我却清楚地懂得，凡是想以全副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少不了它。我觉得我将来从事这种服务的机会一定更多，如果我还是纵情家室之乐和养儿育女，我对工作便不能胜任愉快。
总之，我不能同时享受灵与肉的生活。就以当前的情况来说，假如我的妻子正在怀孕，我就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如果不遵循“节欲”的生活，为家庭服务和为社会服务便不能没有冲突。如果过着“节欲”的生活，那么两者就能完全获得一致了。
这么一想，我便有些急于想立下最后的誓言。这个决心给我一定的鼓舞。同时想象力也得到了施展的机会，使我看见前途有无限的服务的远景。
正当我这样从事紧张的体力和脑力工作时，有消息说镇压“叛乱”的工作差不多快完了，我们不久就可以解散了。过了一两天，我们果然解散了，不到几天工夫，我们全都回到了家里。
不久我接到了省督的一封信，特别为救护队的工作表示感谢。
我一回到凤凰村，便迫不及待地同恰干拉尔、摩干拉尔、韦斯特和其他几位讨论“节欲”问题。他们赞成我的意见，并且认为立誓是必要的，但他们也提出了困难。其中有几个人勇敢地实行了，据我所知，有的已经成功了。
我自己也纵身跳到里边去——立下终身实行“节欲”的誓言。我必须承认我当时还不晓得这件事的关系那么重大。时至今日我还依稀记得当时所遇到的许多困难。这个誓言的重要性是逐渐明确起来的。我认为，不实行“节欲”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和禽兽一样。野兽生性不知自制；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他有自制的能力。从前我认为宗教经籍中对于“节欲”的赞美是太夸张了，现在一天天看得更清楚了，觉得那些赞美是绝对正当而且是根据经验的。
我知道“节欲”虽然充满着奇异的力量，却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一件只限于肉体方面的事。“节欲”始于肉体的自制，但不止于此。到了完善的境地，它甚至不许有不纯的思想。一个真正的“节欲者”，甚至口腹之欲也不敢放纵。一个人在达到这种境地以前，必须作更多更大的努力。
对我来说，就是实行肉体上的“节欲”也是充满着困难的。今天我可以说我已经有了相当的把握，但我还没有达到思想上的完全的自主，而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意志薄弱或不够努力，但是那些不正当的思想究竟从何而来，向我作突然的袭击，却仍然是我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人们是掌握着锁闭不正当思想的钥匙的，但这一把钥匙要每一个人自己去找。圣者和贤哲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但他们并未给我们留下普遍适用的单方。因为完美无误只能来自上帝的恩惠，所以追求上帝的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如《罗摩衍那》等，都以吉祥和纯洁著称。我们如不能无限制地依赖上帝的恩典，完全控制思想是不可能的。这是每一本宗教典籍都有的教训，我在追求完美的“节欲”的时候，每一分钟都感觉到这个教训的真实。
不过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进行的斗争的历史，以后几章还要谈到。我想说明我怎样完成这个目的来结束这一章。最初由于一时的热情，我觉得做起来倒很容易。我的头一个办法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和妻子分床，或者和她分室。
可见我从1900年就随意实行的“节欲”，直到1906年六七月间才以誓言巩固下来。
第二十六章 非暴力抵抗运动的诞生
这时候在约翰内斯堡所发生的事情，都好象在使我这种自洁的功夫成为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初步工作。我现在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所有因为“节欲”的誓约而达到极顶的重要事件，都在暗地里替这个运动作着准备。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则，是在这个运动的名称还没有发明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实在说，当这名称诞生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古遮拉特文中，我也用过英文的“消极抵抗”这几个字来描述它。有一次我在欧洲人的一个集会上发觉“消极抵抗”这个词句的含义太狭隘了，我还发觉它被当作是弱者的武器，其特点是仇恨，最后不可以成为暴力。因此我不得不反对这些解释，而说明印度人这个运动的真正性质。显然，印度人必须创造一个新字来表示这个斗争。
我绞尽了脑汁，还是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名称来，因此我便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读者的高明意见。结果摩干拉尔。甘地提供了“萨达格拉哈”（“萨特”意即真理，“阿格拉哈”意即实力）这个字得了奖。但是为了弄得更清楚，我把这个字改为“萨提亚格拉哈”，从此便成为古遮拉特文中表明这个斗争的通称。
这个斗争的历史，实际上是我在南非生活的历史，特别是我在那里体验真理的历史。我在耶罗佛达狱中写了这部历史的一大部分，出狱以后才全部写完。它最先发表于《新生活》，后来才印成单行本。华尔济。戈温吉。德赛先生曾为《思潮》译成英文，不过我现在正在安排尽早出版一部英译本，以便人们易于熟悉我在南非的最重要的实验。对于那些还没有读过我那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的人，我愿意介绍他们读一读。这里我不想重复那本书的内容大意，但是以下几章我要谈一谈该书所没有谈到的我在南非的几件个人遭遇。这以后，我将立即给读者提供一些我在印度体验真理的情况。因此想要按照严格的编年史体裁来看待这些体验的读者，现在就可以好好地抓住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历史了。
第二十七章 饮食方法的更多的体验
我急于要在思想和言行上实行“节欲”，我也同样热望于把大部分的时间贡献给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斗争，并以培养纯洁的气质来使自己适应这种做法。因此就饮食问题来说，我又作了更多的改变以便对自己加以更大的节制。从前的一些改变，动机大多数是出于议究卫生，可是这一回新的实验却是着眼于宗教观点。
现在绝食和节制饮食在我的生活中起了更大的作用。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情欲是和食欲形影相随的。我的情形就是这样。为了控制情欲和食欲，我遇到过不少困难，就是现在我还不敢说我已经完全把它们克服了。我自以为是一个能吃能喝的人。在那种情况下，朋友们认为我应该克制的东西，我却没有感觉到。如果我的克制能力达不到现有的程度，我就降低到让野兽还不如的地步，自己也就老早完蛋了。然而，正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我才能以更大的努力克服它们，正是由于这些努力，这些年来我才能够振作起来工作。
因为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而且意外地和气味相投的人交上了朋友，我开始纯粹以水果充饥，或者是在”叶卡达希”日绝食，“建摩斯达密”①和其他类似的节日也绝食。
①建摩斯达密（Janmashtami），这是印度教神话中黑天的生日，在七、八月间的下半月，虔诚的印度教徒到了这一天便绝食纪念。
开始的时候，我吃的是水果，但是从节制的观点来说，水果和谷物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我发现如果以同样的嗜好对待这两种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