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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案子是我最好的一个当事人交给我办的，这真正是一次严厉的考验。这件案子牵涉到一笔极复杂的账目，而且拖了很久。有几个法院受理过这件案子的一部分。最后由法院将有账目的部分交给几个有资格的会计师去仲裁。结果对我的当事人是完全有利的，但是仲裁人在计算时不小心出了一个差错，数目虽然很小，案情却很严重，因为他们把借方误列为贷方了。对方因为别的原因反对这个仲裁。我当时是当事人的助理律师。当主事律师发现这个差错时，他认为我们的当事人不应当承认这个差错。他的意见显然是：做律师的当然不能承认任何违反当事人利益的事情。我却说我们应当承认这个错误。
但是主事律师反驳说：“如果这样做，法院很可能取消整个仲裁，这是任何稳健的律师所不愿意干的。无论如何我是不极易冒这种危险的。如果这个案子还得送上去再开一次庭，我们的当事人究竟要花多少钱，最后的结果究竟是什么，那就说不定了！”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当事人也在场。
我说：“我觉得我们的当事人和我们双方应当冒这个险。仅仅因为我们不承认错误而指望法院支持一个错误的仲裁是靠得住的吗？如果由于我们承认了致使当事人吃亏，那又有什么坏处呢？”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承认这个错误呢？”主事律师说道。
“我们凭什么可以肯定法院里找不出差错，或者我们的对手就发现不了呢？”我说道。
“那么，你愿意辩论这件案了吗？我可不打算按你的说法同人家争论。”主事律师以决定的口气答道。
我谦虚地回答道：“如果你不愿意申辩，那么我就来干，只要我们的当事人同意这样做。如果错误不改正过来，我在这个案子里就没有什么好办的了。”
我说这话时，一面看着我的当事人。他有些为难了。这件案子我从头就参与了的，当事人完全相信我，而且对我有充分的了解。他说：“那么好吧，你就去申辩这件案子，把差错改正了吧。失败就失败，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上帝是保护正当的。”
我感到高兴。我所指望于他的，不过如此而已。主事律师又警告我，怜悯我的固执，但是还是同样向我祝贺。
第四十五章 狡诈行为？
我并不怀疑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我却非常怀疑我对这件案子是否能处理得十分恰当。我觉得要在高等法院辩论这么棘手的案子是一种极为冒险的行为，而当我在陪审员的面前出现的时候，我都害怕得发抖了。
我一提到账目中的差错，便有一个法官说道：
“这不是狡诈吗，甘地先生？”
我听到这种诬蔑，心里便发火。无缘无故地指责人家不老实，实在是不能容忍的。［·］
“从开头就遇到了这么一个有成见的法官，这件棘手的案子成功希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我自言自语道。但是我已理好了我的思路，于是回答他说：
“阁下还没有听我讲完就怀疑人有狡诈行为实在使人惊异。”
“不是指责的问题，”那个法官说道：“这只是一种设想。”
“这种设想在我看来不啻是一种指责。我请求阁下听完我的话，然后若有根据再来指控我。”
“我打断了你的话，实在对不起”那个法官答道：“请你继续说明差错的原因吧。”
我有足够的材料支持我的说明。由于这位法官提出了这个问题，使我能够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法院注意我的辩论。我感觉大大得到了鼓舞，于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法院细心听取了我的发言，使我有可能说服那些法官相信账目的差错是完全出于疏忽。因此他们并不觉得需要取消花了很大力量才做出来的整个裁决。
对方的律师相信这个错误纠正以后并不需要进行多少辩论，似乎因此感觉安心。然而法官们继续盘诘他，因为他们相信这个错误是很容易核对出来的。那位律师极力攻击这个裁决，但是那个最初有怀疑的法官现在肯定地站到我这一边来了。
“如果甘地先生不纠正这个错处，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他问道。
“要我们再找一个比我们所指定的这个会计专家更有能力和更公正是不可能的。”
“本法院必须假定你对自己所处理的案子最清楚。如果你不能指出任何会计专家都不可能避免这种疏忽的理由，本法院只好强迫双方重新进行诉讼，为一个显然的错误再花一些钱。如果这样一个错误能够加以改正，我们就用不着下令再听双方的申诉了。”法官继续说道。
那位律师的意见就这样被撇开了。法院究竟肯定了那个纠正了错误以后的裁决，还是下令仲裁人进行复查，我已记不住了。
我很高兴，我的当事人和主事律师也同样高兴。我因此坚定了我的信念：对真理不加执拗就不可能当律师。
然而，请读者记住：就在职务的实践中保持诚实，也挽救不了实践中的根本性的错误。
第四十六章 当事人变成同事
在纳塔耳当律师和在德兰士瓦当律师不同：在纳塔耳有一种一身兼二任的律师，只要取得了辩护士的头衔，同时也可以当状师：而德兰士瓦的情形就和孟买一样，辩护士和状师的范围是有区别的。作为一个律师，他有权选择充当辩护士或状师。所以我在纳塔耳的时候，已经取得了辩护士的资格，到了德兰士瓦，又得申请当状师。因为作为一个辩护士，我不能和印度人进行直接的联系，而南非的白种人状师是不会找到我头上来的。
不过就是在德兰士瓦，状师也可以出庭县法院。有一次，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县法院里受理一宗案子，发现我的当事人欺骗了我。我看他在证人席中完全站不住脚，所以未经任何辩论我便要求县长取消这个案子。对方的律师觉得惊奇，而县长却很高兴。我指责当事人叫我受理一件虚假的案子。他知道我从来就不受理虚妄的案子，当我把这事情向他说明以后，他承认了他的错误，而且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请县长作了不利于他的判决，他并没有对我生气。我在这件案子中的行为事实上并没有使我的业务恶化，倒反使我的工作更加顺利了。我还看到我对于真理的忠诚提高了我在同行中的声誉，而且尽管由于肤色歧视的阻力，在某些案子里我甚至还赢得了他们的厚爱。
我当律师的时候，还有一种习惯：凡是我所不懂的，我从不隐瞒我的当事人或同事。每当我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便劝我的当事人去另请高明；如果他一定要找我，我便要求他让我去请教别的大律师。这种坦率的态度赢得了无限的好感和当事人的信任。如果必须找大律师商量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承担费用。这种好感和信任对我的公众工作大有帮助。
我在前面几章已经表明，我在南非当律师的目的是为了给侨团服务。即使如此，争取人们的信任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心地开阔的印度人很善于从事挣钱的职业，可是当我劝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去尝一尝坐牢的滋味时，许多人欣然接受，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懂得这样做是正确的，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好感。
当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的心里涌现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成千的当事人变成了公众工作中的朋友和真诚的同事，他们的配合竟使本来是充满了艰难困苦和危险的生活转变成美好的生活了。
第四十七章 一个当事人如何得救
读者现在对巴希。罗斯敦济的名字该很熟悉了吧。他就是一个来找我打官司而立刻成为我的同事的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先成为我的同事，然后才成为我的当事人。我得到他的信任达到这么一种程度，就连私人的家务事他也找我商量并听从我的意见。甚至他在害病的时候，也要找我帮忙，我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土法医疗。
有一次这个朋友陷入一种很不好的境地。他虽然把他大部分的事情都告诉我，却竭力隐瞒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大进口商，常常从孟买和加尔各答办进口货，有时不免搞点走私的勾当。但因为他和海关官员的关系很好，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由于对他的信任，他们往往凭货单收税。有的也许是默许走私的。
古递拉特诗人阿科有一句话说得好，小偷象水银一样难于就范，巴希。罗斯敦济的情况也不例外。这位好朋友有一天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泪流满面地对我说：“老兄，我瞒了你。我的罪过今天被发现了。我走私了，现在完了。我一定会坐牢，一切全完了。只有你一个人说不定还可以把我从这个绝境里拯救出来。我什么也没有瞒过你，但是我以为我不应当拿这种做生意的手法烦扰你，所以走私的事，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可是现在，我多么后悔！”
我安慰他说：“能不能救你完全是上帝的事情。至于我，你是了解的。我只能用坦白认错的办法来救你。”
这位善良的波希人深深地感到绝望了。
“难道我在你跟前认错还不够吗？”他问道。
“你是对政府而不是对我犯了错误，你向我认错有什么用呢？”我温和地答道。
“当然我一定遵命行事，但是你看要不要找我的老法律顾问××先生商量一下？他也是一个朋友。”巴希。罗斯敦济说道。
经过调查以后，才知道走私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这次被发现的，钱数很小。我们去找他的法律顾问，他看过文件以后说道：“这件案子应由陪审员审判，而一个纳塔耳陪审员是不会轻轻放过印度人的。不过我决不绝望。”
我和这个律师不怎么熟悉，巴希。罗斯敦济插口说：“谢谢你，这件案子我想请甘地先生帮忙，因为我们彼此很熟。当然，需要的时候，还得请你给他指点指点。”
这么堵住了法律顾问的问题以后，我们便到巴希。罗斯敦济的店里去。
这时我对他说明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个案子根本不必要弄到法院里去。控诉你或者是不了了之完全要看海关官员的态度，而他又得听检察长的指示，我打算两个人都去找一找。我建议你缴付他们所规定的罚款，或许他们会同意。但是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那你就得准备坐牢。我认为丢脸的不是坐牢而是犯法，丢人的事已经做了。你应当把坐牢当作是一种忏悔，而真正的忏悔则在于不再重犯错误。”
我不敢说巴希。罗斯敦济完全接受我的意见。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他当时勇气不足。他的名望处在危险中，而且如果他费尽心血所构筑起来的高楼大厦一旦摧毁，那他又将如何是好呢？
“好吧，”他说道：“我已经答应过你，我完全听你处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为了这件案子，我费尽唇舌。我去找海关官员，把整个事情无所畏惧地告诉了他。我还答应他把所有的账目都交他审查，并告诉他巴希。罗斯敦济感到多么懊悔。
那个海关官员说道：“我喜欢这个老波希。他自己干了这么一件傻事，我也难过。你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必须遵照检察长的指示，所以我劝你去竭力说服他。”
“如果你不坚持把他拖上法庭，”我说道：“那我就感谢你了。”
他答应了以后，我便写信给检察长并且去看他。我很高兴地说，他很欣赏我的毫无保留的坦率，并且相信我没有隐瞒什么。
现在我已记不起来是因为这个案件还是由于别的事情，我的坚持和坦率得到了他这样的评语：“我看你永远不会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
巴希。罗斯敦济的案子就这样调解解决了。他得交出两倍于他所承认的走私款项的罚款。罗斯敦济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装在一个镜框里挂在他的办公室，借以经常引起他的后代和同行的警惕。
罗斯敦济有几个朋友警告我，要我别上他的当，说他的这种悔悟是靠不住的。当我把这种警告告诉罗斯敦济的时候，他说：“如果我骗你，我还有什么前途呢？”
第一章 初次体验
我还没有回到国内，从凤凰村起程的那一帮人已经先到了。照预定的计划，我应该在他们之前回到印度，但是因为我在英国忙于有关战争的工作，原来的打算全部推翻了。当我发现我将无限期地阻于英国以后，我面临的问题是要找个地方安顿凤凰村这一帮人。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叫他们在印度也住在一起，仍然过他们在凤凰村的生活。我不晓得有什么书院值得介绍他们去住，因此电告他们去找安德禄先生，并按他的意见办事。
于是他们先在康格立的古鲁库尔安顿下来，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看待。后来他们又搬到圣提尼克坦书院①，在那里诗人和他的同人都以同样的爱对待他们。他们在这两个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对他们和我都有很大的帮助。
①圣提尼克坦《Shantiniketan），意即和平村，在加尔各答以北一百英里的地方，诗人即指泰戈尔。那里的书院后来被泰戈尔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
我常常对安德禄说，诗人、史罗昙纳吉和苏希尔。鲁德罗院长，就是三位一体。在南非的时候，安德禄常常谈起他们，娓娓不倦。我在南非许多甜美的回忆中，安德禄先生关于这伟大的三位一体日以继夜的谈论，可算是最甜蜜最生动的。安德禄先生当然就把凤凰村来的这一帮人也介绍给苏希尔。鲁德罗了。鲁德罗院长并没有书院，但是他有一个家，他把这个家完全交给凤凰村的人去使用。他们到后不到一天，他的人便使他们完全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一点也不觉得离开了凤凰村而有所失。
我只是在孟买上岸以后，才知道凤凰村的人已到了圣提尼克坦。所以我会见了戈克利以后，便赶忙去看他们。
我在孟买所受到的欢迎，给了我一次提供称得上是小小的非暴力抵抗的机会。
那次的欢迎会是在杰罕济。贝迪特先生的地方举行的，我在会上不敢用古递拉特语讲话。我是一个在契约工人中生活惯了的人，一到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式的地方，更感到自己是一个十足的乡下老。我穿着一件卡提亚华外衣，戴着头巾，扎着“拖地”，看起来多少比今天的样子还要文明一些①，但是贝迪特先生的大厅那种豪华壮观，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费罗泽夏爵士在那里庇护着我，我才勉强应付过去。
①甘地后来习惯于赤裸上身，穿着“拖地”，踩着木屐；天冷的时候，则在上身披一件大围巾。
后来又有一次古递拉特人的欢迎会，是由已故乌昙拉尔。特立维第组织的，因为不搞一次欢迎会，古递拉特人轻易不放我走。我先了解了欢迎会的节目。真纳先生①也参加了，因为他也是一个古递拉特人，不过我已记不清他是那次欢迎会的主席还是主要讲话的人。他用英文发表了一个简短而美妙的演说。就我所记得的，其他的人大部分也是用英文发言的。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用古递拉特话表示我的谢意，说明我对古递拉特话和印度斯坦语的偏爱，并且谦虚地提出不该在一个古递拉特人的集会上用英语讲话。我这样做，并不是毫无考虑的，因为我也担心象我这么一个久离祖国的没有经验的人居然对已成定例的做法提出抗辩，会被认为是失礼的。然而似乎没有人误会我坚持用古递拉特话致答词。事实上，我很高兴，大家似乎都同情我的抗辩。
①真纳（Jinnah，1876—1948年）原是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脱党参加全印度穆斯林联盟，1940年以后极力主张成立巴基斯坦，脱离印度另建国家。1947年印巴分治后成为巴基斯坦总督，被称为巴基斯坦国父。
这次集会就这么促使我认为我在同胞们跟前提出一些新奇的主意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我在孟买住的时间很短，但却充满了这一类的基本体验，后来我便应召到浦那去见戈克利了。
第二章 在浦那会见戈克利
我一到孟买，戈克利便通知我说，省督想见一见我，并说照规矩我最好在赴浦那以前就先去看看他。我照他的意见拜会了省督阁下。寒暄以后，他说道：“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步骤时，都到这里来见见我。”
我回答说：“我很容易答应你，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要了解对方的意见，并设法尽可能同他取得协议。我在南非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要这么做。”
威灵顿勋爵向我道谢，并说道：“你什么时候来见我都可以，你会明白我的政府是不愿意做什么错事的。”
我回答说：“正是这种信仰才能使我支持下去。”
我见他以后，便到浦那去。我不能把我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内所有值得回忆的事情都记述下来。戈克利和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热情横溢地欢迎我。我记得他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欢迎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