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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是，组织手纺土布的生产，并设法推销这种产品。所以我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土布的生产上。我所以提倡这种形式的经济自主，就在于通过它，可以为印度半饥饿的、半失业的妇女找到工作。我的用意是要叫这些妇女去纺纱，并且用这种棉纱来织布给印度的人民穿。我不知道这个运动能有多大成就，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头。不过我有充分的信心。无论如何，它总不会有坏处。相反的，那怕它的产量是多么微小，对于国内布匹的生产总有一些帮助，这也算是一种切实的收获。因此你可以看到，我所提倡的运动，绝没有你刚才所说的那些坏处。”
他答道：“如果你组织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在于增加生产，我并不加以反对，至于纺车在这个动力机器的时代能起多大作用，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我个人谨祝你成功。”
第四十二章 土布运动的兴起
我不想在这里用更多的篇幅进一步描述土布运动进展的情况了。要把我的活动引起了群众注意以后的情况都加以描述，显然不是这几章所能办到的，而且我也不想这样，因为这个问题谈起来，需要占用一整本书的篇幅。我写这几章的目的不过是要说明，我在体验真理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怎样自动地向我提出来的。
现在，让我继续叙述不合作运动的故事吧。当阿里弟兄所鼓动起来的基拉法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的时候，我曾就这个问题和已故大毛拉。阿布杜尔。巴利以及其他的穆斯林贤哲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尤其是讨论了穆斯林实行非暴力主义的限度问题。最后他们都同意，认为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并不反对它的信徒遵循非暴力政策，而且，如果他们立誓要采取这个政策，他们便应当忠实地奉行。最后，不合作的决议终于在基拉法会议上提出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通过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有个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个通宵。最初，已故的哈钦。萨希布对于非暴力的不合作行动是否行得通，颇为怀疑。但是一旦他的疑虑消除了，他便全力以赴，而他的赞助对于运动的开展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价的。
紧跟着不久，我便在古遮拉特举行的政治会议上提出了不合作的议案。反对者的初步意见是说，在国大党还没有采取措施以前就由省的会议通过这样的决议是不恰当的。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我说这种限制只能应用于退后的运动；但是对于向前发展的运动，只要有必要的勇气和信心，下级的组织不但完全有资格，而且有责任这样做。只要这样做之后自己负责，我认为凡有助于上级机构提高威信的行动，都不必等获得许可再进行。会上对这个建议进行了讨论，讨论很热烈，讨论时的气氛充满了“甜美的理性”。最后付诸表决时，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这个决议所以能够得到通过，得力于伐拉白和阿巴斯。铁布吉先生的帮助不小。后者为大会的主席，他的态度是完全支持不合作的决议的。
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决定于1920年9月在加尔各答召开
大会特别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拉拉。拉兹巴特。莱当选为主席，从孟买到加尔各答有专车专供大会和基拉法的代表乘坐。代表和列席参观的人则聚集于加尔各答。
我应大毛拉。绍卡特。阿里之请，在火车上准备了不合作决议的草案，截至现在为止，我在所起草的东西中总是多少有点避免使用非暴力这个字眼，在我的讲话中更少用到它。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语汇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用梵文的相当于非暴力的这个字恐怕不易为纯粹的穆斯林听众所理解。因此，我请大毛拉。阿布尔。卡兰。阿沙德给我找一个别的相当的字眼。他建议采用“巴—阿曼”这个字；至于不合作，他建议用“塔克—伊—玛瓦拉特”这几个字。
就这样当我还在忙于为不合作搜索适当的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的字汇时，我便被请去为这个多事的大会草拟一个不合作的决议。在原来的草案里，我把“非暴力”这几个字漏掉了。我把这个草案交给和我同车厢的大毛拉。绍卡特。阿里，而没有注意到这个疏忽。到了夜里，我才发现这个错误。第二天早晨，我送一封信给摩诃德夫，请他在草案付印以前把它改正过来。可是我有一个印象，草案还没有更正以前就印好了。提案委员会当晚就要开会讨论，因此我不得不在印好的草案上作必要的改正。后来我才明白，如果我没有预先把草案准备好，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其实我的苦处还不止于此。我还完全不知道谁会支持这个决议，而谁将加以反对。拉拉吉的态度究竟怎样，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久经锻炼的战士们正云集于加尔各答，其中有贝桑特大夫、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维加耶罗伽华［·］恰立先生、潘迪特。莫迪拉尔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在我的提案里，不合作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为旁遮普和基拉法的错误得到伸雪。然而这一点维加耶罗伽华恰立便不以为然。“如果要宣布不合作，为什么要提到一些具体的错误呢？没有自治权正是我国所忍受的最大的错误；不合作的矛头应当指向这一点才对，”他这么说道。潘迪特。莫迪拉尔吉也要把自治包括在决议中。我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把自治的要求也加入我的议案中。这个决议案经过充分的、认真的、多少有点争吵的讨论才通过。
莫迪拉尔吉是第一个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我还记得我和他曾经亲切地讨论过这个决议案。他提出的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我都一一接受了。他答应把德希班度争取过来参加这个运动。德希班度的心是倾向于这个运动的，可是他怀疑人民实现这个计划的能力。直到拿格埔大会的时候，他和拉拉吉才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个运动。
在这次特别大会上，我特别深切感到罗卡曼尼亚去世的损失，我直到现在还坚信，如果他当时还活着，他在这次会议上一定会给我很大的帮助。而且，即使并非如此，如果他也反对这个运动，我也会对他的反对表示敬意，从中吸取教育，得到好处。我们总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来没有伤过感情。他始终使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情是极为深厚的。就是现在我执笔写这几行的时候，他逝世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大约是在一个夜半时分，当时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华昙打电话通知我说，罗卡曼尼亚去世了。当时我正被许多同伴所包围，我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我最坚固的堡垒垮了。”不合作运动当时正处于高潮，而我正热烈地希望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他对于不合作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永远是一个令人猜测的问题，而且谁也猜不透。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出席加尔各答大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沉重地感到他的去世所遗留下来的空虚。在那民族史上千钧一发的危机中，大家都感到缺少了他那深思熟虑的意见。
第四十三章 在拿格浦
加尔各答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还得在拿格埔的年会上加以肯定，在这里，又象在加尔各答一样，也有无数旁听者和代表们赶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人数那时还没有限制。结果，据我所记得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数竟达一万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极力主张把抵制学校的条文略加修改，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同样地，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以后不合作的决议案便被大会一致通过了。
关于修改国大党党章的决议也要在这次大会上讨论。小组委员会的草案在加尔各答的特别大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因此这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讨论。这一次要在拿格埔大会上作最后的决定。大会的主席是西。维加耶罗伽华恰立。提案委员会只对草案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就通过了。我记得我在草案中曾将大会代表的人数规定为1，500人；提案委员会把这个数字改为6，000人，我认为这个增加是出于匆促的判断，而这几年的经验更证实了我的看法。我以为那种认为代表人数众多就有助于大会的进行，或者就能维护民主原则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一千五百名代表，对人民的利益极为关心，心胸宽广而诚实，无论如何总比随便选出来的六千名不负责任的人更能够维护民主。要维护民主，人民必须对独立、自尊和团结特别关心，而且必须坚持挑选那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做他们的代表。然而迷恋于代表人数的提案委员会，实际上会使得人数超过六千人。所以六千人的限制实在具有妥协的性质。
国大党的宗旨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在我所提出的党章里，国大党的宗旨，如果可能的话，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大会上有一部分人要把党的宗旨只限于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这一部分人的意见是由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提出来的。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很多票。党章草案再一次提出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仍将是和平的和合法的。这个条件也引起了反对，反对者的意见是说在党章中不必规定应当采取什么手段，大会经过一场有教育意义的和坦率的讨论以后，仍然维持原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党章是由人民真诚地，理智地并且热心地订出来的，那就将成为进行群众教育一个有力的工具，而制订这个党章的过程本身就会给我们带来自治。然而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就有点不相干了。
关于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土布的决议也都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从此国大党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度灾祸的责任；国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的“骷髅”建立了生活上的联系，大会通过了为基拉法进行不合作的决议则是国大党为了促使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甘地年谱
1869年10月2日 生于印度南部卡提亚华邦波尔班达城，即苏达玛普里地方。
1876年 随父迁居拉奇科特。入小学读书。同嘉斯杜白订婚。
1881年 就读于拉奇科特阿尔弗烈德中学。
1882年 与嘉斯杜白结婚。
1885年 父亲逝世，享年63岁。
1887年 中学毕业，升入巴弗纳伽城沙玛尔达斯学院。因学习困难辍学回家。
1888年9月 赴英就读于伦敦大学，攻法律。遗妻、子于家。
1891年6月 考试及格，获得律师资格，离伦敦回国。1892年 去孟买当律师，因无收入，不到半年即重返拉奇科特，依靠乃兄分给的律师业务生活。
1893年4月 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之聘赴南非处理债务纠纷。
1894年 为南非杜尔班印度侨民起草请愿书递交纳塔耳立法议会，反对规定具有50英镑不动产才有选举权的歧视印度侨民的规定。甘地在纳塔耳登记为第一个有色人种律师。
5月22日 南非印度侨民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的组织下成立。甘地写了两本小册子：《向南非英国人呼吁》和《印度人选举权》，进行宣传工作。1896年夏 甘地回国，先后赴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孟买、浦那、马德拉斯、拉奇科特等地广泛结交新闻界名人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宣传南非印度侨民的疾苦，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1月 携妻、二子再度赴南非，一子留国内。
1897—1899年 在南非当律师。注意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
1899年10月 英国人发动的殖民战争——波耳战争爆发，甘地组织了一个300人的印度救护队赴前线为英军服务。
1900年2月 救护队解散。英国政府对甘地的效劳甚为赏识。
1901年12月 应国内友人催促携眷返印度，并赶赴加尔各答参加第十七届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提出一个有关南非印侨的议案，并获得通过。
1902年12月 应邀赴南非准备向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递交请愿书，请求给予印度侨民平等的待遇，但是没有结果。
1903年 在南非研究印度契约工人的问题。
1904年 在南非创办《印度舆论》周刊，并在杜尔班附近花了1000英镑买下100英亩土地建立“凤凰村”，志愿参加该村者都得参加体力劳动，维持同样简朴的生活，开设印刷厂，自行印刷《印度舆论》。
1905年 致力于印度侨团各教派的团结工作。
1906年4—6月 朱鲁人反英起义，甘地倡议以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名义组织救护队为镇压“叛乱”的英军服务。但英军叫他去照料朱鲁伤员，这使甘地对被迫害的朱鲁人发生了同情。甘地从前线回来后，即与凤凰村人员讨论节育问题，并把他的决定告诉他的妻子。从此甘地实行了1900年以来从未坚决实行过的绝对节育的生活。
8月 德兰士瓦政府规定印度“苦力”（对一般印度人的蔑称）居留八年以上者始可定居德兰士瓦，并须办理登记手续，否则将受处罚。甘地组织侨民为取消此一规定而斗争，无结果。
10月 甘地参加南非印侨代表团赴伦敦请愿，会见了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和首相，终于取得他们同意停止此项政令。
1907年 德兰士瓦与奥朗吉殖民地合并为自由邦后，这个法令又被议会通过了，并定于1907年7月实行。后因受到抵制，政府又延期一月，仍受抵制。在这次斗争中，甘地初次运用了“非暴力抵抗”的办法，而于12月最后一周被传讯，并被判驱逐出德兰士瓦。但甘地拒绝离境。旋即入狱。后来南非政府建议如印度侨民自动进行登记，该法令即可撤销。甘地接受此项建议。
1908年1月31日 甘地获释。但是那个法令并没有取消，甘地即劝印侨将居民证焚毁，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并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政府背信弃义。
9月29日 甘地再度被捕，并判处罚款25英镑或做苦工两月。他接受后者，拒绝前者。
12月初 甘地出狱。
1909年2月 甘地又回德兰士瓦，因无证件，又被判处徒刑三月，于5月24日获释。
6月23日 甘地率代表团到伦敦请愿，但是没有结果。旅英期间同印度各界人士和英国朝野有广泛接触，“印度自治”的概念开始形成。
11月13日 离英返南非。印度国内对甘地领导的斗争予以大力支持。
1910年5月 甘地在约翰内斯堡近郊办托尔斯泰农场，并开始同托尔斯泰通讯，深受托尔斯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1911年 为了抗议南非歧视印度人的移民法，甘地组织了非暴力抵抗运动，并于5月间同史沫滋将军达成了临时协议，双方暂时妥协。
1913年9月 甘地再度组织印度侨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以抗议歧视印度侨民的立法，嘉斯杜白也参加了，并因此被捕。
10月 甘地领导2000多印度矿工进行罢工，徒步自新堡至伏尔克斯鲁斯特，要求政府取消征收三英镑人头税的法令，甘地因此被捕，监禁九个月。
1914年 史沫滋将军在印度侨民和舆论的压力下与甘地取得了临时协议，取消了三英镑人头税，承认印度人的合法婚姻，同意印度人按了指模之后，即可进入南非。
7月 甘地离南非取道伦敦回国，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甘地即为英国政府组织印度救护队，他自己则因病于12月回国。
1915年 甘地回国后到处旅行，以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并在阿赫梅达巴创立非暴力抵抗学院。
1916年 甘地继续旅行全国各地，在贝奈勒斯和马德拉斯大声疾呼，反对不可接触者制度，主张经济自主。
10月 甘地参加阿赫梅达巴印穆（斯林）政治领袖联合会议，力主印穆团结。
12月 国大党在勒克瑙会议中通过了印穆合作公约。1917年 甘地赴三巴朗调查靛青工人受剥削与折磨的情况，促使政府成立委员会进行调查。比哈尔省政府后来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废除靛青工人的契约制度。
1918年 甘地赴阿赫梅达巴组织纺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甘地并以绝食迫使资方让步。阿赫梅达巴罢工结束之后，甘地又赴凯达县组织农民进行抗税运动，迫使政府同意免征歉收农民的田赋。 1—4月 参加印度总督召开的作战会议，并应总督之请积极为大英帝国招募新兵以应欧洲前线之急需。
1919年 为了抗议政府通过的剥夺人民民主的劳莱特法案，甘地在孟买成立了非暴力抵抗大会，并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定于4月6日举行全国总罢市。甘地因违禁进入旁遮普被捕押解回孟买。旁遮普阿姆里察发生了英国军警屠杀集会群众的惨案，孟买和阿赫梅达巴等地群众为抗议英国当局暴行，发生暴动，捣毁警局，各地纷纷宣布戒严法。甘地认为群众行动有违非暴力原则，亲赴阿赫梅达巴宣布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为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原理，在孟买创办《新生活》周刊并接编《青年印度》周刊。
11月 甘地在德里主持基拉法会议，第一次提出抵制英国的“不合作”主张。
1920年8月1日 为了抗议英国所加于土耳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