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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享受特权，开始了一轮又一轮敌对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全国各地相继变为战场，田园荒芜，山河破碎，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从不相信还会再度挨饿的国人陷入了可怕的饥饿之中，人吃人的惨剧从一个地方延续到另一个地方。在强权就是真理的乱世，达官显贵和超级富豪无法安心享受自己的财富，他们很自然成为军阀和饥民掠夺抢劫的目标，不但不能保住自己的家产，绝大多数连脑袋也搭进去了。
奴隶出身的石勒在饥饿中成长，他聚集了一大批饥民在自己身边，拿起各式各样的杀人武器向疯狂享乐的官僚富人发动了野蛮的复仇战争。那些只知纵欲找刺激的“玩字号政客”在醉生梦死之后，蓦然发现自己的脖子架上了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如花似玉的妻子女儿被那些平时连正眼也不瞧一下的下三烂搂在怀里……
304年，连晋国的首都洛阳也发生了可怕的饥荒，昔日用人奶喂猪的超级富豪们也落到了吃上顿没下顿的地步，最后连每天一餐饭也保证不了。为了不被饿死，晋国的高干、官商、暴发户只好跟在十万禁卫军后面离开洛阳，南下去较为安定的江南找饭吃。但去路被饿得不要命的饥民武装阻断了，只好左转九十度向山东进发，在苦县（河南鹿邑）落入了石勒奴隶军团设置的口袋。包括宰相王衍在内的所有“玩字号富豪”全被残酷地杀死。他们的妻子女儿则被不识字的野蛮人丢到了床上……
最后的时刻到来时，首都成了人吃人的孤岛。龟缩在深宫的皇帝司马炽在饿了几天之后，被迫和留守的若干高级官员及其眷属出城找饭吃。这支超级富豪队伍步行到昔日最繁华的铜驼大街时，街上已长满荒草，饥饿的群众向他们攻击。司马炽大声喊叫自己是尊贵的皇帝，饥民的攻击却更加猛烈，因为他们可能是想皇帝的肉肯定更嫩更肥。司马炽到底没能走出那条大街，只好退回皇宫坐以待毙。
当初这些超级富豪在拼命“玩儿”“找乐子”时，一定没有想到今天会落到连粗茶淡饭也吃不上的地步。
晋国的一等富豪石崇的结局更具讽刺性，这个靠抢劫起家的官僚，最后也撞上了被大官抢劫的恶运。不但全部财富遭抢，连全家的脑袋也给抢走了。石崇的豪富排名第一，因此也比其他超级富豪抢先一步掉了脑袋。他的财富令许多人眼红，尤其是令权力人物眼红，权势比他大的人无疑都想把他的财富攫为己有。
赵王司马伦当政时，军阀孙秀看上了石崇的女人和财产，就给石崇安上一个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带领军队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他的家，把他的财产和女人全部抢走了。孙秀还嫌不过瘾，又回过头来把石崇全家几十口男女全部押往东市刑场，在每人的脖子上砍了一刀。
石崇被宪兵逮捕时，居然以为是他的爱妾绿珠惹的祸，孙秀只是看上了他的女人。现在女人都归孙秀了，孙秀应该满意了，随后就会发还他的家产了，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杀头，更没想到会“诛三族”。他自以为满朝文武都上他家做过客，他的人缘很好，那些人会为他鸣冤，孙秀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杀他！丝毫也想不到来他家做客的官僚都从心里嫉恨他。可见石崇的智商实在低得有点可怜，如此低智的人居然是晋国的一等富豪，由此可见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和能力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政治不修明的世道甚至成反比。
值得一提的是：西晋王朝是中国美男子高产的时代，上流社会人士一个个风流倜傥神采飞扬，历史上有记录的美男子大多出生在那个时代。且不说众所周知的潘安，让最贞洁的女人也忍不住想红杏出墙；甚而卫玠出门时，洛阳城万人空巷，他走过的地方人山人海，不过都是女人。结果这个奶油小生活活被女人“看死”了。有讽刺意味的是：美男子组成的国家居然是最奢侈最荒唐也最快灭亡的国家，可见男人的“美”着实不怎么可靠，金玉其外的男人往往败絮其中。
富得流油的晋国就这样在奢华淫乐的浊流中过早地毁灭了。司马家族的漏网之鱼琅琊王司马睿在长江以南建立了流亡政府，为文明的汉民族提供了一处避难所。我们应该感谢司马睿，他建立的东晋政权使汉文明能够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浪潮中苟延残喘，保留了汉文明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否则汉文明极有可能像同时代的西罗马文明一样亡于蛮族之手，中国将四分五裂，且永远丧失了重新统一的机会。
王安石变法：帮了###的忙
易中天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农历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20岁的皇太子赵顼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当时，宋朝已经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大幅度增长，开支也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小。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暮气沉沉的局面。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
他曾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可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在王安石看来，做什么官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王安石“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王安石官至宰相，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就说免役法，它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麻烦在于，“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社会上的闲散无业人员找到了差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在变法期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王安石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
那么，变法的结局为什么会是这样？
原来，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在他看来，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王安石怎么也想不到他搞的改革帮了###的忙！
比如青苗法。其实，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
而青苗法，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还要高。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富户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后来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道道手续，都要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更是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市易法也一样。熙宁五年（1072年），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
但这样一来，所谓“市易司”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
我们现在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大开方便之门。
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不做。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改革帮了###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所始料未及的。
豆腐渣战舰坏事
——忽必烈两次出征日本失败
朱 翔
日本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奇故事：“神风”在元朝时期曾两度施威摧毁蒙古入侵者的船舰，将日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传奇故事。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造船工艺和船体设计是导致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公元1274年，忽必烈第一次远征日本，遇上台风，日本人称是“神风”救了他们。
历史记载，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立，以900艘战船，1。5万名士兵，远征日本。元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很多辉煌战果。
井上靖这样记载：蒙古于“公元1274年10月初，占领了对马、壹岐两岛，继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军处于不利，不得不暂时退却到大宰府附近。元军虽然赶走了日军，但不在陆地宿营，夜间仍回船舰。当元军回到船舰后，恰遇当夜有暴风雨，元舰沉没两百余只，所余元军撤退，日本才免于难。”
台风乍起之时，当时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倾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10月22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称为“神风”。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东征日本，两个月之后，又是一场巨大的台风让元军惨败。
当时，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艘，从庆元、定海启航”。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激烈战斗。
元军因内部高丽、汉、蒙古统帅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
美国考古学家对打捞上来的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
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那两场日本沿海台风的记载，然而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并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
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据汉文史料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六月，900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元十八年（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计，而此种战舰的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8或13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