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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尔兄弟还对喜剧和焦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在看到墨迹时，人们通常会看到某种影像，但很快就会意识到也能够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墨迹。他们对喜剧演员就随机呈现的墨迹所联想到的影像进行了仔细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们的参与者通常会把墨迹想象成“不错的怪物”，方法就是把有威胁感的图案转化为更为亲切随和的事物。“嘴里喷火的龙”会变成被误解的高贵角色；“肮脏的土狼”会变成可爱的、讨人喜欢的宠物。在费舍尔兄弟看来，喜剧演员和小丑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用幽默来应对那些可能会带来困惑和苦恼的事情，而墨迹测试无疑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有一种观点认为喜剧从根本上来说是和忧伤以及心理疾病相关的，而费尔舍兄弟并不是唯一质疑这种观点的研究人员。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詹姆士·罗顿对霍夫曼所著的《逝去的娱乐名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著名喜剧演员的生卒年份与同一年出生的非喜剧娱乐名人进行了对比（罗顿报告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男性喜剧演员，因为他发现很多女性喜剧演员的年龄都不可靠，而且与其他的传记资料不符，这可能也算是喜剧的时间心理学现象吧）。＇24＇罗顿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论文的题目为《幽默与长寿：搞笑艺人能笑到最后吗？》。罗顿认为，喜剧演员并不会比其他娱乐艺人更早地离开人世。有关喜剧演员死因的后续研究（收集了1980～1989年间《时代》和《新闻周刊》上刊登的名人讣告）也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喜剧演员更容易患上心脏病、癌症、肺炎，或者因意外事故或自杀身亡。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每晚的滑稽演出所带来的明显压力会让喜剧演员比较短命。
罗顿的研究成果跟其他一些研究也是能够呼应的，比如说笑看人生能够减缓焦虑情绪，如果一定要说喜剧对人有影响的话，那只能说喜剧会让人变得更加健康。在13世纪时，外科医生亨利·德·曼德维尔曾推测笑声可能有助于患者尽快康复，他表示：“外科医生应该禁止患者生气、怨恨和悲伤，并要提醒患者，快乐会让人心宽体胖，而忧伤会让人骨瘦如柴。”几百年后，莎士比亚也呼应了这种理念，他表示：“让内心充满欢乐与喜悦，这能够让你远离诸多的伤害，这能够让生命之树常青。”
最近的一项研究也对笑声、应对压力和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支持。该项研究显示，能够很自然地用幽默缓解压力的人会具有更为健康的免疫系统，中风和心脏病发病的几率也会降低40％，接受牙科手术时比较不会痛苦，而且能比大多数人多活四年半。＇25＇
1990年，研究人员发现，观看比尔·考斯比的喜剧表演可以增加唾液中免疫球蛋白A的分泌量，免疫球蛋白A是一种化学物质，在预防上呼吸道感染方面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当参与者聆听梅尔·布鲁克斯和卡尔·雷纳尔的经典《两千岁的老人》时，这些优势效应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6＇这当然不是唯一探索笑声对身体有何影响的研究。2005年，马里兰大学的迈克尔·米勒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笑看世界与血管内壁的关系。当这些血管扩张的时候，能够促进血液在体内的循环，从而有益于心血管健康。他们让参与者观看可能让他们感到焦虑的电影场景（比如《拯救大兵瑞恩》的前30分钟）或者能够让他们发笑的电影场景（比如《当哈利遇到莎莉》中的“假高潮”戏）。总体而言，看完令人紧张的电影后，参与者的血液循环降低了大约35％，但在看完幽默题材的电影后，他们的血液循环则增加了22％。依据得出的结果，研究人员建议人们每天至少要笑上15分钟。
詹姆士·罗顿也进行过与此类似的研究，他探索了观看不同类型的影片对整形外科手术住院患者的康复有何影响。＇27＇他请一组患者从《香蕉》、《白头神探》和《金牌制片人》等喜剧片中进行挑选；同时拒绝让另一组患者观看任何有可能让他们微笑的影片，而是让他们从《蓬岛仙舞》、《北非谍影》和《007之诺博士》等“严肃”影片中挑选。研究人员对患者从自控装置中使用主要止疼药的数量进行了秘密监测。结果发现，观看喜剧片的患者使用的止疼药要比观看严肃片的患者少60％以上。后来研究人员又做了另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重新找了一组患者，这些患者没有权利选择观看哪一部喜剧片，而只能看别人帮他们选定的影片。结果显示，这组患者消耗的止疼药比其他两组患者都要多，从而以科学的方法证明了没有什么比被迫观看自己不喜欢的喜剧片更痛苦的事情了。
最后，有一个研究团队探索了人们在面对死亡的表现。他们请参与者立下模拟遗嘱、完成自己的死亡证明（包括猜测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死亡原因）、为自己的丧礼写悼词。＇28＇研究人员发现，与那些忧郁的参与者相比，那些乐于笑看人生荒诞事的人并不觉得这是一项多么难的任务。在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完全相同的现象。对丧失亲友的人们进行心理辅导的人员访问了一些在6个月前失去配偶的人，结果发现，能够笑看生离死别的人比较能够面对和接受现实，并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行。＇29＇不过，就像提交到笑话实验室里的一则笑话所描述的那样，这种笑看生离死别的态度也可能出现过于夸张的情况：
一名男子去世了，他的妻子给当地的一家报社打电话说：“我想刊登以下的讣告：伯尼死了。”
报社里接听电话的人愣了一会儿，然后说：“事实上，你可以发十个字，价格是一样的。”
这名女士回答说：“哦，那好吧。我能不能这样登：伯尼死了。丰田汽车出售。”
罗宾·威廉姆斯、斯派克·米利根和“汪汪”笑话
在1939年版的《纽约时报杂志》中，加拿大幽默作家斯蒂芬·利考克写道：“只要让我听某一个国家的笑话，我就能够告诉你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彼此如何相处，以及他们将会经历什么事情。”我们所收集的数据可以让我们探究不同国家在幽默上的差异所在，从而能够以科学的方式验证利考克的观点是否正确。当然了，我们并不是第一批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
在第一章里，我描述过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教授在占星术和个性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森克逐渐对幽默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并针对英国、美国和德国杂志上的卡通漫画做了一项特殊的调查。＇33＇实际上，仅仅获取相关的素材已经被证明遇到了诸多棘手的问题。大批的美国杂志因货轮在大西洋上失事而沉入了大海，许多英国的资料因英国博物馆遭受轰炸而被摧毁，而可以获得的德国素材又仅限于英德两国陷入敌对状态之前出版的杂志。尽管面临重重问题，但艾森克还是经受过了考验，并最终成功地从各种杂志上收罗到了75种卡通漫画，这些杂志包括英国的政治漫画类杂志《笨拙》、美国的知识分子类杂志《纽约客》和德国的《柏林画报》。
随后艾森克把德国的漫画翻译成了英文，并把它们拿给英国人看。他首先会请每个人评估这些漫画的好笑程度。艾森克发现这三个国家的漫画在好笑程度上其实相差无几。接下来，他请参与者猜测每种漫画是来自英国、美国还是德国。实验者会分析漫画的好笑程度和参与者猜测的漫画国籍之间的关系。与被认为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漫画相比，人们普遍认为来自德国的漫画得分都比较低。深入的分析更为大家对漫画国籍的刻板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在分析人们认为来自德国的漫画时，艾森克发现里面有众多的负面元素，其中包括胖女人、穿着打扮很糟糕的女孩以及老式的家具。
在研究的第二部分，艾森克请英国、美国和德国的自愿者（事实上他们都是因战争而逃离家园的难民）对相同的笑话和打油诗进行评估。该部分的研究结果显示，与英国人和德国人相比，美国人会觉得这些素材比较好笑，但不同国家的人觉得好笑的笑话在类别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来自笑话实验室的数据完全支持艾森克的研究结果。不同国家的人对笑话好笑程度的看法可谓大相径庭。最难被笑话逗乐的是加拿大人。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由于这些笑话的质量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可以说加拿大人有比较独到的幽默感。相反，他们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幽默感，所以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好笑。德国人觉得笑话的好笑程度比其他国家的人都要高。在刊登我们研究结果的非德国报纸和杂志上，几乎每一家都对这种结果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一家英国报社把德国人认为最好笑的笑话讲给了伦敦德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听，据说他听后笑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把电话的话筒都掉了，通话就此结束。其他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了。总体而言，来自同一国家的人会普遍认为同一则笑话好笑或者不好笑。喜剧演员和音乐家维克多·保格曾经说过笑话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如果他的说法是对的，那么只要知道了不同的族群会因同一种笑话而发笑，或许就可以因此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在我们的实验即将接近尾声时，我们已经收到了4万多则笑话，来自70个国家的35万多人对各种笑话进行了评分。这项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实验让我们赢得了吉尼斯世界记录，并登上了《纽约客》杂志的封面。美国人投票选出的最爆笑的笑话是下面这一则：
在阅兵时，上校注意到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儿，于是就问少校：“巴里少校，琼斯中士的队伍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看起来怎么好像都在乱扭乱跳啊。”
“报告长官，”巴里少校观察了一会儿后说道，“似乎有只鼬鼠在咬他的士兵（私处）。”
戴夫·巴里的号召看来非常奏效，他成功地让跟鼬鼠有关的笑话登上了美国最爆笑笑话的冠军宝座。感谢上帝，他对非美国网民的投票比较没有影响力。我们对手头的海量档案库进行了仔细浏览，并找出了其中最好笑的笑话。在参与实验的所有人中，有55％的人觉得下面的这则笑话非常好笑：
两个猎人走在森林里，其中的一个人突然倒地不起。他看起来已经没有呼吸了，两眼也已经翻白。另外一个人急忙拿出了手机，呼叫紧急救援服务。他喘着粗气地说：“我朋友死了！我该怎么办？”接线员回答说：“请冷静，我能够帮你！首先，让我们来确认一下他真的死了。”一阵沉寂后，接线员听到了一声枪响。打电话的猎人回来继续说道：“好了，现在怎么办？”
起初，排在首位的还是有关福尔摩斯、华生和帐篷神秘失窃的笑话。但就在不久前，有关猎人的这则笑话已经取代了前者的冠军位置。我们联系到了福尔摩斯笑话的提供者杰夫·安南达帕，告诉了他这个坏消息。杰夫欣然接受了失败的结果，同时他还打趣地说：“我真不敢相信竟然在最后一轮比赛中被打败了！我本来是可以赢的……我想重新比一次，这一次我要使用下流的笑话了。你听过女演员和大主教的笑话吗？”
数据库中的资料显示，摘得冠军桂冠的笑话是由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精神病医师古帕·格萨尔提交的。我们联系了古帕，他解释说自己有时候会给患者讲那个笑话，好让他们振作一些，他说：“这则笑话会让大家感觉好一些，因为它能够提醒患者，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在做比他们更蠢的事情。”
我和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最后一次租用了巨大的小鸡服装，我的一位博士生有幸成为了巨型小鸡的扮演者（参看图片）。
巨型小鸡揭晓全世界最爆笑的笑话
我们把冠军笑话印在了巨大的横幅上，向等候已久的媒体揭晓。媒体访问了当初帮《蒙蒂·派森之飞行的马戏团》创作世界上最爆笑笑话短剧的喜剧演员泰瑞·琼斯，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34＇他觉得这则笑话非常好笑，但可能笑点有些过于明显了。另一名记者访问了好莱坞明星罗宾·威廉姆斯，也请他谈谈对冠军笑话的看法。和琼斯一样，威廉姆斯也表示这则笑话还不错，不过他又解释说全世界最爆笑的笑话可能比较下流，所以你不会对彬彬有礼的人讲此类的笑话。
为期一整年的搜寻全世界最爆笑笑话实验到此结束。我们真的设法找到了这样的笑话吗？事实上，我认为所谓全世界最爆笑的笑话这种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有关幽默的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每个人感兴趣的事物都是不同的。女人喜欢男人看起来比较愚蠢的笑话，老年人会对有关记忆力减退和听力下降的笑话发笑，无权人士会拿权威人士开涮。没有哪个笑话能够让所有人都捧腹大笑。我们的大脑就不是那么工作的。从很多方面来说，我都觉得我们找到了世界上最平淡无奇的笑话——那种每个人看了都会微笑但很少有人会捧腹大笑的笑话。不过，很多探索历程都是如此，过程本身要比目的地更为重要。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我们探索了什么会让我们发笑、笑声如何能让你变得更为长寿、幽默能够如何将不同的国家团结在一起，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喜剧型动物——鼬鼠。
研究结束五年后，我收到了好朋友大脑扫描科学家艾德里安·欧文的电话。他说自己刚刚看了一部有关喜剧演员和《暴徒》共同创作人斯派克·米利根的纪录片，并说节目中提到了我们冠军笑话的早期版本。那部纪录片叫做《我跟你说过我病了》，名字源于斯派克的墓志铭，片中含有从1951年的英国广播公司节目《伦敦娱乐》中节录的《暴徒》片断：
迈克尔·班汀：我一进来就看到他躺在那边的地毯上。
彼得·塞勒斯：哦，他死了吗？
迈克尔·班汀：我觉得应该死了。
彼得·塞勒斯：你是不是最好确认一下？
迈克尔·班汀：好的。稍等。
（随后传来两声枪响）
迈克尔·班汀：他死了。
要追踪某则笑话的来源通常来说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笑话的最初版本可能早已成为了消失在时光中的往事。斯派克·米利根在2002年去世，但在纪录片制片人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斯派克的女儿赛尔，她确认那素材十有八九是她父亲写的。于是我们宣布已经找到全世界最爆笑笑话的作者了，于是笑话实验室再度登上了媒体的头版头条。
在后续的采访中，几名记者问了我一个我每次提及笑话实验室都会碰到的问题：在那一年里涌入档案库的上万则笑话中，我最喜欢的是哪一则？我每次给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一只狗走进了电报局，拿了一张空白的表格，然后写下了电报中的文字：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工作人员仔细看了看表格，然后很有礼貌地告诉那只狗说：“这里只有九个字。你还可以再加一个‘汪’，反正价格都是一样的。”
那只狗看起来很迷惑的样子，随之回答说：“但是那样就毫无意义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这则笑话。反正它就是能让我发笑。
第6章
是罪人还是圣人——自私心理学
为什么要用假腿支架衡量全球各地的行善意愿？
通过在全美各地丢信封来揭示天主教徒是否真的比大多数人更乐善好施？
创建关爱社区所用的秘密心理。
神秘消失的茶匙。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坦福心理学家理查德·拉皮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自己的一名中国学生及其太太一起到美国西海岸漫游。＇1＇这对夫妇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而且刚到美国不久。在他们看来，拉皮尔无疑是一个很热心的教授，竟然专门找出时间带他们四处游历。事实上，拉皮尔在这次旅行中秘密地做了一次实验，而实验对象正是这一对中国夫妇。
这对夫妇刚进大学时，拉皮尔就萌生了做个实验的想法，他带他们去了镇上最好的宾馆。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中国人相对而言还比较少见，此外，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人还抱有非常明显的偏见。据拉皮尔说，他在去宾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