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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不同的时段播出了三种不同的结局，米尔格兰姆精心设计了一种巧妙的方式去衡量不同节目对观众行为的影响。在节目播出前，他给住在纽约市和圣路易斯市的数千人寄去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已被选中参加一个市场调查，并要求他们在指定的时间观看某一集《医疗中心》。然后再请他们完成一份和节目中的人物以及节目间隙插播的广告有关的调查问卷。信中还说，如果在节目播出后寄回完整填写的问卷，就可获赠一台新收音机，观众可以自己到市中心的“礼品配送中心”领取收音机。
事实上，“礼品配送中心”是一个冒牌的仓库，里面有很多演员，还暗中架设了几台摄像机。当观众抵达时，他们会走进一间空空荡荡的办公室，并看到以下的启事：
我们已经没有收音机赠送给您了。配送中心目前已关闭，具体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唐突的告示和收音机的短缺其实都是精心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激怒参与者。房间的一面墙边还放着一个捐款箱。箱子里已经堆满了现金，对于有不良企图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实验者甚至还刻意让一张1美元的钞票悬在了捐款箱的外面，目的就是诱使人们去砸开捐款箱。这个聪明的设计让米尔格兰姆得以观察看过戴斯蒙德从捐款箱里偷钱的观众是不是更有可能犯罪。几分钟后，参与者会试图转身离开那栋建筑，可是发现刚才进来的那扇门已经被锁上了，于是只能沿着一系列出口标志往外走。这些标志会把参与者带进一个小房间，他们在那里会遇到一名工作人员，后者会向他们解释说事实上还有收音机，并把参与者应得的礼物送到他们手中。
大约有1000名观众到礼物配送中心领取收音机。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是一集中立的《医疗中心》和汤姆偷钱且被抓住的那一集。9％观看中立结局的参与者拿走了悬在捐款箱外面的钞票或者砸碎了捐款箱。那么观看汤姆偷钱并受到惩罚会增加参与者偷窃的可能性吗？事实上，这种结局看起来会让人们变得稍微诚实一点儿，只有4％的参与者拿走了悬着的钞票或砸碎了捐款箱。在圣路易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的是中立的结局和汤姆犯罪但未受到惩罚的结局。大约只有2％观看中立结局的参与者表现出了不诚实的行为，看到汤姆偷钱但未被警察逮住的参与者中有3％表现出了不诚实的行为。
由于担心观众观看电视节目和去礼物配送中心之间的时间间隔太长，从而对实验结果造成潜在的影响，米尔格兰姆又在消除了时间间隔的情况下重新做了一次实验。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给纽约时代广场地区的人发放“观赏彩色电视预告片的免费票”。接受免费票的人会被带到附近建筑内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只有一台电视机、一把椅子和一个捐款箱。参与者会被单独留在房间里观看特别为《医疗中心》中的一集拍摄的结局，研究人员会在暗中观察他们会不会拿走捐款箱里的钱。结果证明，这次实验并不成功。大部分接受免费票的人是酗酒者、吸毒者和无家可归的人（有几个人甚至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睡在实验室里），而且后续出现的反社会行为（比如参与者随地小便和威胁工作人员）迫使实验不得不提早结束。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个以研究反社会行为心理为目的却因反社会行为中止的实验。
米尔格兰姆花费巨资和精心策划的广泛研究显示，电视节目对公众的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研究结果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些人主张这是反对以任何形式的立法规范电视节目的决定性证据，另一些人则对米尔格兰姆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并主张应该建立电视节目审查制度。
这次大规模的电视实验并不是米尔格兰姆唯一一次探究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他的另一项贡献影响力更大，而且他所设计的那种研究方法至今仍被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广泛使用。米尔格兰姆的点子本身很简单，和不经意地在大街上丢信封的举动有关。＇31＇
丢信封和纳粹党的朋友
1963年，米尔格兰姆和他的研究助理看似漫无目的地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十个街区游荡，但暗中却在电话亭里、人行道上和商店里丢下了300个信封。信封上地址的第一行写着“纳粹党的朋友”、“独裁党的朋友”或者“医学研究协会”，其他行的地址都一样，都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个邮政信箱。米尔格兰姆认为，当人们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信封上所列的组织时，他们就更有可能把它捡起来并投入邮筒。结果证明米尔格兰姆猜的没错。70％地址栏中写着“医学研究协会”的信封被寄回了，而那些写着“纳粹党的朋友”或“独裁党的朋友”的信封被寄回的比例仅为25％。
研究结果显示，只要使用这个简单的技巧，就可以在不问人们任何问题的情况下衡量出大众的观点。这么做可以巧妙地发现人们对某个问题的真实想法，所以根本无需依赖那些并不可靠的调查和民意测验。
然而，这个技巧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米尔格兰姆担心散发那么多写给纳粹组织和独裁组织的信封可能会引起公众和警察的怀疑。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他在研究项目启动之前跟美国联邦调查局取得了联系，并把研究项目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们。结果证明米尔格兰姆的谨慎做法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当他在实验结束后再次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时，他们的特工说不记得接过米尔格兰姆的电话，并暗示说目前已经有大批特工正在调查此事。联邦调查局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所在。米尔格兰姆还提到，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也有诸多抱怨，说为了确保信封的散发地点达到理想状态他们不得不走很远的路，结果累得双脚酸疼不已。更糟糕的是，刚刚丢下的信封常常被“好心的”的路人发现，他们总会把它捡起来然后交还给实验者。
不过，由于这些实验技巧看起来很有潜力，所以米尔格兰姆设计并测试了很多方法去克服这些问题。比如说，他曾尝试在行驶中的汽车上散发信封。为了避免引起怀疑，这种做法只适合在夜间采用，结果导致这些信封的落点并不是实验者所期望的，而且还常常正面朝下。米尔格兰姆并没有就此灰心丧气，他又租用了一架轻型飞机，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上空投下了数百个信封。结果证明这种做法也不成功。很多信封最后挂在了树上或落在了屋顶上。最糟糕的是，有些信封竟然飘进了飞机的副翼里，从而危及到了飞行员和研究人员的安全。
尽管遇到了这些挫折，米尔格兰姆还是把丢信封的方法用到了其他一些研究中。比如说，他曾用此方法衡量过北卡罗来纳州白人或黑人居多的住宅区里种族偏见的程度。在另一项研究中，他成功地借用这种技巧去预估1964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当时的两名候选人分别是戈德华特和约翰逊（虽然他大大低估了约翰逊获胜的比例）。
直到今天，社会心理学家还在使用这种技巧探究大众在诸多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其中包括克林顿的弹劾案＇32＇、同性恋问题、堕胎、阿以关系＇33＇，以及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彼此的态度。1999年，一个名叫卢卡斯·汉夫特的学生做了一项大型实验，在曼哈顿和纳苏郡丢下了1600个信封，收件人分别是支持和反对同性恋结婚的虚拟组织。结果显示，与住在郊区的人相比，那些住在城市里的人观念比较开放。不过，汉夫特也经历了米尔格兰姆曾经遇到过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就曾有人威胁说要以乱丢垃圾为由逮捕他。
多年来，心理学家对最初的丢信封技巧做了一些改良，并采用新的技巧去衡量不同社区和国家的助人为乐水平。这些后续研究的结果已经帮助人们分辨出了谁肯伸出援手以及在何时会这么乐善好施。有些最有趣的实验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在公众心目中最乐于助人的一群人——虔诚的宗教信徒。
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寓言和其他宗教神话
探究宗教和助人为乐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通常来说，信奉宗教的人常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34＇不过，此领域内一些更为搞怪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这些乐善好施的行为是否能够始终如一。
20世纪70年代，伊利诺伊州密利克大学的心理学家戈登·福布斯和他的同事们想要弄明白哪个宗教团体最乐善好施，哪个最不愿助人。＇35＇直接询问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他们是不是好人似乎毫无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很可能会说自己是好人。相反，研究人员咨询了一位博学多才的神学家，请他分别找出某个地区最开放和最保守的十个教堂。在周日礼拜时，研究人员悄悄地走到教堂的外面，把信封丢在教堂的门口和停车场里。接着他们也在当地天主教堂的弥撒时间重复了同样的举动。
这些信都是密封好的，但都没有贴邮票，收信人都是当地的居民“弗雷德·加斯里夫妇”。为了确保丢在开放教堂、保守教堂和天主教堂的信件能够加以区分，实验者为弗雷德设计了三种不同的中间名首字母。粗略来说，丢在三类教堂外面的信封都有40％左右顺利寄达了收件人。由于所有的信封上都没有贴邮票，所以捡到信封的人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可以在信封上贴上一张邮票然后再投进邮筒，也能够以欠邮资的形式寄给收件人。研究结果显示，天主教徒和开放派人士显得更为慷慨一些，分别有89％和87％的人自掏腰包在信封上贴了邮票。但只有42％的保守派人士会如此好心，剩下的信封都因欠邮资被退了回来。正如研究人员所言：
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保守派人士和开放派人士以及天主教徒一样乐于帮助陌生人；但他们不太愿意为此多花几分钱。
这并不是唯一质疑虔诚的宗教信徒助人为乐意图的实验。1973年，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C。 丹尼尔·巴逊针对宗教和助人为乐做了一项值得关注的研究。＇36＇在实验开始时，他们请全球最顶尖神学院的实习牧师依据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寓言准备一篇布道词。这个广为人知的圣经故事说的是有个人被窃贼痛打了一顿，此时正躺在路上呻吟。有好几位牧师从这名男子的身边走过，但他们都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最后，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特意走上前去帮助这名男子。寓言的末尾鼓励大家都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些实习牧师准备好布道词后，研究人员告诉他们布道的地点是在另一幢建筑内，然后把新地点的方位告诉了他们，让他们自己过去。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但实验者会在路上暗暗地观察这些实习牧师的一举一动。
两幢建筑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但每名参与者都会在途中遇到一个显然需要帮助的人（事实上是一名演员扮的）。这个人头朝下倒在一个门口，双眼紧闭。每位参与者经过时，演员都会发出一声足以让人听到的呻吟，并咳嗽两声。实验者想要知道这些实习牧师会不会言行一致，以帮助那名男子履行自己在布道词中所宣讲的内容。虽然他们走在去布道的路上，而且布道的内容还是成为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是多么重要。但有一多半的参与者径直从这名男子的身边走了过去。有些人事实上是从他身上跨过去的。后来研究人员对这个实验做了一些轻微的改动，实验者告诉另外一组实习牧师他们必须尽快赶到另一幢建筑内布道。这一次，竟然只有10％的参与者停下来对路边的男子伸出了援助之手。这项实验揭示出许多与人性有关的信息，其中就包括人们在言行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快节奏的生活如何助长了漠不关心的文化。
在本章靠近前面的部分，我描述了电视节目《世界在行动》针对一个国家的诚实度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其实，节目制作单位还做了另外一项研究，目的就是比较社会上人们最信任和最不信任的两类人在诚实度上的差异，这两类人分别是牧师和二手车商。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9％的人认为神职人员是诚实的，但只有5％的人觉得汽车销售员比较诚实。那么这种观念能够反映现实中诚实度的真实情况吗？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研究团队成立了一家虚假的室内装饰公司，公司的名称就是“诚信”，他们从新成立的公司给一群牧师和二手车商寄了一封信，感谢他们最近购买公司的产品，并随信附上了一张10英镑的支票作为返款。所有收到信的人都应该很清楚他们并没有从这家公司买过任何东西，但其中会有多少人不诚实地把这张支票兑现呢？结果证明两组人的表现没有太大的区别，大约50％的牧师和50％的二手车商都将拿到的支票兑现了。
城市生活
加州州立大学的罗伯特·莱文曾对米尔格兰姆的丢信封技巧进行了轻微的改动，并借助新的技巧评估全球各地的好心程度。
莱文最初的研究是探索美国36个主要城市的人是不是乐于助人。＇37＇他和自己的研究团队并没有在大街上丢信封，而是把实验地点选在了停车场，把贴有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放到了随机选出的汽车挡风玻璃上，并在旁边放了一张手写的小卡片，卡片的文字是“我在你车子的旁边看到了这封信”。他们想看看从每一个地区能够收到多少封信。其他一些实验也为这个关于好心程度的测试做了有益的补充。他们在随机选择的人面前走过，刻意把钢笔掉在地上，然后计算有多少人会把钢笔捡起来并交还给他们。一名非常健康的实验者故意绑上假腿支架，然后假装费劲儿地去捡刚掉在地上的一摞杂志，而另一位隐藏的实验者会观察公众对此情景的反应。同一位研究人员还曾带上墨镜，手拿一根白色的拐杖，看有多少路人会主动搀扶自己穿过交通繁忙的街道。
为了让这些测试尽可能地科学，莱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说，在掉钢笔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会持续以标准的步行速度（每秒钟1。5步）走向对面过来的人，事先不断练习很自然地伸手到口袋里，并在看起来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让钢笔掉在地上。在装扮成盲人的时候，研究人员选择的站立位置是“有斑马线和交通信号灯，而且行人流动的频率和数量都比较适中”的街角。在绿灯亮的时候实验者会走到街角站好，然后私下计算多久以后才会有人来搀扶他们穿越马路。
整体而言，生活在东南部小城镇的居民最乐于助人，而住在东北部大城市的居民最没有可能向别人伸出援手。最乐于助人的城镇是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以微弱劣势屈居亚军的是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市；第三名是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第四名是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美国最不友善的城市是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市；排名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分别是纽约市和洛杉矶市。
事实证明，丢信件的实验结果非常有趣。在纽约，有些寄回的信件上写有发泄愤怒和不满的辱骂性文字。莱文在《时间地图》一书中对这个实验做了如下描述：
我只从纽约收到了一个被完全拆开的信封。在信封的背面，那位帮忙寄信的人用西班牙语写道“Hijo de puta iresposable”，如果翻译过来，这就是一句相当难听的骂娘的话。在这句话的下面，则是直接用英语写的“Fuck You”（去你的）。
在罗彻斯特，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位匿名的好心人在帮忙寄出丢失的信封时随附了一段措辞和善的话，最后还说这让他想到了米尔格兰姆的“小世界”实验。他在信封上问了莱文一个问题：“你和新泽西州或者长岛的莱文家族有亲戚关系吗？”
全国性研究的成功让莱文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冲出国门，走向世界。＇38＇他们造访了23个国家的首都，丢了400多支钢笔，戴了500多次假腿支架，并丢了大约800个信封。丢信封技巧被证明在各种文化中都会是一场噩梦。在特拉维夫，放在地上或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包裹和信封往往会被当成炸弹，因此所有人都会远离这些东西。在萨尔瓦多，这些信封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它们跟一种著名的诈骗伎俩有关。如果有人捡起了信封，就会发现自己身边站着一个人，后者会说信封是他的，而且信封里放着一些现金。但现在信封里的钱却不见了，所以他们要求捡信封的人把他们辛苦挣来的钱还给他们。有些国家根本就没有邮筒，或者就像阿尔巴尼亚一样，没有可以信赖的邮政系统。不过，尽管面临重重困难，研究人员还是坚持下来了，并最终绘出了国际助人为乐排行榜。
研究结果对于拉丁美洲人来说的确是个好消息，里约热内卢（巴西）和圣何塞（哥斯达黎加）排在了最乐于助人城市的前两位。位居第三的是非洲的利隆圭（马拉维）。排在倒数前三名的分别是新加坡（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