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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3年到1944年冬汉年同志去延安参加“七大”止，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汉年同志不曾离开过根据地。他多次委派我去南京接关系，和他在上海领导的单位的几位负责同志接洽工作。大约每20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我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的电文，由他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对于这些，他一般都是认可的。他用干部非常放手，非常信任。不但对我，对其他两位同志，都不以部属相待，可以说对下级是宽厚的同志式的态度。尤其难得的是，他对于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所采取的公正态度。
当时有位同志奉命去做汪伪政府中东北军人的工作。那时（约1944年夏），汉年同志在上海领导的单位发现这位同志的生活很不正常，平时举止失措，对党交给的任务执行不力，担心他会被敌人欺骗，要求汉年同志及时作出决定。汉年同志对我说，这位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培养教育出来的，过去工作不差，决不致投敌叛变，但如果组织上不及时给予帮助，也许会被敌人欺骗而上当。汉年同志要我趁巡视上海单位之便，设法动员这位同志去根据地，以解除上海组织的后顾之忧。我知道这个任务是相当重要的，但相信汉年同志有知人之明，相信自己能够说服这位同志服从组织决定，所以就一口答应了。到了上海处理完组织内部的事务后，我便单枪匹马地找到了这位同志。当时，我看到他确实憔悴落拓，精神不振，就告诉他，汉年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如何关心他，希望他到根据地去学习。我的话并不多，但态度直率，完全信任他。这位关东大汉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别妻离子，就跟我上了路。我把他交给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同这位同志细细谈了两天，便送他去整风班学习了。汉年同志告诉我，这位同志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以后事实证明，这位同志继续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汉年同志之所以能用很少量的干部，驰骋在敌人的心脏里，为党作出重大贡献，其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真诚地对待同志。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全部机构因汪伪特务混入而被彻底破坏。被捕人员中有一位和潘部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汉年同志的爱人董慧同志（汉年同志进根据地，她仍在潘所领导的上海组织内工作）。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的有关组织。为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除了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同志之外，还、要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推动一个大的文化汉奸出面营救。汉年同志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奸的经历告诉了我，并告诉我如何去同这个汉奸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并要我直认不讳地说明自己是新四军派来的，这样他反而会买帐，愿意出面营救。我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同志。她安详地对我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这就使我放心了。然后由我的那个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奸在他家中见面。果然不出汉年同志所料，当我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后，他便肃然起敬。等到我根据汉年同志的教导，晓以民族大义，入情入理地劝他出面营救被捕人员，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时，这个汉奸表示一定负责出面营救。其后这个案子就较快地结案，全部人员获释。由此可见汉年同志的确是料事如神，而这是建立在他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情况的基础之上的。
在党内斗争中，汉年讲原则，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在淮南根据地时，饶漱石利用整风机会，搞小动作打击和排挤陈毅。汉年对此表示了不满，也受到打击，饶漱石还告到中央。这些事，我听到一些，但他从未对我说起过。审干整风中，扬帆受到延安“抢救运动”波及，被加上“特务”的罪名而被捕，从盐阜区押送到军部来，还给他加了脚镣。汉年是饶漱石指定的审查小组成员，他曾与我谈过此事。我说我在救国会时就认识扬帆，他绝不可能是特务，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是特务。给他带上脚镣就更不应该，革命队伍内部这样搞法是不对的。汉年同意我的看法。他与扬帆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他在审查工作中实事求是，公正处理，不作任何违心之事。最后扬帆冤案得以正式纠正，汉年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底、1945年初，中央电令汉年同志出席“七大”，行前他告诉我，由刘长胜同志临时兼代联络部部长，要我多出点力，帮助管好部里工作。因为我本来早已在华中局政策研究小组里兼任研究根据地财经工作，组长是冯定同志，这部分工作归曾山同志领导。接着，汉年同志跟着华中局交通员往西北方向出发，准备在津浦路管店站上车，直奔北平，转入晋察冀根据地去延安。20来天过去了，我们都以为他早就到了目的地。一天，华中局领导人突然找我去，说中央来电，晋察冀派出的交通员，到北平的旅馆找不到潘，已经离开了。想来潘一定去了上海，要我马上去上海，催促他快点跟新派的交通员走，直接到晋察冀。言下之意，有些怪他留恋上海。我到上海，在一个豪华的公寓住宅里，找到了汉年同志。我向他说明来意，并说：“你好大胆，不怕怪你自由行动？”汉年同志微微笑着说：“讲定10天内晋察冀派交通员来接我，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在北平举目无亲，十分陌生，得不到地方党帮助，也没有社会关系掩护，老住在旅馆里，岂不暴露在敌人眼下，所以只好南旋上海。在这里，我是如鱼得水，最安全不过了。”最后，他根据新交通员约定的地点，和新交通员见了面，并顺利地到达延安，参加了党史上有名的“七大”。
解放前夕，我撤至香港搞经济工作，与汉年不是一个系统，但也有一些联系，有时谈谈话，交换意见。我知道他工作范围比较广泛，情报、统战、经济等方面工作都有联系。他还曾要求我捐一笔钱给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先生，支持他们的活动。我也乐于照办了。
我在情报部门工作时间不长，但对汉年印象深刻。我觉得他很有才华，无论哪方面工作，如文化工作、统战工作、情报工作等，都有突出贡献。
汉年同志在对敌隐蔽斗争这一特殊领域里，机智勇敢，才华横溢，善于掌握出奇制胜的斗争艺术；他对干部了解、信任，并善于发挥干部积极性、主动性的领导方法；以及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入污泥而不染，对党无限忠诚，坚贞不渝。这些美德永远值得我学习。
3。3 风雨话当年
华克之
汉年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参加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直接领导人。解放前，我们生死与共，风雨同舟，一道战斗了十几年；解放后，他蒙冤遭难，我也同案罹狱20多年。直到1982年中共中央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组织上也为我重做审查结论，恢复名誉。记得1979年春天，我为申诉冤案事找到廖承志同志（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时，憋在心里二十几年，不敢启齿的问题终于冒了出来。我问廖公：“您看潘汉年怎么样？”他马上爽朗地回答：“潘汉年是个好同志。”这一盼望了多少年的肯定的回答，真使我百感交集，欲哭无泪。但这时潘汉年已离世两年多，他自己也不可能听到这句话了。往事历历在目。我仅撷取片断，作此短文，权当心香数瓣，以告慰汉年和在他领导下的蒙冤逝去的战友们。
一
1939年，由潘汉年和廖承志作介绍人，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我曾经走过一段艰辛崎岖的反蒋救国的道路。
我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1924年，我在南京金陵大学就读时，已是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并曾作为工作人员随国民党江苏省代表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衷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经过五卅斗争的锻炼，我成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部长。这个市党部有7名委员，其中共产党员4人，国民党左派3人。在几年的并肩战斗中，我同江苏、南京的一些知名的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佩服共产党员坚定的信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右派背叛中山先生遗训，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也在升级。1927年4月9日前后，蒋介石指使流氓捣毁了南京国民党市党部，肖楚女、侯绍裘、宛希俨等共产党人先后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我也险遭毒手。接踵而来的“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用鲜血教育了我这个国民党员，誓与中山先生的叛徒不共戴天。当然，蒋介石决不会容忍我这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在他鼻尖底下与他作对，特务机关曾经逮捕过我三次。第三次竟将手枪和《组织农民暴动计划》等宣传品塞在我住处，栽赃诬人。我在南京待不下去了，1929年秋迁居上海。在上海，我和小学同窗陈处泰（即陈惘子，中共党员，曾任上海文总书记兼社联党团书记）同住5年，相互切磋，探讨马列主义著作和反蒋救国之道。我的周围，还有几个原来是国民党左派或对蒋介石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大家激昂慷慨，各抒己见，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拯救民族的良策和反蒋抗日的道路。最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识：“庆父不死，鲁难来已。”蒋介石是我们的消灭目标，刺杀对象。陈处泰对我们的政治见解是完全了解的，他作为党组织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人，对我们爱护备至，肝胆相照。为我们的“五步流血”的计划和大家争辩得面红耳赤，并且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说服我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听不进这些意见。陈处泰将我们的态度再向上级汇报后，表示党组织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会当蒋介石的保镖；既说服不了我们，只能预祝成功。我们则再三表示：事前事后都与共产党无关，也不要求共产党提供任何支持。
1934年11月，我们成立了掩护这一计划的行动机构——“晨光通讯社”，正式在南京开张。由我担任社长，化名胡云卿，是一个“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即张保京），采访主任贺坡光（即贺少茹），记者孙凤鸣（即孙凤海，原是国民党军队一名排长，枪法高超，胆识过人）。我们4人组成了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加紧，而蒋介石在签订媚日投降的《塘沽协定》后，全力以赴指挥内战，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国内形势的恶化，更加促使我们加快步伐，早日诛灭元凶。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我们就预定在此次会上动手。那天，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会议开幕式时，孙凤鸣混在60多个记者中进入会场。谁知蒋介石多疑诡诈，他看到秩序不好，决定不参加开幕式后的摄影仪式。孙凤鸣根据集体的决定，只好以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射出了仇恨的子弹，他自己也中弹被捕，翌日就在医院牺牲。这一政治巨案带来的当然是多方株连，残杀无辜。不但张玉华、贺坡光等相继被捕，连孙凤鸣的妻妹、贺坡光的胞兄和老母以及毫不相干的人都遭到逮捕。11月16日，不是晨光通讯社成员的陈处泰，在探望刚从香港回来搭救战友的崔正瑶（孙凤鸣夫人）时一起被捕。敌人虽查清陈并未参加晨光社活动，但认为他是共产党要犯，将他秘密处死，遗尸也被投入镪水池中。陈处泰、崔正瑶等牺牲时都是30岁不到的有为之士。而我这条漏网之鱼从此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
烈士鲜血换来的千古遗恨，使我痛定思痛，必须另谋反蒋救国的道路，以遂烈士未竟之志。经过血泪反思，我决定遵从陈处泰烈士的遗训：只有依靠群众，进行社会制度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才能改造中国，拯救中国。于是积极筹备亲赴延安，向党交心。行前，我认真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撰写的《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从香港散发至全国各地，并直接寄给蒋介石。这是讨蒋的檄文，也是宣传烈士的政治主张与揭露被害真相的公开宣言。二是写了一份思想总结，将自己走过的路，曾有的政治主张和经验教训等等毫无保留地坦陈心迹，预备交给中国共产党。
1937年春，我如愿以偿，到达了延安。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并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的七点自我要求，作为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宣誓，作为自己参加党的工作的行为规范。
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作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己。他们表示对于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潘汉年小我4岁。这次见面，经廖承志介绍，我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派到敌区加强隐蔽战线工作的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经过交谈，我为他的渊博知识、潇洒风度所折服。在他领导下十几年，我们不仅是上下级，还成了知交知遇。我认为他才智过人，胆识超群，确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不可多得的将才。
潘汉年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在完成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时，多谋善断，指挥若定。例如1942年秋冬，潘从新四军军部来到上海，找我商议要起用我的一个知交任庵去充当周佛海同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之间的中介人，以加强了解蒋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着重研究了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的历史和现状。周佛海虽然在中共建党时参加过中共“一大”，但1924年自日本回国后即已叛党。在黄埔军校教学时，和蒋介石结缘。1927年，他发表《逃出赤都武汉》，为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张目，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以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等职，为国民党培养军事骨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毕露时，他反对武装抗日，公开鼓吹汉奸理论。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在汪伪政府里充任“行政院副院长”、“军委会副委员长”、“财政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是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的实力人物。潘汉年认为，中日战争已经打了4、5年，但蒋介石从未放弃中日和平的打算，而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必然要和蒋介石政府勾结。周佛海既是蒋介石的亲信，自然就成为沟通日蒋关系的最佳人选。周佛海的出走投敌，以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代表秘密驻在周的南京寓所，看来都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至于那位司令长官，对和日本人做买卖的关心超过对日作战的热情。他早想物色一个驻沪代表，与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笔财富。而我的知交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早就相识而且双方都信得过的党外人士。潘汉年说：我们最欣赏任庵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心耿耿”。
经过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们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