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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是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片断。对他这个时期工作的评价，1981年冬，在关于特科历史的座谈会上，陈云同志在肯定了中央特科重要的历史作用之后，说：“一二八”后，“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当然，特科局部工作的努力和成就，不能改变当时由于王明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和被动局面。
二
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丁玲被捕，潘汉年奉命撤离上海，到达江西瑞金。
在苏区，他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等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
在此期间，潘汉年两次被委派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代表，先后同福建国民党十九路军、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谈判。这两次谈判都是成功的。前一次谈判，促成了福建事变。但因当时的“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导，丧失了利用福建事变打破围剿这一良好机会。后一次谈判则为红军长征突破南线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两次谈判都为潘汉年广泛联系反蒋上层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积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经验打下了基础。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于1935年3月代表党中央通知陈云和潘汉年，要他们去上海，准备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先行。抵沪后，中央军委和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告诉他，一时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他在沪不安全，于是，潘就到香港等候。8月，陈云到沪，潘汉年返沪与陈会晤。9月，陈云、潘汉年先后从上海赴苏。他们抵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已开过，他们一起参加了少共国际的“六大”。
此前不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方针任务的新转变。12月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作了更切实、更深刻的论述。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得到各派政治势力的响应，党同地方实力派开始了广泛的联系。
1935年5月，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1935年下半年英美对日态度转硬。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1936年1月，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表示，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并指定将由苏返国的潘汉年同国民党联系。1936年7月，国民党与中共联系的代表张冲在香港找到潘汉年，陪他从香港到南京。主持谈判的陈立夫，指定铁道部次长曾养甫见潘，表示要潘先去陕北，取得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后同陈立夫正式会谈。
两党谈判的目的不同，共产党是为民族最高利益，国民党是为了融共，所以谈判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但这个时期，面对日本的高压，国民党的态度还比较缓和。5月中旬，陈立夫在曾养甫家口授四条，由湛小岑记录。（1）K方（国民党）欢迎C方（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2）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3）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4）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潘汉年于1936年7月24日到达西安，8月8日到中央所在地保安。他向中央作了汇报后，中共中央于9月1日发布了《关于遏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把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8、9月间，潘汉年曾两次奉命到西安，遵照中央指示，把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和张所关心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态度告诉了张学良。
10月，潘汉年到上海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他在赴沪途中把有关致国民党的信在浦口交张冲转交，到上海后，他以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身份开展统战活动。首先会见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致她的信，取得了宋庆龄对中共工作配合和协助的允诺。接着，又将毛泽东致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等人的信交给了他们，并与原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如徐强、李云等取得联系。在此时期，潘汉年以谈判为主，也领导支持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委派潘为中共谈判代表，由他直接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陈立夫，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协定草案》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等八项条件，并希以此为谈判基础。陈立夫代表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的条件：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他还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汉年当即严肃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大概误以为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陈立夫急忙转了话题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先生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他要潘不把蒋的条件向中共中央报告。潘立即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周，岂不是要我骗他出来？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对于这次会谈，潘汉年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正式复电：（1）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将领生疑。（2）提了在曾养甫家陈立夫口授的四条（见前文）。11月19日，陈立夫在南京约见潘汉年说，他已携中共中央复电去过洛阳向蒋介石请示，但蒋介石见复电后仍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当谈到曾养甫提出合作四条件时，陈竟抵赖说：“纯属子虚！”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同日，蒋召开嫡系的军事会议，确定第六次围剿计划，预定12日上午蒋离西安时公布，并撤换张学良。中共中央也于是日向张学良通报，国共谈判有了波折，“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要我方让步。我们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于是，张、杨“兵谏”即西安事变不可避免发生了。
在西安事变中，潘根据中央方针，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潘又按中央指示为西北撤军、释张、国民党实践诺言、红军给养、防地、改编、释放政治犯等，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宋子文、陈立夫多次交涉。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潘汉年同志坚定地执行了中央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利益，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重要贡献。
三
抗战开始，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正式建立，潘汉年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全力以赴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后改《抵抗》）三日刊发表署名文章10余篇，宣传变单纯的政府抗战为全民抗战；促成《救亡日报》出版；帮助成立好几个战地服务团，使救亡运动扩展到各地；用各种方式开展国际宣传；掩护王稼祥出国；筹募了我军经费、医疗器材等。同时，和“八办”秘书长刘少文等一起，按中央要求，报告了上海各界对抗战、对国、共的态度；救亡运动旧寇侵华计划、策略旧军装备、番号；美英法对中日态度旧使领馆、海军武官府派遣军、日特务机关、满铁等机构的情况。上海沦陷，他参与安排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和救国会、文化界大量知名人士安全离开上海后，12月离沪赴港。1938年春经武汉去延安。列席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工作，任社会部副部长。
1939年春，潘汉年受命到香港、上海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同年秋，中央批准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负责，助手有张唯一、李默农等，领导机构设香港，在沪、港、南洋展开工作。为了协助潘的隐蔽活动和开展情报工作，中央社会部派内勤干部十余名到上海，1942年江苏省委也调史永等10多个同志给潘汉年系统，其中有打入汪伪重要机关的同志。1941年初皖南事变，中央电廖承志、刘晓、潘汉年接待从新四军转移到沪、港的同志，帮助他们回新四军；接待从重庆、桂林等地到香港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这样，香港一度成为进步文化活动、民主活动、开展国际宣传和开辟南洋工作的中心。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中央指示廖承志、刘晓、潘汉年帮助在港民主人士安全离港。潘汉年单位，经中央同意，由潘亲自部署，通过特殊掩护将内勤部分转移到上海，外勤部分转移到内地。1942年11月，经中央同意，利用李士群掩护江苏省委领导人刘晓、王尧山等与潘一起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翌年成立以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为委员的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以潘为书记（主任）。同时成立以潘为部长的华中局情报部，以徐雪寒为主要助手。潘部上海单位1940至1941年由乔犁青负责，1942至1947年由张唯一负责。南京有徐楚光、马蕴平、白莎、吕一峰等同志，由华中局情报部直接联系。
抗战时期，党的总方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潘部工作主要是以了解日本动向、国际关系变化来为这个方针服务。工作需要重新布置。1940年建立了与延安通报的电台，到1942年夏因日本宪兵搜查，被迫停止工作。1943年建立与华中局（1945年4月改华中分局）联络的交通线，直到1946年全面内战才停止。抗战时期，潘曾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高层次的对象，如陈公博、周佛海、罗君强、李士群，伪警察局、伪保安司令部、伪宣传部、日使领馆、日方特务机关海机关、满铁、日方民间团体、重庆对日谋略活动的人物等。潘还化名伪装主和派出入虎穴，同日本从事谋略活动的人物直接接触。如他利用特殊关系，化名“肖叔安”，租用了上海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经常出入这家饭店，而他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坚持斗争。正如他常说的，只要掌握敌人的规律，巧于应付，有时依傍虎穴反而比较安全。
这个时期，潘上报的重要情报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13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电。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等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4）李士群提供了日军要“扫荡”苏北盐阜区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区的信息。（5）周佛海设电台与重庆通报。（6）重庆对日谋略活动者与日海军和近卫的接触等。（7）某战区关于敌情和“匪情”的通报，等。
毛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讲到敌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赞扬了刘晓和潘汉年。1955年潘被逮捕审查，李克农同志根据周总理要求，组织了专人查阅了有关文电档案，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报告了对这个时期潘情报的评价：“太平洋战争前，潘汉年向中央报告的关于日本特务、伪军、及日美谈判和德苏战争等情报是有价值的。”1982年中央关于潘汉年的平反通知中说他“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这个时期，还有三件事值得一提：（1）1942年夏，潘部在上海的电台处被搜查，因收藏良好，敌人未查到机器。当时有人主张撤退干部。潘认为敌人既未找到证据，一撤反而暴露，势必牵连住房的保人等。坚持不动声色，待风平浪静后，终于安全撤退。（2）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转移到香港，潘电告了中央，并陪他到澳门看望叶挺夫人，然后送他回沪，经新四军驻沪办事处送回新四军。（3）为了配合整风学习，淮南根据地和上海情报单位之间曾经通过秘密交通，传递党的整风文件。潘汉年为此设计了一个“障眼法”，将党的文件密封后伪装成汪伪镇江特工站致江伪上海特务头目的亲启公文，由交通何荦安全通过几个关卡，胜利完成任务。同时，刘人寿也从党中央留存在上海的秘密文库中取出的重要历史文件拍成照相底片，塞在干电池中，由何荦带到根据地。并由华中局情报部用放大镜阅看底片，逐字抄录后电报中央。
四
潘于1944年底离淮南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组织决定，潘部在上海的单位由华中局城工部长刘长胜代管。日本投降，潘单位首先得知蒋介石要冈村宁次派人到芷江受降的命令。可惜当时没有电台向解放区通报，只能待刘长胜到沪时再汇报。在此时期，潘系统在上海的同志利用日伪惶惶无主，重庆接收人员尚未到沪的机会开展隐蔽工作。如华克之通过社会关系，设法弄到5卡车TNT炸药和194挺机枪送到解放区，此事受到上级领导机关表扬。又如，当时打入伪方任警察局司法处长的李时雨，陪同兄弟单位的范济美到监狱营救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之弟杨树田，等。
1946年夏，潘汉年返沪。潘部在上海的单位仍归潘领导。有些不适宜留沪工作的同志调离上海。刘晓、潘汉年、王绍鏊又介绍了些关系。张唯一转移到香港，管机要又分管上海工作。上海日常联络由刘人寿负责。在军事部门、军统、中统、警察局、海运方面有一些或深或浅的关系。上报的重要情报有：（1）1945年秋在美帝支持下大量蒋军从大后方空运到沿海城市和东北；（2）华中剿总战报，东北战役中海上军运；（3）国民党关于徐蚌会战的部署；（4）江防计划，江阴要塞、吴淞要塞、海军舰队驻地；（5）国民党国防部人事、联勤部组织系统、补给表、战斗序列、蒋军运输；（6）几个潜伏台，反映的解放区大华贸易公司金柯秘密叛变的情报；军统、中统上海机构人事以及他们搜集的有关基层革命组织的情报；他们收集的有关苏联在沪机构活动的情报；（7）1948年12月获悉蒋将下台，李宗仁将上台，等等。此外还转报了史永交来的南京市委请示敌空军起义降落地点和联络信号电，后来中央复示俞渤驾机起义成功。由季崇威策反资源委员会起义，使121个总公司近1000个生产单位，22万技术工人，3万2千科技和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钱昌照亦从香港来沪宁策反该会）。由陈天骏参与策动香港招商局起义。
为了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潘汉年在香港，同方方等一起经常出席民主人士座谈会，在《群众》杂志用笔名肖凯发表了多篇统一战线论文，批评对美蒋幻想，宣传革命到底。在国民党特务和港英严密监视下，安排了李济深等350名民主人士安全到解放区，为人民政协胜利召开作出贡献。还对两航起义作开端，他离港后由别人完成。
关于这个时期的工作，李克农同志1955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从1946年到1949年潘汉年在上海香港两地的情报组织的来往电报及从1949年缴获的蒋特档案看，这一时期潘汉年所属上海、香港两地报告了有关蒋匪的军事调动、建军、向解放区派遣特务、蒋特电讯侦测情况，蒋美关系……等情报，现尚未查出可疑材料。”
潘汉年长期搞隐蔽斗争方面工作，曾作出过杰出贡献。但由于敌区条件，保密严格，潘又严守纪律，从不谈自己的功绩。
第04章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4。1 我所知道的潘汉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
刘晓
我最初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共江南省委（四中全会后改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的时候。
1931年2月，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潘汉年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那时的省委秘书长，实际上只负责秘书处的文件、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