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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无论在朝在野的一切人，大概总该已明白了解民众运动的重要了吧。然而民众运动要怎样才能发展起来呢？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为他们所注意，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他的关键来。
民众运动的领导者是社会上的一部份优秀分子，这些分子因为社会地位的殊异，各有其思想的立场，在这抗敌救亡的大时代中，他们必须站在民族立场上结合成一条阵线，然而才能领导民众的大团结。领导者如果不能实行全民联合的政治决心，要想民众运动的统一和顺利的发展，那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我们统一抗敌的局面虽然相当形成，然而残余的包办思想与包而不办的现象依然存在着。这种包办思想，对于全民统一阵线的完成，很有妨害。从今以后，希望从事群众运动的领导者，都应当抛弃包办民众运动的企图，大家必须任劳任怨，把领导的责任共同负担起来。如果大家能推诚相与，共赴国难，那么，彼此间的互相倾轧、排挤，应当不财存在。已经取得领导地位的集团，也不必再借口什么，来范围与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了！
民众运动固然要有民主集中的统一领导，就是整个抗敌救亡的事业也是如此。只有建立全民族共同统一的的领导，方能完成伟大的全民族全面抗战的任务。没有这个全民族全面抗战领导的政治基点，我们无从汇集与发挥其民族战争优越的政治力量。因为，我们优越的特点，就是全国一致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内部的矛盾必然降低，而建立起一致为全民族利益而战的共同决心。在敌人方面，是为少数军阀财团利益的扩张而战，其内部矛盾不但是无法解除，而且是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世界经济集团的冲突，更加深敌人内部的矛盾。军事冒险又加重劳苦大众物质上的负担，及无辜生命的牺牲，这一切，难道还不够造成敌方民众怨声沸腾的局面吗？现在他们的军阀法西斯主义者正在拿侵略可能胜利的话来夸耀，藉此麻醉群众，可是群众决不会长此永远忍受着痛苦而不生怨言。假使侵略的魔手遇到我们全民族的坚强的抵抗，而不能得到其向民众预约的胜利时，那些怒气填胸的民众一定会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者——军阀财阀。这就是敌人的政治的弱点。
全民统一的领导的建立，首先就是各党各派的领袖要能够彻底取消过去成见，聚首一堂，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军政领导机关，以保障统一领导的具体实施，来完成抗敌救亡之大业。其次，目前需要一个全民性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行动的纲领，就是抗敌救亡的政纲。全国民众在这个共同纲领的领导下面，将闻风兴起，欢声载道，必然人人抱着坚决奋斗，为国牺牲的决心，惟民族国家利益是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像一个人似的，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目的，保障全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
1937年8月30日
4。9 全面抗战释①
①本文原载《抵抗》1937年第18号。
潘汉年
“全面抗战”，“八一三”以来这四个字是在普遍的被大家嘴里叫着，笔下写着，可谓已成流行的口头语，手头字，为什么我还要加以解释呢？因为现在全国军事动员的范围日益扩大，从察绥到华北，山东沿海到上海，大半个中国的地域上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这种全国性的战局，是被一般人误会着这就是“全面抗战”。
目前战争的性质是不同于“九一八”东北军的抗战，也不同于“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因为这些战争，都是局部的抵抗，就了结当时的战局，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完成抗战的任务，即在军事上也没有结束战略上的任务。“九一八”抗战的结束是丢了东三省，“一二八”抗战是签订了《淞沪协定》。目前战局的形势，最后胜负，固难一言预计，即以失败前途而言，决不是丢了几省土地，或者仅仅是签订一个不利于中国的什么协定就可了事，即是中国今后能否保存半殖民地独立国家的名义，正因这个战争是有关于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独立生存的意义，所以被侵略的我们，在芦沟桥事变后，虽说“应战”，而我们一开始的军事动员，就超过了局部抗战的范围。“八一三”以后，抗战的范围就表现了全国的性质。在部队的调动上，不论那一个偏僻省区，一律在实行动员，战争本身的影响，动摇了全国范围以内的正常状态，不论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都因战争的影响，起了极大的变动，这是“九一八”、“一二八”抗战所没有的现象，可是我们能不能说这就是全面抗战呢？不，带有全国性质的军事行动还不能称为“全面抗战”。
我在另外一个报纸上说过：“所谓全面抗战，应该是指抗战的政治决心”，如加以更具体的解释，全面抗战应该是在政治方面有切实的办法，必须动员全国人力（军队，人民），财力，外交，文化（一切教育，娱乐，出版，及其他宣传机关），全中华民族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全民抗战。我们是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在单纯的军事条件上，应当不讳言的承认敌人比我们优越得多，然而我们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有全国人民敌汽同仇为政府与军事后援的全民力量，这种力量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所没有的。而且由于帝国主义本身与侵略者统治下人民的矛盾，他们不能实现政府与人民一致，军事与人民一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如延长下去，他们的广大人民必然会起来反对侵略者的统治。可是我们的抗战，是求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全国人民必然一致起来拥护这个战争，这就是我们可以战胜敌人优越军事条件的特点。然而，如果我们抗战只限于单纯的全国性的军事动员，不能彻底实现全面抗战的政治决心，抗战的最后胜利还是没有保障！不久以前的阿比西尼亚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抗战，正因为仅仅实现全国性的单纯军事动员，没有实现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最后依然遭受了惨败。试问我们现在除掉有了全国范围以内的军事动员外，是不是在实行全国抗战呢？这个答复，可以从政治方面动员的实际状况中得出结论的。
全国的人力，军队是一部分，而且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如何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拥护政府与军队呢？这就看政府是否彻底开放群众运动，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许人民有组织一切抗日团体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动组织自己的工会，准许工人在工会中讨论与解决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农民可以自动组织农会，准许农民讨论与解决大多数农民的共同的利益，此其一。广泛的武装人民，准许他们参加战争，此其二。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收汉奸财产，禁绝私人外汇，反对市场投机操纵，统制与军事有关之重要工业，交通，贸易等，提倡国货，及其他一切有利于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政策，此其三。减租减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项设施，此其四。立即撤回驻日大使，对日绝交，确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联合有实际帮助我们抗战到底的一切友好国家，联合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各国人民对我抗战的同情援助，此其五。准许一切抗日救国言论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学生，训练教育抗日救国各种青年干部，及其他战时文化教育，此其六。只有实现上述各项，加以目前已在实行有全国性的军事动员，方能称为“全面抗战”。
在军事上我们已与日帝国主义顽强抗战相当一个时期了，不论国内国外都一致赞许我们政府在军事领导上英勇不屈的精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阿比西尼亚单纯依靠军事动员的失败的教训，我们要完成抗战的彻底胜利，必须立即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有个刊物在征求“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原因”的论文，我想我可以做一个答复：假如政府立即实行“全面抗战”，这就是必然胜利的原因！假如政府始终只有单纯的军事抗战，必然胜利的原因，我就答复不出。
前线的将士不断的在经验上发出军队必须与民众合作的议论，而且有些地区如晋绥线，相当的在执行军民合作的初步工作。我们相信：一切救亡阵线上的爱国分子，无不迫切热望政府当局立即实行全面抗战，以保中华民族这次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我们希望政府当局能当机立断，坚决实行全面抗战的一切必要步骤。
10月13日
4。10 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①
①本文原载《良友画报》1937年第131期。
潘汉年
自从八路军开入山西抗战，由于他们将士的英勇善战，已经好几次给了暴敌严重打击，特别是平型关一役，胜利的转变了晋北的战局，因此全国父老兄弟妹妹，无不以惊奇眼光注视着八路军。报纸流传，街谈巷说，八路军几乎神秘化了，朱彭英名固蜚声全国，即八路军运用自如的游击战术，也变成高深莫测，好像八路军独得锦囊秘诀似的。这是一种错觉，我们愿意全国同胞对于八路军有平常正确的了解。他们不过是全国抗战范围以内英勇善战的一小部分，他们参谋处并无诸葛孔明传授的锦囊，他们的士兵并没有吞下了符咒，或者身藏“千人针”，更不是铜皮铁骨，三头六臂，他们不过是一群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然而，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一鸣惊人？是的，八路军虽无神秘可言，确有出奇之处的原因。这原因也不是八路军独得之妙，而是全国抗战部队必须普遍强化实现起来，方能最后战胜日本军阀。我可以简略的介绍八路军所以成为抗战中一支精锐部队的原因给全国同胞为参考。
提高部队的民族意识，坚定将士民族战争胜利的信心，发扬每一个战斗员抗战中的政治自觉的积极性，这是八路军年来准备抗战一刻不敢疏忽与懈怠的基本任务。中央社记者王少桐君，最近从晋北发出关于八路军的通讯，有这样一段：
“他们的部队，此次参加抗日，他们每一个士兵，平时早已都明白日本军阀的罪恶，和侵略中国种种的野心，他们每一个兵士的脑中，早已存着对日本非打倒不可的观念，无疑的他们在抗日战线上步调一致，精神一定团结，而且一定能产生伟大的力量。”
他们依靠什么办法，完成这个工作呢？是经常的运用那有系统而严密深入的政治工作，这就是政治部的任务。当年蒋委员长训练党军，以迄北伐，早就实行过的政治部的训练教育制度。八路军从民国十六年，南昌八一事变起，与中央军分离以后，经过10年，重归蒋委员长指挥，参加全国抗战，黄埔时代的政治部制度，始终没有改变，而且比较民国十六年前更强调了政治部在军队中的领导与作用。
“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在政治上领导部队和训练部队。这种政治领导和政治训练的目的，首先在于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是朱德、毛泽东几年前给各军政治部主任的训口令。
“中华民族处在生存死亡的决定关头，迫切需要抗战军队牺牲奋斗到底的战斗力，迫切需要军队与人民团结共赴国难，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今天要消除现有军队一切派系，要消灭保存实力及把军队作为个人工具的观念，要消灭上压迫下，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一切军阀制度，要消灭一切畏缩不前，借故推诿，当友军险危而不援，望风而逃的恐日病等等可耻现象，只有发扬大革命时代（指北伐时期）的革命政治工作，使全国军队成为民族解放而坚持奋斗到底的革命军队！”这是前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于全国抗战部队必须恢复北伐时代的革命政治工作的建议。
正是因为他们这样重视政治教育训练的工作，所以普遍的提高了士兵的政治认识，“随便问他们一个十四五岁的勤务兵，他能告诉你为什么要打倒日本，和他们这次来前线的任务的。”（中央社王少桐的话）八路军部队既有这样普遍深入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坚决反抗日本的战斗力量，当然要大大的发扬起来了！
八路军的组织是肃清了封建军阀制度，官长与士兵之间没有丝毫隔膜，长官欺压士兵，或者克扣薪晌……等等军阀残余习气，在八路军里面已经找不到影迹。我再抄一段新闻记者对八路军官长与士兵生活打成一片的描写：
“总司令也罢，伙夫也罢，除了职务的区别外。平时是一块娱乐，一块谈天。一个士兵去见总司令，是很平常，没有看见太拘束的窘状，也没有看见长官无谓的威武。一个士兵作错了事，没有以打骂来责罚，只以和善的指示，纠正他们的错误。……再说到物质方面，完全是平等待遇，总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总司令一定也吃菜。总司令服装和士兵没有分别，简直没有例外。”（大公报通信）
不仅如此，八路军还有一个特点，像朱德、彭德怀一类的高级官长，没有一个人有私人财产在后方，因为他们不特不许克扣士兵薪饷，谁要利用军队搜刮民间财物，或者仗势欺压人民与绅商，借口敲诈谋财，这是滔天大罪，决于枪毙，毫无宽假。就是一般士兵，都知道尊重人民利益，“不扰民，不害民”是他们对待地方居民的纪律，私取民间财物，或者向人民勒索强欠，不论官者士兵有此行动，都要军法从事。这些纪律的执行，是依靠平素的政治工作，他们有这么一个口号：“纪律要建筑在士兵政治自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强迫命令是不能有如此效果。
八路军对于抗日的民族战争，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战略战术上有这样的认识：“中日战争虽胜虽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期内最后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我国这次为自卫而战，所以战略上是防御战雌因我国兵器，远不如人，国防设备，又极微弱，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如（必）然遭受失败，所以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这种攻势防御，就是要乘敌人于运动中，或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集中我们优势兵力，向其猛攻，庶可歼灭敌人”。（彭德怀的意见）他们对于抗战的战略战术，是坚决认为必须采持久的攻势防御运动战。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武装他们，在敌人的两侧翼或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生（主）力军作战，是战胜敌人依靠优势的现代兵器压迫我们的最好办法。朱德曾经这样说过：“为了使抗战能够有胜利把握，必须动员千百万群众上前线去，武装群众，编成无数的游击队，在日军的左右侧翼，或者日军已占领的区域，进行广泛的游击战，袭击敌人，疲劳敌人，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与抗战的主力军配合起来作战，这才是最有效的抗战方策。”他们开入晋北，在平型关及其他地区的胜利，就是执行了这个办法。
所以八路军并无神秘之处，不过他们是这样三个特点：一，有坚强的民族意识，与抗战的政治自觉；二，官长与士兵打成一片；三，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此外就是他们是坚决执行胜利的战术。他们形成这样一支精锐的无数不怕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提高了每个战斗员的政治认识，由于他们运用完善的系统的深入的政治工作制度，方能在今天抗战中，表现了他们的英勇。确无任何神秘，如要全国抗战胜利，全国部队，都有根据他们的经验，加以改造的必要。
因为八路军不过是全国200万部队中的一小部分，整个抗战的胜利，单纯希望他们是不能的，毛泽东很坦白的指出：“第八路军在今天对整个抗日战线，还只能起一部分的作用，还不能起决定的作用，但他们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之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现在的情形，曾经经过许多改造工作，主要是政治上肃清之（了）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与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10月30日，上海
第05章 统战能手
5。1 解放前夕的两件秘闻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滩》1989年第4期，原题为《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些回忆》。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夏衍
关于潘汉年的事，真有点一言难尽。1982年我写过一篇《纪念潘汉年同志》，那是陈云同志指定要我写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平反，而不是给他评功，所以写得很简略。潘汉年一生，对党、对国家、对上海，的确是立了大功的，由于他的工作是绝对保密的，所以有许多事情很少有人知道。随便举一个例，比如陈修良同志的文章（指1988年《上海滩》上刊出的《党人魂——记潘汉年》）中有一段话：“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潘汉年联系，在潘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