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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以后潘汉年主要从事在特定环境下严酷的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已无暇顾及，除以后在1928年还出过一本名为《离婚》的小说集以外，没有其它单行本问世。应该承认，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国民党文化“围剿”时期代表党对左翼文化界的领导却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往往无视潘汉年的辉煌劳绩。
“小开”主持“文委”
1927年初，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请潘汉年去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兼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是一份军队报纸，潘汉年接手后，办得严肃而富有生气。随着北伐形势的发展，二个月后，潘汉年奉命率领部分同志回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发生了。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奉命匆匆到武汉总政治部报到，被分配在总政宣传部宣传科工作。武汉“分共”①后，他先随郭沫若等到九江张发奎部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他又奉命撤出张部，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①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经过这大半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潘汉年重返沪上时已相当成熟了。1928年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在南昌时就相当欣赏潘的才华，决定调潘担任上海文化工作党组的书记（这年冬天，这个组织改属党中央宣传部领导。1929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潘出任书记）。他的任务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此同时，也要解决左翼文化人内部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倾向。潘汉年不愧是组织工作的干才，当时上海的文化界何等复杂，他自己20刚过，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气，但就是他，依靠党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缜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内，“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乃至“剧联”等组织，相继成立，开展活动。他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中共党组书记统一领导这些社团，俨然帅才。后来，这些组织还发展到天津、北平、广州、成都等地。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组织起这样多的革命文化团体，实在是惊人的创举。
大革命前，他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伙计，此时，他已能自如地周旋于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间，自信地开展工作了。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哪个人给他取了个“小开”的代号，此后，同志们当面和背后，都称他“小开”。年轻的“小开”，领导人才荟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开创了30年代初上海滩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段历史实在很值得回味。
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还是能腾出手来和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月刊，他还经由现代书局、联合书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许多著作。其时，也还没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汉年主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工作，鲁迅也作为这一统一战线组织的发起人参加工作。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对于潘汉年曾不无误解，把他看作是“唇红齿白”的“洋场恶少”。站在创造社的立场，潘也曾感到鲁迅不无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门户之见。他深入地做了创造社、太阳社朋友们的工作，引导他们尊重鲁迅，与原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合作，又与鲁迅恳谈，取得鲁迅的充分信任，这才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因此，“左联”在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时候，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发言，而后鲁迅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大家相继致词，气氛极为融洽，这是和潘汉年在会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冯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文学史家也许会对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后刊载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对30年代文艺界所曾产生的重大影响感兴趣，因为该文是如此深刻地切中当时文艺界的弊端，如此精辟地论述了“左联”的任务。文学史家一定也会叹服潘汉年在《文艺通信》一文中关于题材问题的独到见地：“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但时隔五六十年，我们已很难对潘汉年当年大量的文学活动、杰出的左翼文化社团组织工作（他还担负“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方面的工作）和无畏的对敌斗争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汉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后的史家在撰写30年代文化史时，想来再也不会无视他的历史功绩了吧！
“特科”初试身手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集团掌握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会议结束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王明路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有的在东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里被带走，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因为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由于王明的狂妄行为引起党内的重大对立，一部分领导干部如罗章龙、张金保（女）等人，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省委与区委。一天，王克全等人甚至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大吵大闹，逼迫秘书长刘晓交出党的文件和财物，争吵声传到户外，情势危急。幸好潘汉年等及时赶到，有效地阻止了王克全等人的破坏行径。
1931年4月，在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奉命调到特科，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特科工作两年余，他在周恩来指挥下，胜利肃清大叛徒顾顺章等敌待的隐患。为了保卫党的领导机关，保护同志，他的使命极为艰巨，斗争条件极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他的才华在对敌隐蔽斗争中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甚至于打入敌人内部组织。
在那个年头，他保护了多少同志！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细致。1931年4月，团中央书记关向应突遭逮捕。因为我住的地方关曾经去过，我当然处于危险之中。一位交通同志忽然送来一个条子：“明天上午六时前必须离开。”我看毕条于，立即收拾文件，放在一只放皮鞋的纸盒内，在次日清晨5时许，手提纸盒悄然走出大门。果然，十字路口已经有巡捕在那里放哨，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敌人见我是一位女流，在晨雾中又看不清我的模样，终于被我溜走。过了几天，我从另一位同志处得知，当天果然有大批巡捕搜查了我的住房。事后我知道“是特科侦知了敌人的行动，潘汉年及时地派人通知了我。还有一件事是1932年下半年，我知道自已被叛徒告密，敌人追捕甚急。我只得要求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为此，向中央写了申请，请求批准。申请交出不久，就收到中央的通知，要我到南京去同一人面谈，约定我住在南京鼓楼旅社，并约好假名与口号。我高兴地赶到南京守候，将自己的假名写在鼓楼旅社住客名牌上。但几天过去了，未见来人，只得懊丧地回到上海。不得已，只好到日本东京，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汪孝达同志去找党的关系。这以后，南京失约的事在我心里始终是个谜。直至1943年我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工作时，在二师师部招待所见到从上海到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潘汉年，考虑到他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所以问起鼓楼旅社失约的事。他听了我的话，立刻哈哈大笑，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失约的人就是我！”我大吃一惊，要求他说明失约的原因，并请他就此事为我向组织作证。他微微一笑，没有说出失约的原因，只是说：“一定为你作证。”后来我的整风结论中，果然由潘汉年证明了这段失去组织关系的历史。这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为重大，永远不能忘记。
他的神秘，原因之一是他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兼上层统战工作。这两件工作，前者是绝密的地下活动，后者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的杰出之处就是能两面照顾，巧妙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他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而又能隐身在地下，同许多社会上同情党的人们（包括国际友人）组成外围力量，并派出忠诚的同志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此外，他还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为我所用。这样，他就能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进行惊人的活动，取得意外的成果，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能够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敌人心脏中穿插往来，神出鬼没地进行埋伏和突击。这是非常杰出的工作方法。
潘汉年在特科工作时，只要有必要，他可以不顾个人安危，不惮与利用公开合法的关系进行斗争。1931年，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博士夫妇被国民党拘捕，押解南京，上海文化界遇烈抗议。潘汉年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请客”，邀集上海名人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等商讨联合发表致国民党政府函电，表示抗议。慑于国内外的舆论，国民党统治者最后只得释放牛兰夫妇。
一特科”时期的巧妙斗争，对潘汉年来说，还只是牛刀小试。以后，他的斗争舞台更加宽广，斗争条件更加严酷，而他本人的斗争经验也愈加丰富，战绩也就愈加辉煌。
折冲樽俎有我潘郎
记得潘汉年到中央苏区，时间是1933年夏。在苏区他先后担任过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还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在一个时期算是又回到了老本行。但这个时期并不长，不久，他又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全权代表奔走于瑞金、福州之间，与“福建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开展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9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准备在福建起义，建立人民政府，派代表到瑞金要求中共合作共同反蒋抗日。这个行动得到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支持。周恩来代表中央派潘汉年（化名潘健行）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在瑞金正式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还亲自接见了双方代表，10月26日达成了十一项初步协定。协定签订后，潘汉年、黄火青奉派出使福州。十九路军将领又联合陈济棠、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抗日的军队，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会议结束时，数万群众的反日、反蒋、欢呼民族解放的口号声响彻榕城上空。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11月27日，潘汉年与之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路，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又与“福建人民政府”的财政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资交换和支援苏区紧缺的食盐、布匹等问题进行多次洽商，这以后，进出苏区的买卖一时大为兴盛。在他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释放政治犯，默认我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公开活动，福建民气大振。但蒋介石迅速抽调重兵“讨逆”，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又因内部意见不统一丧失部分战斗力，而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局更犯了“左”的错误，没有给予军事援助，提出许多违反协定的口号。不久，福建事变以失败告终。
1934年秋，潘汉年还与粤军反蒋将领陈济棠等人就军事、政治方面的问题作过广泛的商谈。后来因王明路线的干扰而坐失良机，使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得逞，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但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所以能突破第一条封锁线，与潘汉年和广东实力派的谈判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有很大关系。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除把电报密码送到陕北外，另一任务是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设法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促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在香港，潘汉年见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由张代表陈立夫、陈果夫同中共接触。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派曾养甫与潘洽商，曾要求潘与陕北党中央联系，再进行两党谈判。随后，潘汉年去陕北瓦窑堡向中央汇报。在瓦窑堡，潘的汇报深得中央赞许，在莫斯科背得很熟的密电码也在此时报告了党中央。
潘汉年还持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去南京与陈立夫、陈果夫谈判。潘汉年作为谈判圣手，在谈判桌上机智勇敢、战果煊赫。这年11月中旬，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对谈——
陈立夫：“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或出洋，半年后录用。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可考虑了。”
潘汉年针锋相对：“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有此设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的提议。”
陈立夫又转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他面谈。”
潘汉年严辞以对：“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他，仅说蒋先生愿见他，岂不是要骗他出来？何况现在正激烈交战之际，暂对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也无法出来的。”
这以后双方又谈了几次，均无结果。
接着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件中，潘汉年来在于西安、延安间，做了很多工作。事变后，潘汉年奉中央之命到南京先后与张冲、陈立夫谈判。1937年3月，又随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杭州会谈后，潘汉年继续与国民党当局作艰巨的交涉。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确立、全面抗战开始，潘汉年作为我党的谈判代表，南北奔走，折冲樽俎，既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为团结御侮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隐蔽斗争
早在1937年6月间，党中央就派刘晓到上海负责重建和恢复上海党的工作。刘晓一到上海，就与当时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潘汉年联络上了。7月间，在庐山结束与蒋介石会谈的周恩来到了上海，约潘汉年、刘晓谈话，布置具体的抗日行动。潘汉年又安排周恩来在黄金大戏院的后台与上海救国会和文化界人士会晤（刘晓虽也参加，并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党的活动走出了低谷。
1937年“八一三”后，中共驻沪办事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上海办事处（即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仍由潘汉年负责。地址在福煦路（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对外以“八办”名义开展统战工作，同时帮助地方党的重建。在输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线支援抗战，发动上海附近的农村游击战，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他还作了许多隐蔽的工作。如设立秘密电台、交通联络站、派遣一部分党员在敌特机关工作，广泛搜集敌特的情报等。还接待和审查了许多长期失去党的组织领导的同志，包括出狱的、长期隐蔽在地下的，并将其中适宜在上海工作的转给以刘晓为首的地方党领导。
潘汉年利用“八办”半公开的合法身份，负责领导上层的统战工作，像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各界救亡协会、国难教育社、难民救济协会等。当时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光与党有关系的妇女团体就有22个。“八办”在这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成绩很大。此外，潘汉年还通过郭沫若、邹韬奋、夏衍等团结了一批记者、作家，办了《救亡日报》、《抗战》等报刊。
在抗战初期，上海的斗争纷繁复杂，潘汉年夜以继日地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