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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申报》馆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又派同志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申报》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启事》？申报馆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伍豪启事》。几经交涉后，终于在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不能刊出。”这是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它的作用是；（1）使人得知有两个伍豪，因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已在《申报》登出，而又说伍豪有个启事未能刊出，可见后一个伍豪与前一个伍豪不是一个人；（2）使人得知后一个伍豪的启事是对着《时报》已登出的伍豪启事来的。正如陈云在1972年6月13日指出的：“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2．在上海散发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诬蔑的传单。这一传单于2月20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传单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3．在党内披露事实真相。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上，刊登了党组织所代写的另一《伍豪启事》，指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的又一标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共产党。”
4．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也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中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1983年1月23日，陈云在谈及此事时说：当时，我虽在上海临时中央，但已离开特科到全总任党团书记，所以我只知道报上登出《伍豪启事》时，恩来同志已去中央苏区，这个启事是敌人的阴谋，而不了解地下党设法揭露这个阴谋的情况。那时接替我负责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据他说揭露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任务，那时是交给潘汉年办的，由此也可以说明潘汉年同志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很大功劳的。
陈云于1933年7月17日由上海转到中央苏区。不久，康生去了苏联，特科工作实际上是潘汉年具体负责。1981年11月，陈云在回忆特科工作时讲，在特科中，“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他是领导”。
1933年5月，潘汉年亦从上海转至中央苏区，到苏区后立即被任命为中央局的宣传部部长；同年六七月，调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此时，陈云在苏区继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两人工作上没有直接往来。
共同担负特殊使命
1934年10月，陈云与潘汉年都加入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陈云担任五军团（后卫军团）中央代表，潘汉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同年二三月间，在红军重人遵义城不久，张闻天代表党中央通知潘汉年，要他随陈云到敌区，主要任务是：在上海附近长期埋伏，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打听上海方面有无国际关系，以恢复我党因长征而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张闻天还嘱潘汉年先行一步。当时，潘汉年与陈云约定白区的联络方法，是在与陈云相识的潘汉年的表妹吕鉴莹的住址会合。吕的丈夫潘渭年是潘汉年的堂弟，中共党员。
潘汉年接受任务后，即从遵义起程赴贵阳城。途中改名杨涛，化装成商贩，以邓发为他找的一个广东商贩为伴。到了贵阳，找到了贵州工委的秦天真，经秦天真派蓝运城（女）同行掩护，约三四月间抵香港。到香港后，潘汉年即写信给吕鉴莹，得到潘渭年回信知道他们安全，才赴上海。在沪通过潘渭年的上级、临时中央上海宣传部负责人董维健找到临时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其时，中央上海局已遭到1934年6月、10月，1935年2月三次大破坏。1935年3月至8月成立了临时中央上海局。以维持白区工作及与各方联系的局面。同年5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伦斯）被捕。潘汉年到上海大约就在这个时间。浦化人告诉潘汉年：国际负责代表已不在上海，并认为白色恐怖严重，潘在上海不安全，主张潘暂返香港，等待时机活动，国际方面也待取得联系后再通知。于是潘汉年重返香港。在港潘获悉共产国际预备在当年下半年于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便产生了去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联络国际关系的想法。并经梅龚彬（原名海电龙，自1932年起，与潘有来往）会见了陈铭枢、蒋光鼎等人，托他们疏通两广关系以办理出国护照。
再说陈云。自潘汉年接受任务，离开红军队伍之后，陈云继续随军西行，经过两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等艰难里程，于5月31日到达西康地区的沪定县。当晚，陈云出席在沪定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陈云受命后，约6月中旬离开长征队伍，在四川中共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村出发，经荣经、雅安、成都、重庆，乘船前往上海。
约6月底，陈云到达上海，住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馆，化名李介生。由于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陈云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这时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了，他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大学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他的二弟郁庵，曾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共同从事过工运斗争。此时，章郁庵改名为章秋阳，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通过章乃器，陈云很快见到了章秋阳。为安全起见，章秋阳将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后又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爱人）家中。这时原商务印书馆党员孙诗圃，奉组织之命亦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掩护陈云在沪的安全工作。安顿之后，陈云即通过章秋阳，找到厂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还通过潘渭年告之在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在此期间，陈云分析时局，产生了赴苏的想法，并通过章秋阳顺利找到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都有联系。
约8月，陈云与潘汉年在上海取得联系。鉴于上海形势险恶、暂时还没有恢复白区工作的条件，他们两人决定先后乘苏联货船赴海参威，然后转赴莫斯科。作出决定后，陈云便通过秘密交通，与陈潭秋、杨之华等先期乘坐苏联货船经海参威，于8月20日到达莫斯科。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及陈云、滕代远等人。而后，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化名史平。
约8月下旬，潘汉年化名水番三郎，乘苏联货船“东方号”离开上海。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托，列席了少共国际代表团大会。随后，潘汉年化名柏林，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学习，并与在苏的陈云、曾三、孔原、饶漱石、杨之华、高自力、梁广、夏采曦等一起参观访问。
陈云与潘汉年的赴苏，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特殊使命，使中共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使共产国际了解了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的情况。
1936年初，国民党为谋求国共合作的途径，派其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据陈云同志1981年11月8日回忆，当时是他与王明、康生三人共同商议决定。派潘汉年出面与邓文仪接头的。随后，又指派潘汉年为联络代表，回国找陈果夫、陈立夫洽谈国共抗日合作事宜。并要求他默记密码，以恢复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年4月间，潘汉年离开莫斯科经法国巴黎回国，为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日夜奔波。
这年10月，陈云亦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命他回国迎接西路军的指示。1937年4月，陈云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驻新疆代表。5月，他和膝代远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而后在新疆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为战友伸张正义
陈云与潘汉年自莫斯科分手回国后，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为党竭力工作。陈云从1937年11月由新疆赴延安，12月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直至1944年3月；后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云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直至解放。潘汉年回国后，曾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等职，为党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临近新中国成立之际，陈云受中央之托，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出色的领导了建国初期统一财政、稳定物价、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等重大工作。在这期间，他曾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有过直接的指示。当时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曾为落实中央一系列指示，协助市长陈毅在上海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物价、整顿金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4月，潘汉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逮捕并定罪判刑。但其问题始终查无实据，政治名誉也未能恢复，直至1977年4月14日在长沙蒙冤病逝。
对此，陈云心情一直十分沉重。潘汉年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党内了解他情况的同志并不多，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中央领导层中与潘汉年共过事的、还健在的，仅有陈云一位了。无论是从党的利益，还是从战友情谊，陈云都认为必须彻底搞清潘汉年的问题。
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率先提出了要重新评定“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某些重大历史问题。三中全会后，陈云便委托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潘汉年的材料，以查清问题。
1979年10月，陈云因病住院动大手术。手术前，陈云郑重地给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写了一个条子，提出重新复查潘汉年的案子。姚依林来医院探望陈云，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没有别的事，潘汉年的问题也给耀邦同志写了条子。在疾病威胁生命的关键时刻，陈云提出潘案复查的问题，充分显示了他对党的历史和事业及战友高度负责的精神。
1981年3月1日，陈云再次就潘案复查问题致信已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及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信中说：“我认为潘汉年的案子需要复查一下。”“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汉年同案人的材料。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材料确证。”而且，刘晓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党的组织的完整保存，从反面证明了潘汉年并未投敌出卖组织或某一个同志。陈云明确提出：“我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这件事如中央同意，可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3月3日，胡耀邦批示接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纪委复查潘案。
同年11月18日，陈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特科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又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询问潘汉年材料的情况，并对在场的原特科工作人员说：“潘汉年的案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为他平反。我必信他将恢复名誉。”短短的几句话凝聚着陈云对战友的深重的情意和无比的信任！它深深震撼着在场的每位特科老战士的心。
历史不容歪曲，这是铁的原则！中纪委在公检法有关部门的协同下，根据档案材料和大量人证物证，彻底否定了强加在潘汉年身上的“罪状”及错误结论。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应予彻底纠正。通知还充分肯定了潘汉年自1925年加入共产党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卓著功绩。
历史传扬着许多友谊的颂歌。陈云与潘汉年在白色恐怖及生与死面前所结下的战斗情谊，就是非常动人的一曲。时至今日，两人已相继谢世，但他们共同灌注的战友之情和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万古长存！
8。2 潘汉年与宋庆龄
林铭纲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潘汉年身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团结抗日谈判的重任离开陕北，经西安、南京，风尘仆仆到达上海，不顾旅途劳累，立刻前往位于法租界的莫利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今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拜访他十分景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对于宋庆龄的情况，潘汉年是相当熟悉的。他清楚地知道：宋庆龄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友谊与交往以及对左翼进步文化运动的关怀与支持；大革命失败后，她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八一南昌起义时，她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第一位成员；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她领衔担任执行委员，和沈钧儒、陶行知等人一起领导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潘汉年还知道，1936年初，宋庆龄曾接受宋子文请她帮助沟通国共两党联系的委托，派董健吾和张子华一起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面交重要信件，并带回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就在3个月前，潘汉年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还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向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她的赞同。
潘汉年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走进了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亲切而热诚地欢迎这位来自陕北的中共代表，并从他的手中接过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戴上了眼镜，一字一句地仔细看了起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①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