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的几个月内，各种所谓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数以百计地转到了专案机构。但这里面竟没有见到过去和潘汉年的关系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写的揭发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机关将潘汉年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即又采取假释措施，将潘汉年夫妇从秦城监狱转到团河农场监管改造。按当时的某种宽松政策，潘汉年夫妇被允许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包括进城购物和探访亲友的自由。潘汉年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只想利用进城购书购物的自由，而不准备使用探访亲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已经“天天讲”的年月里，再给别人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有一天，潘汉年夫妇在东安市场书店里，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这位侠肝义胆的唐瑜坚持要求下，潘氏夫妇到了唐家作客，并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孙师毅。劫后余生，依然能够受到老朋友的欢迎和善待，对潘氏夫妇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后的两三年间，潘汉年夫妇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唐瑜和孙师毅家作客小叙。但当唐瑜问及可否将潘的近况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时，潘汉年坚持没有同意。潘汉年对唐瑜说，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级干部，不同于普通平头百姓。和他们往来对他们实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给朋友添麻烦呢？这样，从1963年夏到1967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潘汉年始终没有利用给予他的访友自由去见夏衍一面。虽然他在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能象过去那样和夏衍这位挚友一叙衷肠啊！
“文化大革命”风暴掀起后，夏衍也遭遇了几乎同潘汉年一样的恶运。“搞修正主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围攻鲁迅”等一系列罪名都加到了这位革命文艺老战士的头上，身陷囹圄，惨遭批斗，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汉年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汉年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监审查，也同样受到了“文革”期间那种对“政治犯”所特有的非人待遇。但他毕竟已是一只所谓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谓历史问题已经折腾了十多年，无论专案人员的政治嗅觉有多么灵敏，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然而潘汉年从20年代中期就参加革命参加党，又在好几条战线上奋斗过，经历过大量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大量的重要历史人物。于是，找他外调和要他写揭发某人某事材料的专案人员便络绎不绝，访问、审问、追逼，一心想要从潘汉年这里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专案组的人员当然更清楚潘汉年和夏衍之间的长期交往，过从甚密的历史。他们几次以中央专案办的名义提审潘汉年，要潘交代和揭发夏衍的“罪行”。潘汉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他和夏衍的交往经过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况。为了应付专案人员的外调与追逼，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夏衍情况的材料。由于这份材料的重要，有关部门还特地打印出来归档长期保存。20年之后，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深感这份材料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除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没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习惯用语外，就事实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虚构杜撰以及捕风捉影、蓄意夸大成分的。这既反映了潘汉年的政治品质，又反映了他对老战友夏衍的一片真诚负责态度。
历史的车轮不停地转动。夏衍和潘汉年的命运也在不断地变迁。1975年，潘汉年在被加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被流放到湖南山区的一个劳改茶场去监督改造。1977年春，当历史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而天空的乌云还远没散尽的时候，潘汉年终因多种疾病缠磨含冤去世、遗恨终身。夏衍则在1977年的同一历史时空获得了“解放”，重新成为革命领导干部。
1979年后，潘汉年一案在陈云、廖承志等人的竭力推动下得以复查。到1982年8月，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由中央下达文件通知到县团级以上党的组织。这和当年在报刊上大张旗鼓公开讨伐潘汉年的情况相比，一份党内文件显然不足以完全恢复潘汉年的真实面目。于是又在陈云的关注督促下，由夏衍带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从而引发了1982年至1983年间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回忆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和资料，终于使这位卓越的革命老战士，在革命文化战线、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领域内，以及在接管和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优秀人物的一生光辉业绩为世人所知。
为了进一步颂扬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在荧屏上重塑一个潘汉年的光彩形象，1992年初已经92年高龄的夏衍又牵头和阳翰笙、罗青长两位潘汉年的生前友好一起联名致函中央领导，建议拍摄一部反映潘汉年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中央领导迅即批复同意。虽然这部电视剧至今尚未出台，但已可以预期在1996年潘汉年的90诞辰前后推出。不幸的是，夏衍和阳翰笙这两位老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他们的建议完全实现，便也先后与世长辞了。
人固有一死，夏衍和潘汉年这两位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的革命业绩以及他们之间可贵的经受了长期严峻考验的友情，却是值得人们深深怀念。
1995年3月写于夏衍逝世1个月之后
8。4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
林铭纲
潘汉年同志在他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战斗生涯中，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鉴于他长期在国统区、敌占区和香港从事统一战线与秘密情报工作，并且是一位“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①，从1955年起又蒙受了不白之冤，因此他的许多功绩至今仍鲜为人知。他为创建新四军所起过的重要作用，作出的历史贡献，仅仅是其中之一。
①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1936年4月，潘汉年奉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参加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联络工作，他和精通法语的胡愈之一起离开莫斯科，经巴黎于5月到达香港。
肩负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大使命，潘汉年一到香港便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他首先发信给国民党的陈果夫，要他即派员到港面谈，并派胡愈之到上海同地下党联系，了解党中央和红军到陕北后的情况。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会见各方面人士了解国内情况，这其中就有他的好友叶挺。
叶挺，这位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在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春末夏初出国。他在莫斯科遭到冷遇；在柏林开过饭馆；在维也纳靠卖豆腐维持生计。同年冬，周恩来路过柏林时对他进行了友好的劝导与批评。1932年秋，叶挺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夫人李秀文一起结束了国外流亡生活回到澳门。在澳门，叶挺没有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后来以客座参谋身份参加过福建事变，失败后又回到澳门，应邀担任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军委委员，常到香港联络国民党军队中的反蒋抗日将领。叶挺是在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①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和党脱离了关系。正当叶挺急切地寻找党的组织，了解党对当前时局的政策主张时，潘汉年来到了香港，并通过何麟（中共地下党员，医生）约见了他。
①见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35页。
5月的一天，潘汉年在香港弥敦饭店同叶挺进行了热诚的交谈。比潘汉年年长10岁的叶挺，倾听这位刚到而立之年、风度翩翩的同志和朋友侃侃而谈。潘汉年依据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的精神，告诉叶挺说，中共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从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他诚挚地希望叶挺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将领中的影响，促进团结抗日的目标早日实现；同时，还希望叶挺在反蒋的两广和其他地方实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们能够同意联蒋抗日。叶挺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张，并愉快地接受了潘汉年的建议。
这是叶挺自从离开党的组织，在国外流亡多年回国后，在香港第一次同中共的重要干部面谈。这次会面，对叶挺未来10年的人生旅程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正是有了这次会面才有了后来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事情。”①
①见董保存：《叶挺与新四军初创》，载《世纪》1995年5月／6月总12期第22页。
自从潘汉年主动约见叶挺，把党的最新的政策主张告诉他，并且要求他继续为党工作之后，叶挺心情舒畅，情绪很高，遇到熟人常常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叶挺按照潘汉年传达的团结抗日的政策精神，访问了在苏州、嘉兴、常熟、江阴一带建设防御工程的国民党部队中的老朋友，还同中共华南工委书记宣侠父赴广西苍梧，向李济深等反蒋人士转达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初，叶挺在澳门会见了张云逸，表示拥护党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春节后，他带了全家从澳门迁到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
这时，潘汉年已从陕北保安返沪，受命担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并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代表负责同国民党谈判。卢沟桥事变后，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当天，周恩来等赴庐山同蒋介石谈判路经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桥堍新亚大酒店。当潘汉年告诉他叶挺现在上海的时候，他请潘汉年安排与叶挺见了面。他们自从1928年柏林分手后，已有近十年没有见面，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在上海相逢，要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周恩来希望叶挺能够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并且示意他同陈诚、张发奎等人接触，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抗日，并通过他们争取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叶挺很快找到了正在上海的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这位当年保定军校的校友提出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并建议这支将要编成的部队的番号叫做“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表示继承北伐时期“老四军”的优良传统。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向蒋介石进言。蒋介石几经考虑，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方案。他认为叶挺不是共产党员，是一个合适的人选。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便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通报宣布“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此时尚不知此事。潘汉年得悉后，即于10月5日发出致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的电报：“南京军委已委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任务为改编与指挥闽赣边游击部队，但叶在南京与剑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结论，急待我方答复，我们是否同意他去。如何？请示。小开五日”“小开”是潘汉年使用最多的一个化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接到潘汉年的电报后，经过研究复电潘汉年，明确表示在下列条件下完全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即叶挺和国民党同意：（一）何鸣部人枪全数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往他处。其他地区游击队，候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毛泽东还致电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完全受共产党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是否来延安一次面商等问题。当博古、叶剑英向叶挺转达了毛泽东等人的意思后，叶挺明确表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经何应钦同意前往延安。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诚欢迎与亲自接待。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叶挺将军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历史功绩，热烈欢迎叶挺愿意与我党合作共同抗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召开的欢迎大会，并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在会上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经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艰难交涉，组建新四军有关的编制、经费、干部任命等问题陆续得以解决。叶挺军长更以其特殊身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38年1月8日，中共方面提出的要求，以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名义“核定”了下来，批准新四军编为第一、二、三、四共四个游击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队司令。此后，又委任了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等。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办公。2月11日凌晨，叶诞军长一行到达南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浙、粤、赣、湘、鄂、豫、皖八省红军游击队，终于汇成了一支抗日的铁流，在大江南北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胸膛，同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潘汉年和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8。5 潘汉年和刘晓在抗战期间的亲密合作
沈忆琴
“送君西去诉离愁，长渡鄱阳作楚游。大别山中堪暂住，会师江左待经秋。”这是1943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晓奉命离开淮南根据地去新四军五师接受新任务前夕，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写的一首送行诗。依依惜别，期盼胜利重逢的战友之情，跃然纸上。潘汉年和刘晓，早在30年代的中共江苏省委和苏区，就曾并肩战斗过。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在上海地下斗争中重逢了。潘是中共上海情报战线的领导人，刘是上海地方党委的领导人。严酷艰辛的地下斗争，铸就了两人之间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他们相互支援，密切配合，机智勇敢地周旋于日、汪、蒋势力之间，为在上海坚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的政治影响，发展党和爱国进步的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地下党在1935年遭到严重破坏，留存下来的党员和党组织同中央长期失去联系，情况复杂。党中央为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刘晓来上海。上海地下党的重建，正值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历史转折关头，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继“七七”事变之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地下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组织和动员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支援前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顺应国共合作的历史潮流，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的活动，但又采取种种包办统制的办法控制爱国群众的抗日斗争，并且千方百计限制共产党的影响和作用。中共中央早就预计到上海地下党重建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1937年7月上旬，周恩来在上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前，特地在上海秘密会见了潘汉年和刘晓，高瞻远瞩地提出：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这三点，正是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对上海地下斗争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的切实纠正。潘汉年和刘晓从当时的上海实际环境出发，将这三方面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声有色地展开了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各项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加强对风起云涌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刘晓、潘汉年等决定先成立党的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委，王尧山任书记），将各抗日救亡团体中的党员组织起来，作为筹建江苏省委工作的第一步。当时，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正确与否，就是看是否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能有效地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潘汉年当时以八路军和中共统战代表的公开身份就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公开的国共谈判，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文化界的救亡运动。限于地下斗争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