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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要替作家联盟的成员斡旋，从监狱中拯救他们或者保护他们免遭迁出住宅的威胁时，那么通常我都去请求加米涅夫，当时他住在工人代表莫斯科苏维埃里，在一个过去莫斯科的将军——总督的房子里。 应当说，后来的命运非常不幸的加米涅夫，一直是很关心并且保护学者和作家的。 为了保护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作了很多事情。 不过，我去找他则是一种牺牲。 虽然他很客气，但是他已经具有了达官的样子，穿着带有海狸领子的大衣。整个环境都是官僚制度的，从而引起我的反感。有一次，我和作家联盟理事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去找加里宁，为的是从监狱中解救奥索尔金（他因为帮助饥饿者和生病者协会的事情而被捕）。
我们与卢那察尔斯基达成了协议，但国家首脑加里宁对我们说了一段有名的话：“卢那察尔斯基的介绍信没有任何用处。 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正如如果我给了一张带有我签名的介绍信，同样没有任何用处一样。 但是如果是斯大林同志的介绍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１９２０年我是莫斯科大学的系选教授，讲了一年的课，在那时这还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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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是由于我参与了作家书屋才能有一些钱。 书屋的主要人物是奥索尔金。 这个书屋变成了文学中心，成为一个类似俱乐部的东西。在苏维埃俄国整整５年的生活中，在我的位于小弗拉西叶夫斯基胡同的房子里，每周二（我记不准确了）举行集会，进行演讲、座谈。 在这些年里我在很大的教室里公开地发表演说。 有一次集会我记得特别牢。 无政府主义者俱乐部（他们在当时是被允许活动的）
宣布举行关于基督的公开辩论。这吸引我去参加了。 它同样吸引了主教们和神甫们，但他们没有出席。 出席的有托尔斯泰主义者，有费多罗夫的继承者（他们将费多罗夫关于礼拜日的思想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结合起来）
，有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纯粹的共产主义者。有很多的红军战士、水兵、工人。 当时还存在着革命自发势力的氛围，也还没有完全定形和完全组织起来。这时是１９１９年初，也可能是１９１８年底。 一个工人作了关于福音书的报告，报告认为，可以科学地证明，圣母是妓女，而耶稣基督则是罗马士兵的私生子。 讲堂里疯狂地鼓掌，很多人讲到福音书中的矛盾。 当你和很肤浅的和很少文化的对手讨论时，那是很困难的。 以后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发言，他对教会的指责异常尖锐；后来是费多罗夫主义者发言，自称是“生命宇宙神秘论者”
，他胡说福音起源于母马，纯粹是难以想象的奇谈。最后提出，社会最高纲领已经实现，现在应当把死寂的宇宙星期日列入日程。 这使听众大笑。 后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发言，应当说，他是最好的，比起其他人来，他的发言是相当好的（一个时间里，我在当时富有特点的苏维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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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１５２
“国家的语言研究所”作报告，讲语言伦理课程，有很多的听众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还和他们进行了座谈。 他们十分令人喜爱，能够提出智力很高的问题）。
听着这一切讲述有关基督的讲演，我感到说话异常的困难。 在那种为情感所充满的环境中，在那种智力浅薄的情况下，能够说什么呢？但是我作了很大的精神努力，集中自己全部力量，作了讲演，在那个时刻我感到了很大的灵感，我感到比我在生活中任何时候讲得都好。 这是我最大的成功。 我找到了合适的语言、讲述了和我后来的小册子《论基督教的优点和基督徒的缺点》大约一样的话。 开始，听众是敌视我的，响起了口哨声、喊声、嘲笑性的叫声。 但我逐渐地掌握了听众，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后来很多人拥向我，与我握手，表示谢意。 我的另一次演讲是在政治博物馆的大厅里讲《科学与宗教》，也是同样的，那次有１５００或者２００听众，工人和红军战士占大多数，有很多的共产主义者。在讲演之后听众请求公开讨论，我则声明，演讲准许不讨论。 在我的背后站着一个大学生，十分不高兴的样子，走出来并说：“我以全俄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讨论是公开的。”
在听众中我感到对我所提出的问题有很大的兴趣。 气氛是紧张的，正如当时在革命的苏维埃俄国一样。 最有意思的是演讲后的讨论，那时我已经步行回到位于阿尔巴特街的家中去了。 赞成我的有听众中整整一个主要由工人组成的集团。 有一个工人，我觉得他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兴趣以更大的热情关注宗教和上帝。我问他说：“为什么你去听像我作的那种演讲？”他的回答是出人意料的：“我想是为了驳倒反对信仰上帝的证明。”
在那时的苏维埃俄国的听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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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自我认识
我发现了比后来在年轻的俄国侨民中对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更加集中的关心。 我感到了俄罗斯的广袤性，自发力量的巨大。
G G G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自发性中，在它的创造（它大于破坏）中，我很快就感觉到了精神文化所要遭到的危险。 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 奇怪的是，当全俄作家协会需要注册时，没有可以把作家的劳动列入其中的劳动部门，作家协会是按印刷工人的范畴进行注册的，这完全是荒唐的。 世界观（革命象征性地渗入其中）不仅不被承认为精神的存在和精神的主动性，而且把精神看作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障碍，看作反革命。革命推翻了２０世纪初俄国的文化复兴，转变了它的传统。 但是与俄国精神文化相联系的那些人依然故我。 我萌生了这样想法：必须把过去精神文化的活动家集中起来，并且创立一个中心，以便继续进行俄罗斯精神文化生活。 这不应当是宗教—哲学学会的恢复，联合应当是更加广泛的，包容不同派别的人们，而且承认精神文化的独立性和价值。 我是“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的发起人，它存在了３年（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年）
，我是它的主席，在我出走之后它也就关闭了。 这个特别的创举是从在我家举行的座谈中产生的。“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
的意义在于，在那沉重的年代它是自由地思想和提出高质量文化问题的唯一地方。我们坚持讲演课、课堂讨论、公开辩论。 A o U（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
当然不可能有自己的处所，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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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自由的，而不是国家机关。 我们在高级女子培训班进行公开的报告，讲演和课堂讨论在不同的地点，在某个苏维埃机关里（那里的管理人是我们所熟识的）。
一段时间里我在“酒精中心”的房子里作报告和进行课堂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报》曾经写道，在苏维埃机关里作关于宗教——精神问题的报告是不能容许的。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他无疑是进行告密）想用俏皮的语言结尾，说什么在宗教与酒精之间永远存在着联系。结果，我作为的代表被契卡传唤，A o U同时，“酒精中心”的负责人也被传唤。 我出示加米涅夫的条子，条子上说已经在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了注A o U册。 最大的困难是给契卡的侦察员解释，精神文化是什么意思，它与物质文化有什么区别。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过去了，但是，准确地说，这为将我逐出苏维埃俄国提供了口实。 我作了关于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的演讲，进行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堂讨论。这些演讲与课堂讨论为我的书提供了基础。我的演讲和课堂讨论的出席率是很高的。 常有共产主义者出席。第一排通常坐着年轻人，他们毫无疑问是契卡的间谍。我一直讲得很自由，毫不隐瞒自己的思想。 在公开报告后的讨论同样是自由的。 最后一年的公开报告特别有成绩。 有三次报告（论施本格勒的书、论魔法和我的论神智学）来了异乎寻常多的人，一群人站在街上，形成了人墙，我费了好大劲才走进屋子（应当说明，我是主席）。有一次，作为主席的我在报告时收到女子培训班负责人的一个条子，说过多的人群会使场地倒塌。 在这里需要说明，我们在报纸上没有作任何的通知，通常都是在前次会上或者通过作家书屋进行通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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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巨大的智慧的渴望，自由思想的需求。 正确地说，应当满足这种渴望和需求。 但是我相信，满足这些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俄国，自由思想只能在地下继续存在。 这被一封很有意思的信所证明，那是我在国外，在巴黎收到的，是一个年轻人奇来的。①我将这封信刊登在《道路》上。 我的时代离建构时期还较远，还存在着革命的自发力量，苏维埃国家的极权政治还没有最终占领全部生活，它主要还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大影响。甚至，不是官方方向的书也可以出版一些。我不想离开俄国，不想去作一个侨民。 我相信经过精神的复兴而发生的从压迫之下的解放。我感到，存在着人的自发力量，创造的精神活动可能在它中间存在。 但是我遇到了外在的障碍。不能说我受到了苏维埃政权的特殊的压迫，然而我两次被捕，拘禁在契卡和格佩，虽然时间不长。更为严重的是，我被从俄国驱逐出来，已经在国外生活了２５年。第一次被捕是１９２０年，是和被称为“策略中心”的事件有关，事实上我与此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但却逮捕了很多我的好朋友，结果经过了很长的过程，但我不能对它负责。 有一次，当我蹲在契卡的内部监狱时，在夜里１２点我被带去审问。我被领着经过长长的阴森森的走廊和楼梯，最后，我们经过比较洁净和光亮的走廊，进入很大的房间，这里异常的光亮，地上铺着白熊的兽皮，在左边靠近写字台的地方，站着我不认识的穿军装戴红军星的人。他让我坐下并对我说：“我叫捷尔仁斯基。”
①写于１９４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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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契卡创建人的名字，它被认为是血腥的并在全俄引起恐怖的名字。 我是在众多被捕者当中唯一被捷尔仁斯基亲自审问的人。 我的审问带有同样特别的性质；加米涅夫也来一起参加审问，参加审问的还有契卡主席的代表——明仁斯基（我过去不怎么知道他，曾在彼得堡遇见过，当时他是作家，不走运的小说家）。
我的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在灾难性的和危险的关头我一。直不感到沮丧，任何小的惊吓也感觉不到，而是相反，能体验到情绪的高涨，能转入进攻。 我决定在审讯时宁可保护自己也不能投降，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中占优势。 我对捷尔仁斯基说，“我打算直接说出我所想的东西，这是符合我的思想家和作家的身份的。”捷尔仁斯基回答我：“我们期待于你的正是这个。”那时我决定提前讲出要向我提出的问题。 我讲了４５分钟，作了整个的演讲，我所说的带有唯心主义性质，我努力讲清楚：在怎样的宗教、道德、哲学的基础上我是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同时我还坚持：我不是政治性的人。 捷尔仁斯基很注意地听我讲，只是偶尔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例如，他说：“可能在理论上是唯物主义者而在生活中是唯心主义者，或者相反，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者而在生活上是唯物主义者。”
在我的长篇发言后，捷尔仁斯基表示喜欢我的直爽，但仍给我提出与某些人们的联系的问题。我坚决不谈人们的事。 我已经有了在旧制度下受审的经验。 这一天对最令人不快的问题，捷尔仁斯基给我作了回答，使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后来我了解到，被捕的大部分人都诽谤自己，结果他们自己的供词成了起诉的主要依据。 在审讯结束时，捷尔仁斯基对我说：“我现在放了您，但是您在问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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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以前不能离开莫斯科。“以后他又转向明仁斯基：”现在很晚了，我们这里盗匪活动猖獗，能否弄辆汽车送别尔嘉耶夫公民回家？“汽车没有找到，不过，士兵带着我的东西用摩托车送我。 当我走出监狱时，监狱主任（曾是近卫军骑兵司务长）亲自给我拿着东西，并问我：”您是否喜欢我们这里？“
比起旧制度的监狱，契卡的监狱制度更加难以忍受，比很多革命监狱的纪律更加严酷得多。 至于捷尔仁斯基，我的印象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和诚挚的人。 我想，他并不是不好的人，甚至按本性说并不是一个残忍的人。 这是一个狂热的人。 他给人的印象是：为某种情感所控制，在他身上有某种可怕的东西。 他是波兰人，身上有某种高雅的东西。 过去，他曾想成为天主教的修道士，他将自己狂热的信仰转向共产主义。在逮捕后过了一段时间，“策略中心”案进入诉讼程序，在被指控的人中，有些人与我有私人的关系。 诉讼过程给人以十分沉重的印象，这是戏剧性的表演，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某些被控者引起很大的尊敬，但是还有一些则是不值得尊敬的、屈辱的。 判决不特别重，是象征性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比较平静。从１９２２年春天情况开始改变。 形成了反宗教的阵线，开始了反宗教的迫害。１９２２年的夏天我们到兹韦尼哥罗德县去，它在巴尔维赫，在十分迷人的莫斯科河岸边，靠近阿尔汉哥尔斯克的尤苏帕维依，那时托洛茨基居住在那里。 靠近巴尔维赫的森林非常迷人，我们被成群的蘑菇所吸引，我们忘记了可怕的制度，在农村对它的感受较小。 有一天我回到莫斯科，这是整个夏天唯一的一次回莫斯科，我在自己的房子里过夜，夜里进行了搜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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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了我。 我被驱逐出苏维埃俄国，我被预先警告，如果再在苏联境内出现将被枪决。 这以后我被放了。 但是大约过了两个月（在这期间需要为出国作准备）
，整整一个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群体被驱逐出境，他们被认为没有希望转向共产主义信仰。 这是一个奇怪的标准，后来它没有再使用过。 我被驱逐出祖国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当他们宣布要驱逐我时，我是很苦闷的。 我不想侨居，我与侨民有冲突，也不想与他们汇合，但同时我又感觉到，我将要去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 我没有想到，我的流亡会长达２５年。 德国大使馆很帮助我们，在德国入境处给被逐者个人办了签证，但是苏维埃政权拒给被逐者以集体的签证。 德国人给予我们一系列的服务。 有时我为了被逐事宜到格佩去，顺便说一下，我请求明仁斯基加快放逐。 有一次我在格佩等待管理被逐事宜的侦察员。 我惊奇地发现，在走廊及接待室里坐满了教士，他们都是（东正教）
新生教会教徒。这使我产生了很沉重的印象。对“新生教会”
我是否定的，因为它的代表人物是靠告密大牧首和大牧首教会起家的。我认为，它这种做法不是改革。在格佩接待室里，我遇见了安东尼主教，我过去在彼得堡见过他。 安东尼是最有才干和最进步的俄罗斯主教之一。 在宗教—哲学会议上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教会恢复中他起的作用是不美妙的，他经常恐吓和告密。 安东尼走近我，吻我，想和我进行隐秘的谈话，回忆过去。 我则向他表明，在秘密的格佩，这是不合适的，我与他之间也是非常冷淡的，这是我离开俄国时最后的印象之一，而且是不愉快的。在路上我感受到很多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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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前面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也不清楚。 在流放中，我感到了某种天意，它决定了我的命运。
G在国外我写了很多论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字。 我企图思考这不仅对于俄国的命运而且对世界的命运有着巨大意义的事件。 我作了思想上的努力，以便超越双方的斗争，清除情感因素，不仅看到共产主义的某种局限，而且看到它的真理。 观察俄国侨民的情绪时，我发觉，我是能从对共产主义的态度的偏见中解脱出来，不被自己与它的思想对立所左右的极少数人之一。 这也引起了对我的敌视。 我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首先是精神自由原则，对我来说，这一原则是原初的、绝对的，用世界上任何财富都不能出售的。 我与共产主义同样对立的另一原则作为最高价值的个性原则，它不依赖于社会和国家，不依赖于外在环境。 这意味着，我保卫的是精神和精神的价值。 俄国共产主义，正如它自身在俄国革命中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性，否定自由，否字个性。 我赞成在社会方面，即政治组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