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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同志在苏区有多次接触。 我看到他虽遭受打击，但毫不气馁消极，依然到处奔走，孜孜不倦地动员、组织工人支援反“围剿”斗争，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大力发展军工生产，动员工人参加红军，组织成立了由工人组成的中央警卫师等等，我觉得在他身上有着十分坚强的党性，有着消耗不尽的革命精力。自此以后，少奇同志总是紧紧地和毛泽东同志站在一起，坚决捍卫和执行正确路线，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在这挽救党、挽救革命的关键时刻，少奇同志坚决支持了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少奇同志坚决追随毛泽东同志，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后，我在较长的时间里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少奇同志常往返于延安与外地，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常是不畏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为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而不懈地工作和战斗。１９３５年冬天，党中央派他任北方局书记。 当时，华北地区经过多年严重的白色恐怖，党组织绝大部分已被破坏，只保存了河北省委、若干基层组织和几十名干部，而且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还很严重，局面十分困难。 记得有的同志对少奇同志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哪。 少奇同志充满信心，回答得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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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虎穴，焉得虎子。 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有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一定能改变白区工作的局面。 他赴北方局后，很快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 他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首先在党内批判、清除“左”倾机会主义思想。 他领导在秘密工作中大力恢复和发展了各地的党组织与外围组织，使华北的党员很快地发展至５００余人。他领导北方局将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体化，大力动员群众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斗争，使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蓬勃开展起来。“一二。 九”运动的胜利和发展，标志着华北白区工作获得了空前的成绩。 当时他总结历史经验，写了《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阐述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明确地提出应当系统地批判、清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抗日战争一爆发，少奇同志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在写给他的信中所作的“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重要指示，在日寇大举进攻，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大溃退的动乱局面里，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完成了工作的大转变，及时迅速地组织革命力量转向农村，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广大的华北敌后根据地。 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成了华北民心所向的、华北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 少奇同志在华北，一直忠实、积极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卓越的成就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和方针的正确，并且以此积极地投入了反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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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从“左”倾一下跳到右倾，鼓吹“一切经过”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对少奇同志领导北方局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王明是反对的。 当时我们在中央机关，知道王明把持长江局，和党中央、毛主席“闹磨擦”
很厉害。在这场斗争中，记得少奇同志向我们说过：我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在击败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少奇同志尖锐地指出：“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
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全会的结论中肯定地指出：“少奇同志说得对。”我们当时看到毛泽东同志和少奇同志互相支持，共同斗争，是很感人的。 六中全会以后，少奇同志立即由党中央派赴华中局任书记，和陈毅同志一起，对项英、袁国平在东南局和新四军奉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 他们所领导的新四军在皖东、苏南和鄂中、淮北部分，深入敌后，不断发展，与项、袁直接领导的皖南部分因循迟疑、徘徊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皖南事变”一发生，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受命执掌全军，力挽危局，立即召开干部会议。 少奇同志亲自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对项、袁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系统、深入地作了批判和清算。 少奇同志为在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根据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方针，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大江南北，战斗在东海、黄海之滨，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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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成为插在敌人心腹部位的一支劲旅；广阔的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扩大，不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１９４３年，少奇同志又回到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整风运动中，他和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领导全党，对我党历史上的“左”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总批判、总清算。 他那犀利、深刻的批判，帮助人们提高了对王明路线实质的认识。 当时王明很顽固，仍然吹嘘他那本作为“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纲领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标榜自己是执行所谓“国际路线”。少奇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本“罪恶的小册子”
，是“穿上国际路线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外衣来进行欺骗”。
少奇同志又在一次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讲话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戳穿了王明“国际路线”的内幕。 原来，王明所谓的“国际路线”
，只不过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个叫米夫的人，扶持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领导权，让他大搞宗派活动，一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 少奇同志还在一些会上多次谆谆教诲我们：一定要跟随我们的领袖毛泽东，他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代表，代表着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方向。在我党诞生２２周年之际，少奇同志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并且指出：总结党的历史，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
，“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的环节和部门中去”。
为了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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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同志真是竭尽心血，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４５年５月，我正在三五九旅南征途中，处在转战大江南北的斗争时期，听了关于党的七大会议的传达，无比激动和振奋。 在这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上，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热情讴歌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回顾历史，我们党诞生以来，历经艰难曲折，在战胜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才有了自己的领袖，有了一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有了这个坚实的核心领导，我们一定能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朱德同志等我党卓越的领导人，作为我党正确路线的共同制定者，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而载入党的光荣史册，是当之无愧的，也是林彪、“四人帮”歪曲、抹煞不了的。我每当学习《毛泽东选集》，看到书中有关肯定少奇同志的内容时，总是回想起往日熟悉的情景：少奇同志紧紧跟随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少奇同志也有高度的评价。 例如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由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定稿的。 它肯定了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称他是“白区工作的模范”。林彪、“四人帮”却攻击说这个评价是错误的，擅自推翻党在历史上正确地作出的重要决议。 康生还重新捡起王明用来打击少奇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等３顶帽子，诬蔑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正确策略思想。 他们把少奇同志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行动说成是“右”的，恰恰说明他们搞的是极左，是要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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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条件下复活王明路线。
二、一切为了党的建设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党的建设，把它称为取得我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少奇同志长期领导党务工作，是毛泽东同志抓党的建设的好助手。 为了把我党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了培育千百万好的党员，他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都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并且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党的建设方面，他是有很大贡献的。 记得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作讲演、写文章，发表了一系列阐发毛泽东同志建党思想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等，都是较有影响的名篇。 其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我的印象最深。１９３９年７月，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期间，我在马列学院聆听他讲演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听众都反映讲得内容丰富，有针对性，深入浅出，很受教益。 讲演后，少奇同志撰写成的文稿由有关同志送呈了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阅后，对文稿曾作了“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重要批示。８月份，延安《解放》半月刊就开始连载这个讲演，各根据地纷纷翻印，广为传播。１９４２年整风学习运动一开始，我们中央直属系统学委会制定的学习２２个文件的计划中，就列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同年６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中，就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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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中直系统的这个学习计划。《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批判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结晶，是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报告的重要辅助文件。 在整风学习中，它帮助我们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加强党性锻炼，是一个很好的整风文献。 少奇同志当时很关怀我们的学习，常和我们一起学习、讨论和谈心。他的亲切教诲，也使我加深了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理解。《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开宗明义地要求大家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 少奇同志有一次热诚地对我们说：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学习毛泽东，不学王明。 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他就有了真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有了解决中国革命中各种问题的金钥匙。王明只是披了马列主义外衣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唱来好听，用了不灵。 少奇同志就是学习毛泽东的模范，他总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地学习马列主义，因而经常在解决重要问题上有独到之见。例如１９４１年７月，他在华中党校讲演了《论党内斗争》，党中央后来让延安新华社发电将全文转发给各根据地，按语指出它“理论地、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一个重大问题”
，要求全党同志在整风学习中注意研读。这篇著作后来又收入了延安解放社编的《整风文献》。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论述了要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粗暴过火斗争。 对这点，我感受特别深。 早在湘赣苏区工作时，我吃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苦头，曾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打成“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者”
，受到残酷迫害。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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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我们受害的几个同志谈话，代表中央为我们平了反，我感到无比亲切温暖。 到整风期间，时隔几年了，少奇同志又找我谈心，了解当时一些冤案的具体情况，细问是否还有遗留的问题。 他对所有受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同志，都是十分同情和关怀的。 他亲切地对我说：大家把党比做“伟大的母亲”
，我们一定要把“母亲”的温暖和爱护送到每个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的心坎上。 当我向他谈到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袁德生、省委常委刘其凡等一批负责同志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无辜地秘密杀害的情况时，他悲愤而深沉地说：这是王明路线的又一罪恶；为了懂得正确对待党内斗争，我们党付出了血的代价，今后再不许目无法纪，乱抓乱杀，再不许动辄乱开斗争会了。 他真挚地对我说：首道同志，你我都受过打击，吃过苦头，应当看做是一种锻炼，这样，我们对待犯过错误的干部，就绝不搞王明他们那一套，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少奇同志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襟，使我难以忘怀。多年来，广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热爱《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甚至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看到烈士的衣兜里也珍藏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鲜血所染红。 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本党的入门教科书，包含了马列主义真理，而真理是谁也扼杀不了的。 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少奇同志这些革命论著，１９６１年就指示要整理编选少奇同志的文章。１９６２年修订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正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部分。康生当时主持了这项工作，但他在“文化大革命”
中却脸色突变，颠倒黑白，带头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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挞伐，对１９６２年的修订再版也横加诬蔑。 这说明，他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投机专家。
三、实事求是的模范
在建立新中国以后的１７年中，少奇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助手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和周总理、邓小平等同志密切配合，负责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担当着繁重的责任。 他不辞辛劳，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地勤奋工作，使毛泽东同志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更重要的问题。 解放以后，我较长时期在交通部和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工作，在和少奇同志较多的接触中，我印象最深、最受教育的是：少奇同志堪称为实事求是的模范。 他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教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努力把各项事情办好。少奇同志及时地认真地研究我国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协助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制定了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１９５６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历史转变关头，我党决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少奇同志负责起草政治报告。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的意见作了认真的修改。 毛泽东同志说他修改得很好，并亲笔在样稿的扉页上写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题目，又在下边书写了报告人“刘少奇”
３个大字。我们在八大聆听了少奇同志的报告，觉得很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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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服力，思想豁然明朗：我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称赞说，这个报告“是个很好的提纲”。
现在，当我们在经济建设上经历了一些曲折和挫折，经历了林彪、“四人帮”打着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灾难，我们看到八大政治报告至今仍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更觉得少奇同志那种科学精神之可贵。少奇同志对经济建设抓得很紧，具体指导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抓得十分细致扎实。 他那种实干家的领导作风，深深铭刻在我脑中，至今历历在目。 早在１９５２年，少奇同志在社会上各项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