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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王首道文集
派家长作风。 由于陈独秀顽固地推行右倾投降路线，致使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艰苦的年代磨炼了弼时同志坚强的革命意志，但是长期过度的劳累也损害了他的身体。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他就过早地逝世了。 我们这些幸存者，一想起他，就觉得更要加倍努力工作。
二、坚持卖事求是的原则
在工作中，任弼时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富有自我批评的精神。 这一点，我和他的接触过程中深有体会。在湘赣苏区，我曾经有过一段亲身的经历。 湘赣苏区是毛泽东同志创建的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１年，党派我到这里担任湘赣省委书记。 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展游击战争，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不久，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下来了，我们受了影响，也开始抓“ＡＢ团”和搞“肃反”
，犯了一些“左”的错误。 后来，我们发现有些同志根本就不是“ＡＢ团”也被抓了，便产生怀疑，并准备加以制止。 正因为如此，就把我们打成“右倾保守主义”
，撤销了我的省委书记职务，由执行王明路线的得力干将陈洪时代理。 在陈洪时（湘赣红军主力长征后叛变）
、刘士杰（省总工会副主席，长征中叛变）等的把持下，极力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 这时候，任弼时同志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 陈洪时、刘士杰就在他面前捏造我们不少罪名，主张将我开除党籍，将湘赣军区总指挥张启龙同志送保卫局法办，还诬陷了许多同志。 但是，弼时同志不只听一面之词，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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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王震等许多忠实同志的意见，采取慎重的态度，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对张启龙等同志也算是“刀下留情”了。 在当时，任弼时同志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能基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较客观地处理问题，这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很不容易了。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我被撤职以后，被调到白露、袁州一带搞基层工作。 由于环境很艰苦，我手脚生疮，又患了疟疾。 就在这个时候，弼时同志特地叫他的爱人陈琮英同志来看望我，还在经济上给予一点帮助。 当时，我算是犯了错误的人，能够得到领导的关怀，得到同志式的帮助，内心感到多么温暖啊！后来，我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也得到弼时同志的批准。到了中央苏区，我就在毛泽东同志的身边工作，不久就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和张启龙等同志又找弼时同志谈起湘赣的问题，我们提到弼时同志某些错误的作法，他都诚恳地接受了，并且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也只能那样做啊！
现在看来那种作法，许多都是错误的。“我们感到他所说的符合当时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者，能够敢于承担责任，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使我们深受教育。
三、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任弼时同志的生活十分朴素，从战争时期到解放以后，都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延安时期，我和他都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总是以忘我的精神，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但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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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却严格地要求自己。他经常叮嘱周围的同志不要铺张浪费，要爱护公物，凡是能够过得去的，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决不要去麻烦别的同志。 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带头响应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荒生产，参加纺纱。纺纱是一件细活，弼时同志的眼睛近视，戴着眼镜纺纱开始总是粗细不均匀，但他能坚持苦练，最后还参加了纺纱比赛，取得优异的成绩。 他在工作之余，还经常利用散步或打猎的机会，到延安郊区去找农民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关心群众的疾苦。 有一次，他傍晚散步归来，看到农民还在庄稼地里锄草，忙不过来。第二天，他带领机关的同志下地去，帮助农民锄净了草，使农民深受感动，体现了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全国解放以后，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任弼时同志艰苦朴素的本色并没有变。 进城以后，组织上安排他住的房子很残旧，机关花了一点钱修了一下，他知道后心里很不安，一晚睡不着。 后来，同志们考虑到他身体有病，他的住房临近大街，人车嘈杂，很不适宜，让他搬进一个机关所在的房子，他却说：“那里驻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不能为了我一人去牵动整个机关。”
同志们见到他不同意搬，又建议帮他换一间合适的房子，他又说：“何必麻烦去换房子呢？
这里还可以住嘛，还是住这间房子吧！“就这样，他住的房子始终没有调整，一直到逝世。弼时同志对自己的生活和身体是从不考虑的，但他对工作总是念念不忘。 就在他患病期间以至逝世的前夕，还请求党和毛主席同意他工作，这是何等高贵的品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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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青年的楷模
任弼时同志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他具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堪称为全党的模范，也是我们中国青年的楷模。弼时同志很早就投身于革命，又出国留学过，在党内又有很高的地位，算是一个知识渊博、德才兼备、有职有权的人了。 但是，他能正确地处理自己和家庭关系，具有高尚的无产阶级情操，这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他的妻子陈琮英同志原来是长沙一家制袜厂的童工，家庭出身很苦，从小没有读过书，算是一个“土包子”。弼时同志１６岁就离开家到了上海，接着到俄国学习，１９２４年回国后就在上海负责团中央工作，并在上海大学当了“教授”
，这时他已经算是一个“洋包子”
了。虽然他们两人从小就认识，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但是，在这种环境底下，弼时同志对陈琮英是否还保持当初的情谊呢！这对一个青年确是一种考验。 并且，像弼时同志这样一个有资历的人，想在这个大城市里找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也不是很难的。 然而，弼时同志却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毫不三心两意。 不久，他便把琮英同志接到上海。 琮英同志毕竟是一个贫穷姑娘，穿着很朴素，到了大城市就显得“土里土气”了，她在街上常会遭到一些少爷淑女们的冷眼相待，心里总感到有点不安。 弼时同志便鼓励她说：“不要怕！
我们是在这里做党的秘密工作，同敌人进行斗争，你也要学会斗争。“
斗争就是生活，生活也是斗争。 弼时同志和琮英同志就是在斗争的生活中建立了纯洁的爱情，１９２６年结了婚。 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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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弼时同志耐心帮助琮英同志学习文化，引导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琮英同志也成为弼时同志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今天，已经不是任弼时同志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了，中国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弼时同志那种年轻时就树立崇高的理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高尚的革命情操，值得我们年青的一代很好学习。
（原载《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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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７４—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人才问题，是关系一个国家强弱兴衰的重大问题。治国安邦靠人才，成就事业也靠人才。 只要有了大批人才，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这个道理，一切有识之士，包括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在内都是懂得的。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后来居上，一统天下，建立起强盛的封建王朝，除其他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招贤纳士，重视有才能的人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某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所以能够迅速跃居世界前列，也是同他们注意造就和吸引大量人才分不开的。在人才问题上，我们党既有经验，又有教训，有些教训，甚至还是极为惨痛的。 早在３０年代初期，发生在革命根据地的“肃反”
运动，使我们党内许多优秀人才受到迫害，有的甚至被错杀了。 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左”
倾路线的影响下，在局部范围内又发生过迫害人才的事件，“抢救”
运动、“搬石头”
等都打击、迫害了不少的优秀人才。 幸亏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的及时纠正，才使这些失误得到了有效的纠正。但沉痛的是，在建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我们党在人才问题上又犯了错误。“文革”
期间达到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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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造极的地步，使无数人才受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些沉痛的教训，是值得我们的同志永记心头，引以为鉴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同样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优良传统，即使党在人才问题上出现某些失误的时候，党内的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也往往竭力保护人才，关心人才，使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也就是说，就总体而言，我们党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这是主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党内才汇集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才打败了强大的敌人。 不难想象，如果我们党只有失误的一面，只知道迫害人才，打击、埋没人才，那末，人才能涌集到我们党内来吗？
党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和成就吗？
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思想可见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以及各种文选中。 这些光辉的思想，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尊重人才、使用人才所应该牢记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具体史实，一些党内的老同志是深有体会的。 这些年来，他们老骥伏枥，把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整理出来，是值得庆幸的。这些宝贵的资料、故事，常常散见于各种报端和传说之中，顾宝华、张仁慧同志怀着对革命领袖的崇敬和为现代建设事业服务的精神，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和回忆文章，发掘和整理了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才的２０个动人故事。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发扬我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优良传统，一定会发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原载《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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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 —９４—
谈谈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
１９８４年１月
在隆重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９０周年诞辰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举行毛泽东思想讨论会，研究和探讨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防止和反对精神污染，这是很对的。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和工作方法——谈谈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 我认为，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广泛的深入的研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其意义不仅仅是在于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更重要的是，对毛泽东思想今天和长远的发展，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指导意义进行探讨，无疑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是极为重要的。 这对推动我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参加这样的讨论，是我们这些亲身跟随毛泽东同志革命而至今仍还活着的人的光荣义务。 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前半个世纪革命史的活见证，把自己知道的和体会最深的东西贡献出来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当然，对毛泽东思想的讨论和研究，不光是我们这些２０～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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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党的老人，主要还得靠许多比较年轻的理论工作者和党史工作者，以及一大批热心于党史工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同志。 我们的后人也还要继续研究。 只有不断地研究，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今天我想重点谈谈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
的论述，以表达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热爱。为什么我要谈调查研究呢？
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根据我５０多年革命生涯的体会，我感到，毛泽东同志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具有理论原理和方法论的意义，是他发展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结合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思想路线讲得非常明确具体。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切干部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如果背离这个思想路线，就要犯大错误。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代表著作，是他１９３０年５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原来的题目叫《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思想的核心和精华，语言简练，观点明确，通俗易懂，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文章不仅讲明了为什么要搞调查研究，而且教育我们怎么去搞调查研究。 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每当我遇到困难时，都要安静下来认真读读这篇文章，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点，到实践中去看一看，想一想，亲身体验一下，然后再加以分析研究，最后综合起来，以找出问题的答案。 这就是我把调查研究说成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和工作方法”的切身感受。 这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我们一定要继承下来并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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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 —１５４—
中加以发展。毛泽东同志在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地研究了中国革命问题后才写成这篇重要著作。 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大革命失败前后，我们党有的领导人，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一味照抄苏联的经验，使我们党吃了很大的苦头。 但是不是说在我们党内没有别的正确主张呢？不是的，不但有而且还十分使人信服。 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我记得，１９２６年毛泽东同志给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员讲课时，关于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就高人一筹。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无产阶级为什么要革命、怎样革命的讲解，使我们每一个学员都心服口服，领会颇深。他为什么能讲得那样透彻呢？主要来源于他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他善于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那时他一有时间就跑到乡村去，同农民一谈就是一个晚上。 他对农民运动的认识非常深刻，关于农运工作的论述没有半句空话。 因为当时我也是搞农运工作的，所以最愿听毛泽东同志讲课。 他讲得具体、生动、有感染力。 后来他所以能得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的英明论断，是同他对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及其他阶级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正因他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才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时间、地点和条件上都不相同，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 １９２７年，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 一二”
大屠杀后，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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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人从残酷的斗争现实中总结出了“武装斗争”
、“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 这些调查实践活动，使毛泽东同志得出了结论：一切结论必须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同志写《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也是有政治背景的。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初，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好。那时，好几支红军和好几个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发展。 大城市中的地下党工作也有所恢复，产业工人党支部由９８个增加到２２９个。 共产党在全国城乡的领导作用逐渐增强。 但是，就在这种革命走向高潮的新形势下，我党又犯了第二次“左”倾错误，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立三路线”。那时，李立三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和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由他主持中央工作。 他错误地夸大了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忽视了敌强我弱的局面，盲目地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坚持“城市中心论”
等等。“立三路线”
虽然只有６个月的时间，但却使党和红军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而在这一时期，只有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和中央根据地没有遭到大的损失，因为毛泽东同志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