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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做出积极的贡献 —５３６—
存在和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可以说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背离党的正确领导，违反党有关的方针政策相联系着的。可见，无论从那一方面说，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其实，这也正是党的一切报纸刊物都不可忽视的一项中心任务，《民主与法制》所不同的，只是在宣传的侧重点上有所区别而已。第二，党的报纸刊物，还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因此，如何宣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大家都来关心民主和法制问题，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出积级的贡献，同样是我们刊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自然要包括普及法律知识，反映群众呼声，研究和解答群众所提出的有关的各类疑难问题等各方面的工作。 但是，就目前来说，我以为在关心维护人民群众依照国家法律享有的正当权益的同时，还应该注意调动群众关心国家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努力履行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比如，自觉地向违法行为进行力所能及的斗争，如实地向司法机关提供有关犯罪行为的真实情况等等。在这方面虽然近年来都有所进步，但较之５０年代广大群众主动配合主管机关向破坏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进行积极斗争的政治热情来，还有相当的差距。这自然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的。由于多年来“左”
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１０年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任意遭到侵犯，应有的法律秩序几乎被破坏殆尽，因此，在拨乱反正以后，加强法制建设的工作中，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如果不同时认真调动人民群众自觉地加强对违法行为作斗争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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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６—王首道文集
极性，要想真正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也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有些案件之所以不能及时侦破和结案，是同了解情况的群众不能积极主动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证据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应该看到，党的任何工作自然也包括法制建设工作，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是无法想象的。第三，如上所述，党的任何工作，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都是要通过人们的积极行动来实现的，那么，表彰鼓励执法不阿，遵纪守法的先进人物，批评鞭挞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的不良行为，以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执法、守法、维护法律秩序的积极性，就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无论在表彰还是在批评中都应该认真调查核实，力求做到公正恰当，这是不待说的。 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的是近年来人们经常提到的，关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问题。应该承认，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过一个曲折过程的。前些年在“左”
的影响下，曾经有一段时间把这个口号不适当地看成是所谓资产阶级的东西，这当然是片面的。 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坚持这一原则专门是针对领导干部的，它是指在人民制定的法律面前，在它的实施上，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公民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当然，领导干部应当尤其重视这一点，做守法执法的模范表率。 据我的理解，这条原则还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含义：对于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都只能是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程序予以追究，而绝不允许侵犯违法者依法受到保护的必要的权利，如辩护权、上诉权等等。 那种认为这一原则只应适用于没有犯过法的人，甚至对刑满释放、劳教解除的人员，不问其实际表现如何，都一律横加歧视的态度，也同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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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做出积极的贡献 —７３６—
悖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 而对于这一原则的任何片面的理解都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表扬与批评工作的质量。第四，应该如实地承认，我们的法制建设尚在进行之中，虽然从基本内容、总的方向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具体细节上难免有不尽完善之处。 因此，如何集思广益，听取各方面专家、学者及至广大群众的意见，仍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既然要欢迎大家提意见、讲看法，就难免其中可能有不尽恰当之处，甚至初看起来颇有见地的意见，经过认真研究探讨之后，也很可能最后证明是错误的。在这里，过分地求全责备，等于是不让人家讲话。 但是，也不能借口允许讲话，在自己发表了意见之后，不管对错都不准别人批评，一批评反驳就以为是压制了民主，妨碍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最近胡耀邦同志在英国回答记者关于所谓的人权问题时，曾经引用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自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我以为，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以上我讲的这些，很可能是“隔靴搔痒”
，不当之处是难免的，姑且叫它是“门外法谈”
吧！鲁迅先生曾经用过“门外文谈”
这一题目，那纯粹是出于谦虚，我则确实是在门外谈“法”。
应该如实地承认，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大家过去都未曾认真地学过法。现在党和政府正在大力普及法律知识，补上这一课非常必要。我真诚地希望一切法律报刊，都来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民主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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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６—王首道文集
发扬我党重视经济工作的光荣传统
１９８６年９月５日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这说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党采取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一系列政策指施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是富有远见的。 同时，这也是对我党历来的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因此，回顾一下党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党的现行政策的理解，鼓舞必胜信心。 上海有声读物公司邀请我向青年朋友们讲几句话，借此机会，我想谈谈有关东北根据地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和经验，供大家参考。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东北地区是首先获得全境解放的一个重要地区，并很快成为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总后方，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战争。 东北地区所以能起到这样重要的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东北的工业发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优越条件。 当时，在我党的各个根据地中，只有东北具有比较完备的现代化大工业基础。 在东北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我一直在陈云、李富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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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我党重视经济工作的光荣传统 —９３６—
先后担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和工业部长。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我们的积极努力，在恢复和发展东北工业生产方面，是有不少经验值得谈一谈的。尽管东北的现代化工业有相当的基础，但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多年的掠夺性经营和战争的直接破坏，当我们进入东北时，整个工业几乎完全瘫痪，设备残缺，人员流散，看不到一点生气。特别是煤矿停产，工厂停电，更是影响全局，给各方面都造成了严重困难。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我们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发动工人群众，二是团结争取技术人员。 为了发动工人，我们开展了反对汉奸走狗和封建把头的斗争，不准他们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并且具体帮助工人解决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通过这些工作，使工人群众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初步保障，很快提高了觉悟，发挥了生产积极性。 困难的是如何做好技术人员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那时候革命队伍内技术人员是很缺的，社会上也不多，我们从陕北、山东等根据地去的同志也缺乏管理现代工业的经验。 为此，我们不仅大力争取中国的技术人员，还在北满接收了２００名日本专家。 解除这些日本人的顾虑，动员他们出来为我们工作更不容易。 我们许多同志都曾经登门到户同这些专家交朋友，做他们家属的工作，打通他们的思想，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 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根据地的条件是很差的，可我们仍然尽量保证专家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比如，我们有个负责修铁路的工程队，请了几位日本专家，领导上特别规定，专家们每餐要有几个菜。这在城镇还比较好办，一到野外就很难买到像样的蔬菜，真难坏了伙食管理员。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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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６—王首道文集
发现日本人很喜欢吃水饺，才算把问题解决了。 有了饺子做主食，菜就可以简单些。 现在看到我们自己培养了这么多专家，还有这么多大学里的在校学生，想起那时的困难来真是高兴极了。 反正搞现代化建设非有专家不可，自己的不够就得千方百计请别人帮助。 所以，党和国家十分关心自己的专家的成长，也非常重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在团结争取技术人员工作中，我们也有过失误。例如，有的企业在民主改革中把一些没有多大恶迹的高级职员也整了一下，这就挫伤了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工作十分被动。 我们很快纠正了这方面的缺点，局面就很快好转了。 后来，我们在接收沈阳等大工业城市时，又进一步规定原有企业管理机构保持不动，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照常供职，因而接收秩序良好。 我们进城后，凭着一本旧的电话本就可以立刻同许多单位联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指导工作。如沈阳，在我们进城的次日电厂就恢复发电，其他企业在接收过程中也没有受到重大损失。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正确对待私人工商业。 这实际上也是正确对待人才的问题。 在私营企业中有不少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正确对待私营工商业就可以充分发挥这些人才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 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期间，政府就明确规定了保护工商业政策，后来又进一步帮助私营工商业解决好劳资关系，并为他们的供产销各方面提供指导和协助。 如北安的大火磨厂较多，年加工量为５万吨小麦，还有很多造酒的烧锅，政府都尽量保证其原料供应。这些企业不仅向社会提供了产品和服务，活跃了市场，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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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我党重视经济工作的光荣传统 —１４６—
增加了政府的税务收入。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对外贸易也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即使我们手中的工矿企业全部恢复生产，许多重要物资也无法全部由自己解决。 布匹、食盐、火柴、某些药品、汽油和许多种机器零件都十分缺乏。 一麻袋大米只能换到一盒火柴。 用“再生布”做的军服一碰就破，造的军鞋用手一掰鞋底就断，我曾经在视察被服厂时亲手试验过。穿这样的鞋子怎么能打仗呢？
李富春同志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被抓住的国民党特务认为，如果我们搞不来盐，搞不到布，农民总会对国民党抱有幻想。 可见实行对外贸易换取军民必需品是多么重要。 这其实也反映了经济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现代化商品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任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基本上只能同苏联进行贸易。 通过外贸换回的紧缺物资，不仅保证了军事和工业生产的需要，而且普遍改善了农民生活，许多群众拍手叫好，说这是“经济上的解放”。
通过多方努力，东北根据地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后来又继续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１９４９年进关作战的８０万主力部队、１５万民工的物资供应全部由东北负担，同时还上交中央大量物资，其中木材就有１５０万立方米，钢铁有２０万吨。总之，东北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如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搞活流通，开辟内外贸易等基本经验，是我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重视经济工作的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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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王首道文集
党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体现。 这些优良传统，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重新恢复并大大发展了。 有些青年不太熟悉党的历史，对前些年流行的“左”
的东西反而比较熟悉，因此就对党的现行政策理解不深，甚至有某些误解。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广大青年尽可能地了解我们党的全部历史和基本经验，以便进一步认识党是如何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的，党又是怎样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具体政策的。
（此文为上海音像公司音像制品即盒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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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的几件大事（节选） —３４６—
红军长征中的几件大事（节选）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５０周年
１９８６序１０月１０日
今年１０月２２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５０周年。长征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篇史诗，是非凡的战斗历程。５０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突破了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历尽千难万险，跋涉万水千山，纵横１０余省，长征二万五千里，实现了战略大转移。长征是我们以至子孙后代永远值得纪念的。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在此我仅述几件自己在其间亲身经历的事，以示纪念。
一、关于遵义会议的思想准备
长征开始时，我在中共中央组织局任秘书长工作。 中央机关，其中包括党中央、中央政府、供给部、卫生部、红大、军委二局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后，我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主任，主要工作是负责保卫和照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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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王首道文集
的中央首长。 当时随我们纵队行动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 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不断的相互谈心，彼此越来越了解了。 记得他们当时谈话的中心内容是批评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 张闻天同志较多地谈到他同博古的争论。他认为广昌战斗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博古，红军伤亡那么大，步步为营的战术是不明智的。 这样下去，红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王稼祥同志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非常喜欢看书。 早年，他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他不干，执意去上学。后来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于１９２５年前往莫斯科学习。王稼祥同志是一个诚恳、率直的人，对待错误的东西，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意见。 此时，他非常气愤地指斥李德，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给予积极明确的支持。毛泽东同志则总是耐心细致地分析“左”
倾路线在军事上的原则错误，使人听后心悦诚服。那时候，我虽然对总的形势还缺乏系统的认识，但对于毛泽东同志被实际上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对于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左”
倾路线领导人的措置失当，有说不出的烦恼。其实，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共同的心事。因此，我听了３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以后心情十分振奋。 后来，张闻天同志把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这段经历，称作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毛泽东同志同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谈话，正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遵义会议后不久，我们知道了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王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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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的几件大事（节选） —５４６—
祥同志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他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回忆时还经常说，王稼祥同志在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