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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６—王首道文集
的乡村政权制度，把自主权交给农民，使农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大增强。１９８５年，我国又开始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取消统购派购，实行国家计划合同订购，允许农民自由出售农副产品。 这样，我们就基本上把农民同集体、农民同国家的关系理顺了，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人问，改革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我国有８亿人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农业落后，就直接影响工业、商业、交通、运输、能源等的发展。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实践证明，把改革的战略重点首先放在农村，从农村着手，把农村搞活，解放农业生产力，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改革的范例。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适时地把改革的重点转到了城市。 对此，邓小平同志及时告诫大家，要看到“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
，“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
这就从方法论的原则上，指明了在城市改革中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城市改革，我们首先在理论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即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是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结晶，是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主义得出的科学论断。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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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９５６—
经济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作了相应的变化，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了适当分离，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局面；分配方面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计划体制形成了具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采取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特色；等等。 可以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深入改革，不断探索、总结，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久就会确立并逐步完善起来。不仅如此，在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我们党还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以进一步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所有这些，都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继承和发扬。当然，改革是史无前例的，也不会一帆风顺。 但是，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即使出现某些暂时的局部的失误，也容易纠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除了要认清我国的国情外，还必须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 只有澄清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各种附加成分，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从而才能干好社会主义。 这是非常重要的。对这类问题，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类似的经验的。 早在２０年代，我们搞武装斗争，有些同志就曾认为，只有像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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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王首道文集
那样，通过城市起义来夺取政权，才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但是，我国革命的胜利恰恰是通过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的。 应该说，在我国必须经过中心城市起义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观点，就是对我国人民革命认识上的附加的东西。 因为，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并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必要条件。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方面，就没有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办法，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统统加以没收，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赎买的政策，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践证明，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 它并没有因为我们实行的具体办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而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左”
的思想干扰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的认识有偏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也附加了许多非社会主义的东西。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把反对任何富裕也当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其实，这不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恰恰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人们对这些东西是认识清楚了。 但是，改革中出现的某些新问题还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以进一步丰富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说到这里，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搞活以来出现的新事物和社会进步，在道理上认识是清楚的，但在思想感情上又不愿意接受，甚至把它看成是一种倒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全国解放以后，我们改供给制为薪金制，这本来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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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１６—
但有些同志却认为这样做会产生“雇佣观念”
，因而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 其实，这就不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看问题，而是以主观好恶为标准了。这样的事情也还有不少。我认为，对待当前改革中建立的新体制，树立的新观念，产生的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们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是前者，就要坚决支持；反之，就要反对。在这里，必须抛弃任何思想感情上的主观随意性。还有一点应该提及，继承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正确认识现实。 这里也包括正确认识历史。 因为历史也是当时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是从历史上的现实发展而来的。 一段时间里，有些人一听说革命传统就表示厌烦，认为都是陈旧的东西了。 这当然不对。 我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英雄烈士的高尚情操和远大理想，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坚持这些革命传统，我认为正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一种表现。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后，及时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一系列英明的战略决策，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今天的发扬光大。他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值得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学习。 当然，对于党的历史上的许多具体经验，也应具体分析。 其中，有些不仅当时是正确的，就是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这就要加以继承；有些在当时正确，但今天由于具体条件变了，就不能机械地搬用。 这样做，我认为才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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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王首道文集
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举世关注。现在，我们已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但前进的征途上还有很多困难。 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瞻望未来，我们对前景充满信心。
（原载《学习与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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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３６—
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
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 我仅就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谈谈自己的切身体会。
一、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战略和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而结成的政治联盟。 毛泽东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全党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 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３省，并进一步分割华北。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使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上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亦日趋激烈。 中国共产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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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王首道文集
步地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路线，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武装联合起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基本上仍然停留在下层统一战线的范围。１９３４年４月，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签名，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要求立即实现全体海陆空军和全体人民总动员，成立由工农兵学商代表选出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收复一切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这个纲领已明显超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局限，含有了上层统一战线的重要意向。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上述纲领的思想未能实现。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 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主要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所决定的。 遵义会议上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对以后克服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１９３５年６～７月，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使中国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局势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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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５６—
险恶，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团结御敌，抗日救国。 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势力逐步勾结，严重危害着世界和平民主事业。１９３５年７月下旬至８月中旬，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 大会鉴于法西斯对世界人民的严重威胁，制定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的新策略。 为实现上述新策略，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反对关门主义。 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大会的精神和国内政治形势，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的产生，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确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宣言》不再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当作反革命内部的不同派别来看待，而是肯定了国民党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战的举动，赞扬了杜重远、蔡廷锴、蒋光鼐等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的抗战主张和行动，认为他们的抗战行动都表现了我们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均应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并提出十项抗日救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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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王首道文集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新发展，于１１月１３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同月２８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重申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与一切抗日反蒋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且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旬至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并于１２月２５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在政治路线方面的重要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全党的确立。瓦窑堡会议后，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我参加了这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我们党即将开创一个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局面而兴奋不已。 毛泽东的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线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第一，分析了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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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７６—
中国各阶级都动起来了，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中国工人、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反抗的。 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
虽然他们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加入了反革命营垒，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势必会转到革命方面来。 事实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力阶级是不同的。 民族资产阶级除去右翼，大多数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因而他们有动摇的痼疾。但是，事实不会对他们没有教育，和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做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 毛泽东断言，在当时的时局下，民族资产阶级虽总的特点是动摇，但确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断，是建立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政治上发生的变化也说明，看不见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而拒绝同他们结成同盟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摒弃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严肃地批评了党内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为了实现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就要在党内反对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关门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力量应该纯粹又纯粹；民族资产阶级全部都是永世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３天的革命热情，招收他们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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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王首道文集
的。 毛泽东指出：“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
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这一营垒已经并必将继续发生变化。 敌人内部的争斗、缺口、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为此，毛泽东阐明了把“工农共和国”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
口号的原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