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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员，如周恩来、萧楚女、彭湃等同志都给我们讲过课，他们既是毛泽东同志办讲习所的得力助手，也是我们学员们敬爱的良师益友。教员中还有恽代英同志讲授《中国史概要》，阮啸仙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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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６—王首道文集
讲授《广东农民运动状况》，张秋人同志讲授《各国革命史》，周其坚同志讲授《广宁高要曲江农民运动状况》，安体诚同志讲授《统计学》等等。这些同志的讲课和他们的革命精神，给了我们许多难忘的教益。第六届农讲所于１９２６年９月结业。学员们秘密奔赴全国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举办地方性农民运动讲习所（或训练班）
，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把农讲所的革命火种燃向祖国大地。农民运动的兴起，“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亘古以来未有过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到１９２７年６月，全国已有１５个省有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达到９００多万人。农民运动极大地支援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充分显示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性，检阅了农民的伟大力量，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和锻炼了大批革命干部。 在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潮中，我党在全国广大农村中撒播了革命的种子，密切了我党同农民的联系。这些为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转到以农村为基础，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在投身农村大革命的洪流中，许多同志为了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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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 —９６—
的解放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湖南籍学员黄益善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随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的部队上井冈山，参加了建设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红军长征时，他服从党的需要，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后不幸牺牲。 每当回想起这些和我同学习、同战斗的战友和同志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们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时刻鞭策着我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说到我个人与农讲所的关系就更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我是由青年学生直接调来学习的，因此，参加农讲所也同时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 我来学习时只是个青年团员，当时叫“ＣＹ”
，到农讲所以后，才同其他许多同学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一年也是我参加党的开始。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在火红的党旗下庄严向党宣誓的誓词：“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永不叛党。”
１９８６年５月３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市召开了纪念毛泽东同志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６０周年，我与其他几十位当年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纪念活动。 我高兴地说：“这是我参加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讲所学习的６０周年，同时也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６０周年，也是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６０周年。”
（原载《党史文汇》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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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王首道文集
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
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７日
湘西匪患，历史久远。 据传，早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湘西就有了成股为患的土匪。 后来，各地官、绅、匪三位一体，割据称雄，打家劫舍，奸淫掳掠，弄得湘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岁无宁日。 民国后期，特别是国民党败逃台湾之际，他们在湘西大肆收编土匪武装，给各路匪首加官晋爵，妄图凭借土匪势力在西南建立一道反共反人民的“人防长城”。
这时候，土匪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狼狈为奸，残害百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平定湘西匪患，解放湘西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打垮国民党军队，即将解放全国大陆之际，便在湘西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１９４９年９月，四野十三兵团主力三十八、三十九军在兵团司令程子华和政委莫文骅的率领下，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
，配合衡宝战役挺进湘西，解放了湘西沅陵、辰溪、怀化、芷江等１２座县城，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击溃了宋希濂在湘西收买的土匪武装暂一军和暂二军，为消灭湘西土匪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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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 —１０７—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二野大军入川作战途中曾指示：湘西所处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对我们解放大西南关系重大，国民党在这里虽然只有一个正规军，但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活动狂獗，是湖南的“盲肠”。为了打开进军西南的通路，必须消灭湘西土匪武装，彻底割掉这根“盲肠”。
１９４９年９月下旬，中央军委又给四十七军下达了经营湘西的命令。 这些指示和命令给四十七军全体指战员以巨大的欣慰和鼓舞，给灾难深重的湘西各族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解放湘西，必须首先消灭大庸之敌。 当时，国民党一二二军两个师盘踞在大庸县和大庸至桑植的公路沿线。 根据敌我态势，四十七军党委以一三九师、一四一师及一四○师的四一八团，分三路奔袭大庸，活捉敌军长张绍勋和二一七师师长谢叔周。攻克大庸后，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奉命入川作战，军直、一四○师、军炮团、教导队进驻沅陵，担负保护交通、征粮支前和配合二野消灭国民党西南主力部队的任务。 经中共湖南省委研究决定，在沅陵成立了中共湘西区党委、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区，具体领导包括剿匪在内的各项工作。混乱的湘西局面一度平静下来。但是，有相当数量的土匪并没有真正放下武器，归顺人民，而是装成妥协，以退为进，保存实力，待机再起。 当我入川大军全部过境之后，他们见我后方兵力空虚，又重新集结，与湘西人民为敌。１９４９年年底，野战大军相继解放了重庆、成都，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在西南的主力部队。翌年１月，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东返湘西，参加剿匪。 一三九师负责沅陵地区，一四○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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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王首道文集
会同地区，一四一师负责永顺地区。同时成立了沅陵、会同、永顺３个军分区，组建了独立团和县大队，壮大了剿匪的力量。中共湖南省委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召开党代会，通过了关于“三大任务”
的决议。 决议指出：剿匪是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湖南省军区根据中南军区的指示和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制定了剿匪计划。从１月中旬至３月底，各部队先后组织了对辰溪长田湾、龙山八面山、麻阳地区、古丈李家洞和泸溪兴隆场的５次较大的军事合围，沉重打击了土匪的气焰，解放了湘西广大地区，初步打开了湘西的局面。１９５０年４月上旬，湖南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 根据中南军区高干会议精神，认真总结了春季进剿的经验教训，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确定暂时放弃湘西边缘区，相对地集中兵力对中心区进行重点进剿。在这次重点进剿中，人民解放军和地方群众一道，开辟了东西２００华里、南北４００华里的广大作战区域，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山地、河流和村庄，做到了无山不上，无村不入，无林不进，无洞不搜，使逃匿散匪惶惶不可终日。８月以来，在区党委的领导下，中心区又普遍进行了减租斗争，整顿和健全了农民协会，进一步发展了民兵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清匪挤枪运动。对流窜土匪则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反复宣传我党剿匪政策，并揭露匪特谣言，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 与此同时，各县普遍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公安、民兵４种武装，对顽匪开展驻剿、搜剿和追剿。到１２月底止，中心区股匪基本荡平。正当我集中兵力进剿中心区的时候，边缘区土匪获得了喘息的机会。６月份以来，他们经过调整矛盾，统一组织，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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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 —３０７—
散转集中，聚小股为大股，再度作乱为患。 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他们更是得意洋洋，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狂妄叫嚣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
，“一胜湘西，二胜湖南，三胜全国”
，并勾结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在其盘踞的区域内抓丁派款，横征暴敛，对边缘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群众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旬开始，在湘、鄂、川、黔、桂５省边缘长达８００余里的战线上开展了规模浩大的会剿。 这次会剿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１０个团的兵力，采取分块进剿、分进合击、重重包围的战术，围剿龙山地区和绥（宁）
靖（县）
地区的股匪；第二阶段集中７个团的兵力就地清剿散匪，以４个团的兵力和地方武装协同邻省部队会剿最后几股残匪。四十七军胜利完成剿匪任务后，１９５１年２月奉命撤离湘西，渡江北上，参加抗美援朝。 这时，湘西区党委、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区继续领导和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政权，开展减租反霸，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工农业生产，同时组织各分区的独立团、县大队、民兵以及广大群众继续清剿隐匿、逃窜各地的散匪。到１９５２年下半年，湘西土匪基本根绝，湘西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歼匪１０万余人。 这场伟大的斗争根除了自清朝以来历代统治者无法平定的匪患，打破了“湘西土匪永远剿灭不了”
的神话，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利用土匪势力在湘西建立“反共游击基地”
的如意算盘，使３５０多万湘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翻身解放，从而彻底改变了湘西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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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７—王首道文集
湘西剿匪的辉煌胜利，是我国军事斗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它凝聚着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信念、智慧和力量，是党、政、军、民共同谱写的一曲凯歌。这场斗争虽然过去３０多年了，但它展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回忆和深思。邓小平同志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历尽千辛万苦获得革命胜利呢？
就是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 我们之所以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就因为我们有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有久经考验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纪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斗争，有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各级政府、干部、民兵和群众的热忱支持和积极配合。据统计，在湘西剿匪中先后有千余名解放军指战员、地方干部和民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借此机会，我谨向在剿匪斗争中牺牲的先烈们和活着的英雄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并向参与和支持这场伟大斗争的党、政、军各级干部和指战员以及英雄的湘西各族人民表示诚挚的谢意和亲切的问候。中共怀化地委党史办编辑了一本剿匪回忆录，作者都是当时剿匪斗争的直接参加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的回忆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惊心动魄的剿匪情景，是给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进行理想教育、纪律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原载《剿匪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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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５０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９日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科学地阐明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在现代化建设中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包含着我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程度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任何否定、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考虑一切问题，从事一切工作，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超越了这一点，就脱离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我们的行动就会碰壁。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我国人民历史经验的总结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不是人们主观臆想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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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是我国人民在实践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的结论。１我国社会的历史前提A１９４９年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只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因为：①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封建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各帝国主义蜂起闯入中国，烧杀抢掠，千方百计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他们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政治附庸，变成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 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封建势力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但是在对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方面他们又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他们又联合起来。 这样，就出现一种态势——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摧残或阻碍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历史告诉人们，近百余年来，中国有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企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都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历史事实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②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不可能领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先天不足”
，又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必然是动摇的、不坚定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资产阶级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也是靠帝国主义支持才得以生存的。事实上，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正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加深的时期，它也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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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７０７—
③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产生，人类社会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二是因为在中国已经产生了代表大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他们与农民阶级是天然的盟友，工人阶级的发展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告诉人们，这一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实践，也已证明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来领导。中国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以铁的规律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它告诉人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２我国社会的现实A我国现在之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我国的现实情况决定的。①在１９５６年，我们确确实实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近年来，在经济制度方面，在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在总体上实行了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这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营经济和福利制度是根本不同的。 在政治制度方面，人民民主专政实行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对极少数人的专政。 这是社会主义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 尽管我们的政府机构以及一些干部在工作中还有缺点、错误，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我们的政权、法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我们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事实。 在精神文明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成员有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道德标准，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平等友爱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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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７—王首道文集
义的新型关系，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