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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李一泓从青年时期就是一个处世相当谨慎的人了。
李一泓在美术方面也很快就令郑老师刮目相看。他画的一幅毛主席的半身油画像，被县革命委员会收去了，挂在常委会议室里。于是他因画而名，郑老师也跟着得意。出了名的李一泓，兴趣又转移了，热衷起表演来。演过“板戏”中的杨子荣、郭建光，还演过芭蕾舞剧中的洪常青，连郑老师都评价他演得“神似”。郑老师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允许李一泓成为自己的助手，县革命委员会特批了。因为青年文艺爱好者培训班自觉自愿地上山下乡，确实活跃了本县的群众文艺生活，被省革命委员会树为典型，组织各县前来“取经”。安庆县因而也出名了。县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觉提自己也很光荣。一光荣，就高兴。一高兴，就什么要求都好说了。
于是李一泓有了双重身份——一年三百六十几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是农民，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是县文化馆的编外人员。在那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生产队遵照县革委会的指示，给李一泓记队里的平均工分。而文化馆，每月发给他十二元的补贴。
爱情不期而至。舞蹈培训班有一个好看的姑娘爱上了他。人家是县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宁肯为了爱情放弃县城户口，下嫁到八十里外的眺安村去。
面临如此真挚的爱情，李一泓起初诚惶诚恐，完全发懵，不知如何是好。郑老师知道了，跟他谈了一次话，说自己很了解那姑娘，她的坚定不移是靠得住的。说李一泓如果错过了真爱，就是“二百五”了。
他自然不愿是“二百五”。于是由郑老师做证婚人，欢天喜地将姑娘娶回了眺安村的家。
新婚之夜，他问妻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妻子回答：“更是对我自己好。”
“更是对你自己好？”——他不解了，又问：“怎么就更是对你自己好？”
妻子回答：“和你生活在一起，我会很幸福。”
他凝视着妻子，忍不住接着问：“你是不是对幸福是什么还不太懂啊？”
妻子回答：“幸福是快乐。”
他说：“你把幸福理解得太简单了吧？”
妻子回答：“只要有了快乐，幸福就简单了。连快乐都没有，幸福才复杂。”
他沉思良久，轻叹道：“除了快乐，我也再没别的。那么我保证，以后尽量让你快快乐乐的。”
说罢，捧住妻子的脸，深情吻她。
李一泓说到也做了——尽管生活是那么的清贫，但妻子经常被他逗得格格嘎嘎地笑。
·1·
二
如今，李一泓五十三岁了。
人生苦短，他已两鬂斑白，从不染发。和同龄人伫身一处，形象上竟还有几分男人的性感魅力可言。仿佛秋天的高粱，反比夏季时耐看。
李一泓的父亲母亲去世了。
妻子也去世了。
他早已是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父亲了。儿子是老大，叫李庄，成家了；儿媳叫秀花。小两口仍生活在眺安村，是农户，没孩子。两个女儿，姐姐叫春梅，妹妹叫素素。春梅毕业于安庆市卫校，没当护士，在省城一家房地产公司里给老板当助理，自己在省城已经置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素素是安庆一中的学生，高二了。这孩子对高考胸有成竹，李一泓也认为她考上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毫无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郑老师的人生出现了良好的转折，入了党，当上了文化馆馆长，之后又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县改市后，接着当上了两届市政协常委，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地参政议政，是老百姓权益和福祉的名符其实的代言人，深受老百姓信赖和爱戴。不过他已经向市政协递交了一份请辞报告，认为自己超龄了，应主动把参政议政的机会让给有此热忱的年轻人。
李一泓已当了十几年的文化馆副馆长。是郑老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帮着把他和他妻子的户口落在安庆市的。他们两口子的户口落在市里了，素素的户口自然也就从农村跟隨过来了。一家三口城市人的身份稳固了以后，郑老师曾动员李一泓入党。李一泓想了想，委婉地说：“就不了吧。”郑老师问为什么“不了”。李一泓说他怕开会，如果让他工作一整天，他一点儿都没累的感觉，但如果让他今天开会明天开会，那他就烦了。郑老师说有个慢慢习惯的过程嘛。李一泓摇摇头道：“恐怕我难以习惯，还是不了吧。”郑老师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齐馆长接替了郑老师的馆长职务以后，郑老师曾问李一泓：“后悔了吧？”
李一泓反问：“后悔什么呀？”
郑老师说：“我当初动员你入党，就是希望你能当馆长。当了馆长，副科级才能升为正科级。我不好话挑得太明白，你又偏说‘不了吧’，我也没辙。辛辛苦苦当了十几年副馆长，结果却由别人来当馆长了，心里边没闹什么情绪吗？”
李一泓笑了。说没闹什么情绪，闹什么情绪呢？我和齐馆长分工了，开会、学习、请示、汇报，凡和上边打交道的事项，都由他负责。策划活动、组织群众、宣传、评比、为贫困地区募捐，这些我比较有经验，就多发挥点儿作用。齐馆长这人很好相处，我俩挺合得来。文化馆那也是国家的一级文化事业单位，第一把手当然须党员来当，这个道理我懂……
听他这么说，郑老师也就放心了。
后来事实证明，李一泓和齐馆长相处得确实很好，不但是正副职的关系，而且是朋友关系了。二人一得闲，每相约了去看郑老师，都尊敬地称郑老师“老馆长”，陪“老馆长”聊聊天，或下棋，唱戏。郑老师还是痴迷的京剧票友。李一泓家住独门小院。那当初是文化馆分给一名老同志的房子。人家退休后，沾儿女的光，迁往省城去了。老馆长郑讯一锤定音，将小院分给了李一泓。生活对于李一泓来说，满意而又充实。他偶尔愁一下的事只有一桩了，便是二十六岁的春梅对象还没着落。女儿大了，当父亲的再替她着急也不好当面显出着急的样子。偶尔试探着问起，春梅总是狡黠一笑，大大咧咧地说快了快了，分明是搪塞的话。
今年六月里的一天清晨，李一泓像往常一样在公园里率领百余人打太极拳。太极拳在安庆市一向是时尚运动。李一泓已义务教练了二十余年，弟子已逾三千，贤者何止七十！
那时的李一泓，穿着春梅给他买的一套白绸衫裤，显得仙风道骨，一招一式，潇洒、飘逸、优雅，刚柔相济，行云流水……
在这一届弟子中，有安庆市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中校长杨亦柳和工商局长姚益民。在安庆市，杨亦柳比李一泓的知名度更高，也比市长市委书记们高。安庆市的市领导这几年换得太频繁，没几个给老百姓留下深刻印象的。可一位市重点中学的校长，她的权力影响千家万户啊！想想吧，安庆一中的升学率近年已达到了94％。仅就升学率而言，在全省已名列第二。名列第一的是省城里的“群英中学”。那是一所私立中学，也差不多是一所“贵族子女中学”。省城里的好教师，几乎都被“群英中学”挖去了。所以省教育厅长曾大发感慨：“看来要想保住国有中学的教学荣誉，希望寄托在安庆一中了！”
至于工商局长姚益民，那是个人们的耳朵能经常听说，眼睛却很难见到的官儿。姚局长是个轻易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人。他明年退休，一想到那个交权的日子快速迫近，心理超前失落，开始失眠。换着服了几种抑制失眠的药，并不见效，人也瘦了，眼窝也塌陷了，本已稀少的头发脱落得更稀少了。他夫人动员他跟李一泓学学太极拳，认为或许会改观他的状况，并且为此亲登李一泓的家门，希望李一泓对她丈夫这位“特殊弟子”予以关照。李一泓的态度自然是大为欢迎，满口答应，于是姚局长才也出现在公园这一片林间场地。素素也是这一届的学员。尽管父亲是本市太极拳总教头，她这个女儿以前对父亲所热心的事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但考虑到明年即将面临高考，体质准备也很重要，于是才明智地投身于父亲麾下。可她参与精神松懈，经常晚来早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今天素素又来晚了，停稳自行车，将书包挂车把上，不好意思往自己的位置溜，站在最后边，刚跟随着做了半套动作，教练便已结束。
李一泓清了清嗓子，说：“各位，今天就到这儿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早上有雨。果然下雨，大家就别来了。只要聚精会神，在家里练效果一样的。”
众人点头散开，但却是有几名学员围住了李一泓，七言八语。
“郝老师，我那口子也想跟您学，行吗？”
“行啊。那有什么不行的？以后带他来吧，我欢迎。”李一泓爽朗一笑。
“李老师，跟您学了两个月，我觉得身体强多了。我想……把药停了……”
李一泓弯下腰，扶起对方的裤筒，轻按对方的腿，接着直起腰说：“腿还是有点儿浮肿。药可不能停啊亲爱的同志。病该怎么个治法，一定得听医生的。我们修习太极拳，只不过有益于强身健体而已，绝对不能代替了医生为我们治病。”
素素推着自行车走过来，说：“爸爸，我上学去了啊！”
一名中学男生挤上前，愣头愣脑地说：“哎，师傅，你除了太极拳，还能不能教点儿别的呀？比如跆拳道，或者，蛇形刁手什么的！”
李一泓笑了，弹了中学生一个脑嘣儿：“对不起这位少侠，那些功夫我可没有。”
姚局长凑上前来，板着一张官员的脸说：“同志们，该干吗干吗去吧，别缠着李老师了，人家得上班去了。”
谁都不好意思不听他的，于是一哄而散，转眼只剩姚局长一人了。
李一泓主动问：“姚局长，还想单兵教练？”
姚局长虚心地说：“就是从‘摸鱼’到‘捧月’，我这动作怎么总觉得别扭呢？”
李一泓退后一步，说：“您请练一下。”
姚局长煞有介事地站好身架，打起太极拳来……
小段时间后，姚局长已经出了一脑门汗，他掏出手绢擦了擦。李一泓赔笑道：“姚局长，咱们，就先到这儿？”
“行，行。我这人与时俱进的心情格外迫切，老李你可别不耐烦啊！”
“不敢，不敢。教您，是我的荣幸。”
“别这么说。在这地方，你永远是我老师。今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儿，尽管开口。只要是我权力范围内的事儿，又不违纪，我乐意帮你点儿忙。”
“姚局长，我还真有事想求您，一直没好意思开口。”
“噢？说说，公事还是私事？”姚局长没料到李一泓立刻便求。
“我听说，文化局长是您大学同学。我已经去过文化局几次了，却连局长的面也没见到过。我想，有了您一封信，局长怎么也会见上我一面是吧？那我就有机会当面向他申诉我们的实际困难了……”
“我们是大学同学倒不假。可自从先后当上了局长，各自工作一忙，就没什么来往了。但你既然开一次口，我就不能驳你的面子。这么着吧，我一定替你跟他通一次电话……”姚局长说罢转身欲走。
李一泓拦住了他，恳求道：“姚局长，您还是替我写一封信吧！”
“那，也得我到单位才能写啊，这儿又没纸又没笔的……”
“有，有。您请到那儿去写！”
李一泓竟抓住姚局长一只手，也不管姚局长情愿不情愿，将姚局长拖到了石桌旁，取出一支方便笔，连笔帽也替姚局长去了，恭恭敬敬地双手递向姚局长。
姚局长看看笔，皱眉道：“我使不惯这种笔。我的字是练过体的，用这种笔一写，原本一手好字，那也看不出来了。”
李一泓探手包中，抓出了一把笔：“您挑，您挑。”
姚局长看着他满手各式各样的笔，不禁抬头愣愣地看他。
李一泓拣出一支笔，说：“那您用这支签名笔，肯定能体现出您的一手好字……”
姚局长见难以推诿，就说：“你真是有备无患呀！”
写完信，姚局长站起来，指点着他说：“你呀你呀，今天可领教了你李一泓的另一面了！”瞧瞧手表，“哎呀，我今天还有会呢，肯定迟到了……”
李一泓一边将信往包里放，一边说：“多谢，多谢。您快走，您快走……”
望着姚局长匆匆走远的背影，李一泓喜不自胜地笑了：“我也不能白认识您这么一位局长啊！”
公园门外，重点中学的校长杨亦柳来回踱步，看得出她在等什么人从公园里出来，有行人经过，跟她打招呼，她瞧手表，心不在焉地回应着。
看见李一泓骑自行车的身影，杨亦柳迎了上去：“老李！”
李一泓在杨亦柳跟前下了自行车，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等你。”
“等我？那也犯不着在这儿等啊！”
“我见姚局长缠住了你，不便上前，只好在这儿等。”杨校长掏出手绢，又说：“别动，你脸上有个黑点儿。”
李一泓往后仰头：“哎哎哎，亲爱的同志，不必了不必了！”
“亲爱的都叫了，还客气个什么劲儿？”
“光天化日的，让人们看见了多不好意思。”
杨亦柳将脸一板：“毛病，别躲。”
李一泓只好不再向后仰头，乖乖地任杨亦柳擦他的脸。
有几名学生经过，一齐向杨亦柳问好。杨亦柳说：“你们过来一下。”随即吩咐道：“替我去买份早点，要一张油饼，一个萝卜馅包子，一杯豆浆。”
几名学生们听完了，转身争先恐后就跑。
“都去干什么，买一份儿就行！”杨亦柳转头颇有得色地对李一泓说：“这些孩子！我的话对于他们，就等于是最高指示。”
李一泓羡慕地说：“当校长真好。你等我有什么事儿？”
“昨天的省报你看了吗？”
“没有啊，省报上有什么重要新闻？”
“倒没什么重要新闻，副刊上又登了一篇采访我的文章。”杨亦柳边说边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份报来。
“我一定认真拜读。”
杨亦柳垂下了手臂，忽然叹口气。
李一泓一下睁开眼睛：“你叹气干什么，把我脸擦破了吧？”
杨亦柳挑了挑眉毛：“你的脸有那么嫩吗？一泓，实话告诉你，你长老人斑了……”
“这很自然。以后你脸上也会长的，犯不着多愁善感。”李一泓毫不在乎。
杨亦柳嗔道：“我说的是你的脸，你往我脸上扯个什么劲儿！”
“学生们给你买回早点了。”
她坐在一名男生的车后座上远去，低着头，样子挺忧郁。
李一泓挠挠腮帮子，一脸庄重的歉意，在心里暗暗责怪自己：“李一泓，你刚才说的什么话啊！人家是一位特在乎自己形象的中学女校长，你干吗偏说人家脸上也会长老年斑呢？”
“一泓！”李一泓闻声回头一看，见是街坊龚自佑。龚自佑六十七岁了，一辈子没结过婚，原是安庆一家国营纸厂的工人，早年曾被判过两年刑，出狱后仍戴了很久“坏分子”的帽子。其实那是一桩冤案，虽然又回到厂里了，但名分已不再属于国营正式职工，而是“劳改”在编人员了。“文革”中，一名“坏分子”的遭遇，绝不会比“黑五类”中的另外四类强多少，被凌被辱，在所难免。
“文革”结束，他找到成为政协委员的郑讯，一五一十陈诉冤情。郑老师几番调查了解，替他收集了大量他自己根本无法收集的证言，足以证明他当年确实是被冤判了，凭固有的正义感，四处奔走，不遗余力，终于在两年后替他平了反，恢复了清白名誉。而且，还依据政策为他讨到了一笔补发工资。获得了人格尊严的龚自佑，在别人眼里，又渐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了。李一泓常找他下棋，两人的关系也不错。素素每见到他，都亲切地叫他龚爷爷，觉得他是一个不乏幽默感的，挺可爱的老者。而李一泓，一向尊称他“老哥”。
李一泓问他：“老哥，到公园门口来干什么？”
龚自佑说：“这话问的，我来找你啊。”
李一泓奇怪：“找我？什么事儿？”
龚自佑不高兴起来：“我求你的事儿，你忘了？前几天咱俩不是说定的吗，今天上午你得陪我去劳动局呀。”
原来，龚自佑虽然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但人生的麻烦却并没结束。以前二十几年间，不情愿地被调转了几个厂，到退休时，档案没了。政策规定，退休工人退休时档案在哪一个厂，退休金就该由哪一个单位发。档案没了，几个厂推来拒去，他逐成一个领不到退休金的老人了。想到李一泓在本市那也是个名人，便吞吞吐吐地求到李一泓头上了。
李一泓笑了，拍拍他肩：“今天就今天，走吧。早一天替你解决了问题，你早一天心里踏实了嘛。老哥，你别愁眉苦脸的，你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二人来到劳动局，传达师傅因为曾跟李一泓学过太极拳，并且知道局长也曾跟李一泓学过太极拳，对他很客气，顺顺利利地就放他们进去了。李一泓敲了几下局长办公室的门，开门的正是市劳动局邵局长本人，见是他，一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