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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什么不好。你已经看到了，我刚刚打完一套太极拳。”杨亦柳的神情稍微有点落寞。
二人一个院里，一个院外，一时都沉默了。在那沉默中，李一泓显然觉得难堪，而杨亦柳，却分明是有意使他倍觉难堪。
“那……我……我就走了。”这样的难堪使李一泓坚持不住了。
杨亦柳还是点头，李一泓恼火了，转身就走。
望着李一泓远去的背影，杨亦柳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走到院门口，似乎想迈出去，迟疑了片刻，还是默默地将敞开的那扇门关上了。
奔驰的列车上，吴主席和李一泓面对面坐在软卧车厢里。
“那，吴主席，你给我谈谈我们调查小组的情况吧。”李一泓说。
吴主席笑了：“从现在开始，更要进入角色。你们组，算你，加上司机，总共四人。另外两位都是女同志。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传染病专家，始终关心全国‘三农’问题。在农村医疗政策改革方面，多次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已经六十四岁了，自己主动要求下一届不再担任全国委员了，省政协常委批准了她的要求。她自己身体并不太好，有心脏病，一路上你可要负起责任来照顾她。另一位是省政协委员，和你一样，是新委员，留过学的，社会学博士。我也只见过她几面，比较年轻，才三十四五岁吧。和你一样，参政议政的使命感很强，给公仆和政府提起批评意见来，也基本上没什么顾虑。”
“您的意思是，我们还都不够成熟？”
“你们当然还都不够成熟，但我认为对成熟有两种理解。一种成熟，可以直接就说成是圆滑。圆滑的人哪儿都有，政协也不例外。成为政协委员之前，也许还不多么圆滑。一旦当上了，觉得对自己有些好处了，就要保住政协委员这一种身份了，于是就渐渐变得圆滑了。假话空话套话，渐渐的也学着会说了。他又没什么大毛病，时时处处显得挺懂事。不太好仅仅因为他变得圆滑了就不让他当了。水至清则无鱼嘛。一泓同志，希望你永远不要学这一种成熟。我们政协不是老好人协会，不是套话俱乐部，不是国家级拉拉队。如果圆滑的人太多了，有参政议政使命感的人就会感到氛围窒息，精神上就会感到痛苦。我们要求一位政协委员应该具有的成熟，是指识大体，顾大局的意识，是指善于调查研究的能力，还指，要遵守政协章程的自觉。这最后一点很重要。一位政协委员，不管他的主观愿望是多么良好，也不管他自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如果他根本不尊重政协这个参政议政的平台，那么他建言献策的作用一定会大打折扣的。”
吴主席看了李一泓一眼，接着说：“省委书记刘思毅同志，对你们这次的调研寄予厚望。我们省究竟有多少贫困农村？贫困到何种程度？贫困的原因各自是什么？影响到多少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农民要求政府在现有条件下先为他们做什么实事？解决什么困难？都是十个调查组此次的任务。省委书记同志强调，除了具体数据，还希望看到感性的文字说明。仅仅有数据是不够的。何况某些数据，有时仅仅成了一种报喜不报忧的游戏。我给你举一具例子，两年前，由一些省里的知识分子牵头，也直接为省委搞过一次调研，省里拨了一大笔经费呢！可成果一呈送上来，省委书记同志看了大光其火。其实按照那一调研成果，省委书记可以高枕无忧了。他把负责人找到他办公室，指着失业率一组数据问——这是怎么来的？事先，他已经将那一组数据与全国其他省的失业率统计作了一番对比。对比的结果是——我们这一个经济次发达的省份，失业率反而是全国最低的。省委书记又不弱智，当然不信啰！对方就告诉他，是采用西方最新的调查方式统计出的数据。就是如果一个被调查者，他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内，累积工作达到了八小时，他就不算一个失业者。这是开国际玩笑嘛！在西方某些国家，就比如美国吧，人家往往得按小时来计算工资的，人家有法保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我们中国有这一种法吗？以人家的最低小时工资来算，一个人只要累积工作达到了几小时，他的报酬所得，确实就可以维持他一个星期的起码生活。我们中国是这样的情况吗？比如我们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兄弟，他有多大可能性只干一个小时就可以拿到一小时的工钱？他倒完全可能在一个星期内东干几天西干几天累积干了几十个小时的活计却一文工钱也没拿到，那么他还不算是一个失业者吗？这样的数据对于政府有什么有实际的参考价值？那天我正巧也在省委书记同志的办公室里，亲眼看到了他大光其火时的样子，总之是一反往日亲切和蔼的常态。但是呢，转而想想，我们某些知识分子，也有可以理解的方面。他们想做事，做事需要钱。他们做的事，商家不感兴趣。于是他们就想到了政府，政府自然支持。而他们呢，拿了政府批给的钱，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么一种心理，我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人家高兴，下次还会批给我钱，我还可以干点儿事。但我们政协委员和政府的关系，不是给钱才做事的关系，更不是哪壶不开别提哪壶的关系。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哪壶不开又非提不可，即使有人捂着按着不许提，我们也还是得提，否则每年花纳税人那么多钱，各级政协经常开会干什么呢？”
吴主席所说另外两位政协委员，一位是徐大姐，一位是陆宁。徐大姐还带着博士研究生，陆宁却仍未婚。为他们驾驶面包车的，是省公安厅的张铭。张铭也未婚，他也负有保卫三位委员的责任。
面包车在一处有水渠的地方停住，张铭说：“大家下车活动活动吧，我也得给车加点儿水。”他下了车，打开后厢盖，拎着小桶走向水渠。
李一泓也下了车，打开车门，搀扶徐大姐和小陆下车。
“大姐，小陆，我心里边一直有一个问题，始终想不太明白，得请教你们。”
“难怪你在车上一直沉默，我俩唱歌，你那么好嗓子，却连嘴都不张一下。”徐大姐恍然大悟。
“请教不敢当。但值得讨论讨论的话题，那我还是愿意奉陪的。”小陆回答得既直接又符合她的身份。
“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当然应该是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法律要公正，这不需要解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没谁会有异议。但如果体现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何谓公正，何谓平等呢？我怎么觉得，那平等，是根本没法儿体现的啊！”
“你这么觉得就对了呀，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平等从来都是一句空话。除非到了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离我们太遥远了。”小陆回答得很轻松。
李一泓不禁愕然地看着小陆。
徐大姐说：“小陆每有高论。老实说，我也没太往深了想过这个问题，只有愿意听端详了。”
小陆说：“我们的汉语中，有不少词是近代才从西语中译过来的。某些西语本身是多意的，我们的汉字往往也是多意的。多意转变为多意，其多意性就更一言难尽了。不深想，似乎人人都明白，一认真，又似乎不那么明白了。公平就是这样一个词，按我们社会学者的理解，它是公正平衡的意思，而不是公正平等的意思。一个社会在它的财富分配方面，首先要公正。公正就是反对以权谋私等等不择手段的敛财行径，平衡才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原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不平衡的现象。不平衡还不改，那就非得靠革命来改不可了。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是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还会继续下去。哪儿来那么多罗绮，连养蚕人身上也常穿呀！
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是平等的。最低工资标准恰恰证明不平等的存在。但是连最低工资标准都没有的话，那就更没平等可言了。平衡的思想不是推广平等的思想，而是怎样提高平衡机制的思想。穷人不可以任其贫穷下去，任其贫穷下去，平衡就倾斜了，社会就不稳定了。富人不可以任其富者通吃，那样一来穷人更多了，更穷了，平衡也不可持续了，社会也不稳定了。有些人，别人一讲公平，他就跳，就指责别人要搞平均主义，要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这种人，不敢说有一个算一个，却十之八九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情况下的既得利益者。养蚕人整天穿罗绮，就养不了蚕了。但养蚕人如果衣裳补丁连补丁，如果他们的孩子也一年到头只能穿破衣烂衫，而且上不起学，而且全家如果有个人病了，以后的日子就天塌地陷了，他们在城里看到那些遍身罗绮者一掷千金，又怎么能不归来泪满襟？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项项三农政策，低保政策，东西部大开发政策，就是要使伤心流泪人再不归来泪满襟。我们的任务那就是，为省里出台同样的政策拿出可行性报告，徐大姐，李组长，你们说是不是？”
“是啊，要不我六十多岁了，下一届也不当政协委员了，还离开省城跑这么远来干什么呢？”
李一泓点点头，没说话，沉思。等小陆吸完烟，大家钻进面包车又上路了。
半天后，面包车驶入一座县城。县城边缘地带车辆塞杂，摊床遍设，情形混乱。除了张铭，其他三个人不是睡着了，就是在静静地看着窗外。等面包车驶入县城中心，街道及街道两旁的商家店铺倒也有模有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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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包厢外走廊里传来男人的骂声：“怎么？都脱光了还不许摸摸呀！老子的钱不能白花！叫你们管事儿的来！”
女子的哭叫声：“那你也不能哪儿都摸！你干脆把我当众强奸了算啦！”
啪！啪！——扇耳光的声音。
女人哭嚷：“你们不是人！你们不是人呀！”
“常有的事也得有人管管！”李一泓站了起来。
“会有人管，会有人管，哪会没人管呢！”跑堂的依旧堵在门口。
张铭不动声色然而威严地说：“你躲开。”
徐大姐和小陆也都站了起来，跑堂的不得不躲开了。
张铭刚一打开门，见两个男人从门外跑过。
张铭忽然一下子来了个大转身，李一泓也一下子从门前退开了。徐大姐和小陆看到一个几乎全裸的姑娘，怀抱些衣服，被另一个男人推着从门前匆匆而过。
吃完饭后，四个人又继续上路。面包车已经出了县城，李一泓忽然对张铭说：“停车！”
面包车靠路边停住了，李一泓头也不回地问：“徐大姐，陆博士，我想……我想把刚才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不知你们两位同意不？”
“同意！”小陆立马表态。
“我也有这想法。”徐大姐也同意。
几个人在县城内找了家宾馆住下，李一泓在阳台上打手机：“春梅，你一直陪你妹住吧？好女儿，那爸就放心了，我们今晚要在一个县城过夜。”
“素素很乖，有我陪着住，一切爸都放心吧！我哥我嫂子也来过一次，他们也挺好的，和村里人的关系也恢复正常了。”在安庆市某饭店内，春梅在接手机，老板唐之风和黄院长静悄悄地看着她。
李一泓合上手机，站在宾馆的阳台上发呆。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李一泓走去开了门，门外站着那个弹棉花的年轻人——宋春树，穿一套杂役制服。
二人都愣住了，宋春树惊喜地说：“李大叔！”
“怎么会是你？”李一泓把宋春树让进房间关上了门，奇怪地打量他。
“我……我……我好惨啊我！”宋春树一下子贴墙蹲下，双手抱头，哭了，却又不敢大声哭，压抑的哭声更加使人听不得。
“别这样，别这样。摊上什么难事了，跟我说说。”李一泓将宋春树扯起，引到沙发那儿，让他坐下。接着，扯了几张纸巾递给他。
又有人敲门，李一泓起身去开门，是徐大姐。
“怎么，刚住下就有客人了？”徐大姐问。
“不是，他给我这房间修马桶。你进来吧大姐。”
徐大姐进入房间，宋春树赶紧从沙发上站起，侧转身，又用手里的纸巾擦眼，惹得徐大姐疑惑地看着李一泓。
“没想到他是熟人，他正讲他到此地来找他妹妹的事。”李一泓解释道。
“我，我还是先修马桶吧！”
“大姐，您坐沙发，我坐床上。您陪我听他讲，也许是我们都该了解的事。”
徐大姐款款地坐在沙发上，目光温和地望着年轻人。
“我妹她，不知从哪儿看到了一些小广告，说此地招‘陪酒女郎’，挣不少钱。我妹从小就喝过酒，而且是白酒，连喝几盅没事儿。我家人天生那样儿，她就觉得自己能当‘陪酒女郎’，瞒着我和她嫂子，偷偷跑来此地。头几个月，还给我们寄过钱。后来，不但不寄钱了，连音讯也没了。再后来，我就听说，这地方，专有一类女孩子，是靠陪男人喝花酒挣钱的。”
李一泓不禁和徐大姐对视一眼，徐大姐示意李一泓给宋春树倒杯水。
李一泓倒了杯水递给宋春树：“喝口水，别急，慢慢讲。”
“我怕总台那儿嫌我耽误的工夫太长。”宋春树担心地说。
“放心，在我们这儿，不会有人责怪人。”徐大姐安慰他。
“我记得，你是吸烟的。”
“我兜里有，在你这儿，不敢吸。”
“没事儿。想吸就吸吧。那，我陪你吸一支。”
宋春树掏出了烟：“次烟，烟摊上最便宜的那一种。”
二人各自吸着一支烟，李一泓呛得几乎咳嗽起来，但强忍住了。
“喝花酒，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徐大姐忍不住问。
宋春树吸了两口烟，情绪平静了些：“就是让一些年轻女子，和一些女孩子，脱得……脱得赤条精光的，陪些个男人喝酒作乐，任凭他们调戏，任凭他们羞辱，还得笑，装出乐意被他们那样，图的是他们能多给些小费。有的女子，其实，都已经结婚了。有的女孩子，才十四五岁。”
李一泓狠狠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
“你说的是真事？”徐大姐先是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继而皱起了眉头。
“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宋春树指天赌誓。”
“砰砰砰”很急促的敲门声传来，宋春树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姑娘，身穿另一家酒店女侍的服装，问：“有姓李的住这房间吗？”
“我姓李。”李一泓从阳台走到门口，徐大姐跟到门口。
“什么事儿？”
姑娘看看宋春树，迟疑着不说话，宋春树识趣地说：“我走了。”匆匆离开。
“从省城来的？”姑娘问。
李一泓看着她点点头。
“叫什么？”
“李一泓。”
“对，找的就是你！”姑娘从兜里掏出一个纸条递给李一泓。
李一泓轻轻展开，看罢，惊问：“这家酒店怎么走？你能不能带我去？！”
“不远。我就是那家酒店的，可我不能带你去，你自己打听吧。”姑娘刚欲转身，又叮嘱道：“你可得快去，免得你们的人吃亏！”言罢，扭扭搭搭地跑了。
徐大姐不安地问：“怎么，是小陆惹麻烦了？”
李一泓将纸条递给徐大姐，从衣架上扯下上衣穿。
徐大姐接过一看——纸上潦草的字写的是：快来亨德酒店救我！
亨德酒店并不远，李一泓很快就找到了，抬头看清牌匾后，他大步走入这家酒店，向一个门口的女侍问了问，举步就要上楼，旁边一个酒店里的男人抢前一步拦在楼梯口，不许他上。
李一泓一掌将对方击得倒退数步，压倒了一张椅子，快步奔上楼去。
也不知道小陆在哪个房间，李一泓索性就推开房门一间一间地找，探头一看不是，就接着往下找。形形色色鬼混的男女都被他吓一跳，甚至有男人奔出房间辱骂。
这时一个房间的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名保安，李一泓发现小陆抱臂站在墙角。
李一泓大步往那房间里走，那一名保安想阻拦他，也被他一掌推出老远。
“老李！”看着李一泓走入房间，小陆一下子镇定了。
“小陆，没受欺负吧？”李一泓关切地问。
“他们摔坏我的录像机了。他搜我身了，他还打了我一耳光。”小陆委屈地抚着脸说。
李一泓看到小陆坏的录像机放在桌上，还有她的钱包，委员证。
“你没声明你是政协委员吗？”
“他们认为我是冒充的，认为我的委员证是假的。”
李一泓一步跨到桌前，伸手想拿小陆的委员证，一个是保安头目的人抢先一步，推开他，挡在桌前。
“你们凭什么搜身、打人、扣押她？”李一泓冷冷问道。
“你问她自己。”
李一泓扭头看小陆，小陆嚅嗫道：“我……我只不过偷拍了他们这儿大天白日喝花酒的情形。”
说话间又走进来两名保安，和屋里的保安们一起，将李一泓团团围住。
“请把你们负责人找来。”李一泓用眼角微微扫视着他们。
“我们老板白天不到酒店来，晚上才来。”
“老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