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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又开动了，三个农民衣服各自搭在肩上，双手拄着锨柄，一字儿排开在河岸上，像接受检阅的士兵。
面包车从三个农民面前缓缓驶过，徐大姐在车内向他们微笑招手。
“三百元钱，三瓶矿泉水，虽然是一种损失，但事情的结果转化为和谐了，也值。”李一泓吧嗒吧嗒嘴。
徐大姐诲人不倦：“一泓，你错了。”
“我怎么又错？”
“第一，刚才那结果，不叫和谐，叫和气。双方面，几个人之间，由态度僵持到一团和气。双方面，往往并不难。只要有一方主动一点儿，姿态高一点儿，也就和气了。第二，三百元钱，三瓶矿泉水，给了他们，不能叫损失。他们为我们出力了，流汗了，三百元是他们应得的报酬。矿泉水是供人喝的，所以不能说是损失，是人对人应该具有的情怀。第三，世上的许多事情，是要付出成本的，连谈恋爱都要付出时间的、精力的成本，和气也不例外。但是要求得整个社会的和谐，那成本就巨大得多，动辄必然几十个亿，几百亿，几千亿。既想要一个和谐的社会，又不愿对许多生活贫困的人民群众付出成本，对于这样的人，和谐社会就只不过是顺口一说的四个字而已了。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是懂得这个治国道理的，也开始采取大举措来实践了。遗憾的是，有些官员似乎还不明白，这不是一个智商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情怀问题。以前国力不济，另当别谈。现在国力增强了，他们还是不那么情愿把钱花在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方面。”
徐大姐又说：“有不少人问我，我都当了两届政协委员了，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语概括一下，你是怎么当政协委员的？我说当然能啊，怎么不能呢？无非就是走走，看看，听听，想想，写写，说说嘛！人家又问，有的作家也这样啊，那你跟作家有什么区别啊？我说那可太不一样了。作家往哪儿走，全凭他自己的兴趣。而我们往哪儿走，是政协委员对社会的责任的促使。比如这里，快到省界边儿上了，是省里的官员不常来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来。他们常去的地方，我们倒不见得也去了。他们来到这样的地方，就会看到他们不太经常看到的情况。官员听到不高兴的话，会大皱眉头的话，因为那也许正是最真实的民间声音。然后我们就得想，就得梳理，归纳，分析，就要写提案，就要大会小会地说，总之是一有机会就要说，哪怕也说得官员大皱眉头，脸红脖子粗，甚至拂袖而去，也要说。一泓啊，小陆啊，大姐的体会是，说是很考验委员本色的，每每的，官员往那儿一坐，尤其大官，还一脸严肃，官威十足的样子，有的委员就明哲保身了，就话到唇边留三分了，甚至，就顾左右而言其他了，就不由自主地唱起赞美诗来了。这是一种积年累月形成的惯例，既影响官员，也影响我们，不被这种惯例所左右，有时还真需要一点儿无私无畏的精神呢。”
面包车突然紧急刹住，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女子拦在车前，蓬头垢面，臂弯挎着布包袱，一手拿着半个馒头，欲吃未吃的样子。
面包车停住，李一泓和徐大姐也都一反身，同时伏在靠背上往后看。
小陆想想说：“准是三个农民说的，那个疯女人。”
此时那名女子闪到了路边，面包车缓缓退到她身边。李一泓下了车，向女子走去，女子后退，一转身想跑。
李一泓柔声喊她：“别跑大妹子。”
女子站住，回头看李一泓，还是很不安。
“别怕，我们不会欺负你的。你，想搭车是吗？”李一泓指指车，“如果想搭车，我们愿意让你上车。你看，车上也有两个女人。搭我们的车，你没什么可害怕的。”
小陆起身打开装矿泉水的纸箱：“就剩四瓶了，给她两瓶怎么样？”
李一泓一手一瓶，拿着矿泉水走到女子跟前：“你把包袱放地上，解开，我替你把矿泉水都包起来，行吗？”
女子手中的馒头这时已吃光，正干咽着，听了李一泓的话，点点头，顺从地将包袱放在地上，解开，里面除了一条脏毛巾，一双旧布鞋，一把牛耳刀，一些零钱，再什么也没有。
小陆一手拎塑料袋，一手拿着徐大姐的披肩，快步走到女子跟前，将塑料袋朝她一递，女子刚一接过塑料袋，小陆已将徐大姐的披肩一抖，披在女子身上。接着，从女子手中要过包袱，放地上，打开了。
小陆仰脸看着女子，说：“毛巾太脏了，都有味儿了。咱不要了，啊？”说着，将脏毛巾一团，远远一抛。
小陆对张铭说：“张大哥，车里搭着我一条新毛巾，拿来。”低头看了看女子的鞋子，“你看，这双鞋都快脱底儿了，咱也不要了，啊？”说着，把鞋也扔了。
女子把鞋拎回来，放包袱里，要自己包。小陆严厉地说：“别插手！乖乖站一边去！”说着又把那一双破布鞋扔了。
女子求助地看李一泓，李一泓赔笑道：“你听她的吧，啊？她完全是为你好。”
张铭把小陆的皮鞋拎过来，放在地上。小陆往地上一坐，脱下自己脚上的运动鞋，接着换上了皮鞋，之后仰起脸，将运动鞋朝女子一递，“我看咱俩的脚也差不多大小，穿上。”
女子默默接过运动鞋，小陆又说：“塑料袋里有面包、饼干、肠，还有一包奶，小心别挤压破了。毛巾呢，你要经常在有水的地方洗洗。”
小陆站起来时，女子已将运动鞋穿好，也站了起来，感激地看着小陆。
李一泓将小陆扯到一旁，低声说：“你哄哄她，把她包里那把刀扣下来。”
不料女子耳朵很灵，听到了，一弯腰从地上拎起包，飞快地跑了。
天黑了，面包车行驶在路上，前方一片漆黑，不远处，有两点红色的光亮，使人感到奇异而诡异。
等车驶近了，他们发现那两点红色的光亮原来是两盏红灯笼，道路两侧各一盏。
张铭放慢了车速，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和一个小伙子挑着红灯笼迎车走来。面包车停住了，老人问老张：“车上，坐的是省城来的人吗？”
李一泓看着老人，愣住了。
老人又说：“想不到，你成了个人物了。”
·19·
二十
双墙村村民李家柱挑着不大不小的红灯笼，引领徐大姐和小陆走上自家的二楼，将她们请入一个房间。
李家柱将红灯挂在墙上的钉子上，那一排钉子显然是为挂衣服而钉的：“这灯笼也点着吧，要不，亮度太暗了是不是？”
“你省截蜡，把灯笼吹了吧，我们有点儿亮就行。”徐大姐说着，和小陆各自坐在床上，放下东西。
小陆问：“这既然是一个通上了电的村子，为什么晚上还四处漆黑呢？如果农民过日子还都节省到舍不得开灯的地步，那不是白给农村通上电了吗？”
李家柱在一只小凳上坐下，无奈地苦笑道：“不节省，不行呀！”
徐大姐也问：“这个村子的农民，生活还很贫穷？”
“那倒也不是。我们这村以前是种粮食的，那时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很苦。尽管政府对粮农给了好几项优惠政策，还是改变不了一个穷字。山区地少，收不了多少粮食的。现在我们这个村都种茶了，家家户户的日子比以前强多了。我这不是都盖上小楼了吗？”
“你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呀。”小陆说。
李家柱狡黠地眨眨眼：“我还没回答吗？”
“对，你还没回答。”
“是不是供电方面给你们出什么难题啊？”徐大姐猜道。
李家柱连连摇头：“不是不是，不关人家的事儿。”
楼下另一个房间里，张铭用打火机点着了窗台上的一小截蜡，接着吹灭了同样挂在墙上的红灯笼，拉灭了电灯。
李家柱端着一盆热水进入，困惑地问：“怎么？”
“我寻思了半天，搞不清楚究竟是开着灯用电便宜呢，还是点着你那红灯笼便宜，一转身发现了这一小截蜡，今天晚上我只靠它就行了。”
“那怎么行，那怎么行！那我心里也太过意不去了。这屋灯亮，还是开着吧！”
他放下盆，要去拉灯绳，张铭拦住了他：“我说行就行，听我的。”
李家柱递给张铭一支烟，张铭接过，叼在嘴上。李家柱按着打火机，替张铭点了烟，之后自己也吸上了一支。
“唔，这是好烟！”张铭吸了一口说。
李家柱往自己床上一坐，颇得意地说：“当然是好烟，中华。”
“你吸中华？”
“我败家呀我吸中华！被褥、床单、枕头、中华烟、脸盆洗脚盆，这都是我到乡里去领出的招待费买的。你们还没到，乡里的电话通知就到了这个村，说有几位政协委员，估计会到这儿来视察，不得怠慢，不得对你们胡说八道。”
张铭笑道：“那你这话，算不算胡说八道呢？”
李家柱一愣，也狡黠地笑了：“那就看你，忍不忍心出卖咱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啰！”
“别多心，我跟你开玩笑，何况你也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嘛！以后几天，肯定会给你添很多麻烦啊！我代表两位委员，先谢了啊！”
李家柱从兜里掏出了二百元钱，看着，摩挲着，问张铭：“我要是把这二百元退给你，你是不是会对我印象好点儿？”
“不退给我，我对你印象也挺好啊！安心收着吧，那是你们的劳动所得。”
“那我可就不退给你了。哎，你在城里经常洗脚吧？”李家柱真把钱收了起来。
“当然啊，洗脚是良好的习惯嘛！”
“我指的不是在家洗脚。指的是在那专门洗脚的地方，有女孩子给揉捏脚丫子的那一种地方。”
“你说的是足浴嘛。”张铭犹豫了一下，点点头，“我去过，但是次数不多。”
李家柱身子往床上一躺，大声说：“我恨你们城里的些个臭男人！你们每次就出他妈的二十元三十元，就把你们那男人臭烘烘的大脚丫子往我们农村女孩子的膝上一放，闭着眼睛享受那一种捏啊、揉啊、按啊的舒服劲儿，一个不满意，还嫌服务得不好，还耍赖不给钱。”
张铭不由得停止了擦脚，看着仰躺在床上的李家柱，反驳说：“不能这么看问题吧？足浴是有中医学道理的，是为别人服务。而且呢，是一种正当的职业嘛！”
李家柱一动不动地说：“你们城里人的女孩子如果把那当成一种职业，你们做父母的情愿吗？你知道我们农村人，如果知道自己的女儿是那么挣钱寄回家里的，心中什么滋味儿？”
“你这不是抬杠嘛！城市人家的孩子现而今有几个考不上大学的？大学女毕业生怎么也不至于沦落到那么一种地步。”
李家柱倏地坐起，针锋相对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农村人的孩子天生笨啰？我们的孩子从小在什么样的学校里上学？你们的孩子从小在什么样的学校里上学？”
张铭被问得一愣一愣的。
李村长家是一幢老旧的房子，李一泓和李村长共同躺在一张大床上。
“一泓，我摊上难事了。”
“唔？说说看。”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难事，成了我们全村的难事，最近，把我愁得是吃不下，睡不着。按说，我这年纪，不该再当村长了，可又被选上了，没办法。我们村的小学校，那还是文革前盖的，快40年了，根本不像个小学了。年初我们听说中央政府拨了一笔钱给省里，省里又拨了一部分给县里，是专门为改建农村学校拨的。我们就四处找关系、求人、请客、送礼，还召回几名在外打工的青壮年，为县教育局义务装修办公楼，为局长的老娘义务修坟。这么着，县教育局总算同意了批给我们二十万。六七月份，虽然还没见到钱，虽然夏茶长得好，我们也顾不上采茶了，男女老少齐上阵，把小学校的破教室推倒了，重建起来了。可到县教育局去要钱时，他们却不认账了。磕头作揖，求爷爷告奶奶的，最后才开恩似的给了三万元。可我们垫花了二十几万啊！这下一摊，家家户户都背上了几千元的欠债。村里有些年轻人气极了，集体到县教育局去讨说法，结果还说他们聚众闹事，抓起来了几个。我这当村长的，又得挨家挨户收钱，找关系、求人、请客、送礼，为的是尽快把他们赎出来。现在，小伙子们差不多全走了，年轻女人们也不在村里摘茶了。些个夫妻成双成对的，把孩子也都带走了。发誓说就是男的卖血，女的卖身，也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城里的小学生！可悲我们村里几个花季的姑娘，为了替家里还上那一笔均摊的债，竟到县城里去做花酒女。”
“别说了！”李一泓跳下床，在屋里大步走来走去。
李村长坐起来，看着他说：“你要是帮不上什么，我也不会怪你。”
“你敢发誓，你说的属实？”
“句句属实。倘有半句虚假，我不配再见到你李一泓。”
李一泓定定地看了李村长片刻，转身往外便走。李村长在他身后问：“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
李家柱走到张铭床前，推醒他，指指窗外。张铭提鞋走到窗前，看见在红灯笼迷蒙的光照之下，李一泓在打太极拳。
等李一泓收住了架势，张铭轻咳一声，向他走来。
“李委员，怎么还没睡？”
“八成，我这一夜都难以入睡了。”
“不管什么事，明天早上再说也不迟是吧？”
“是啊。我这人还是不够老练，心里装不下事儿。本想找徐大姐和小陆委员说说的，走到这儿了才意识到，时间太晚了。”
“我陪你回村长家去？”
“不用。我心里一有事，要么吸支烟，要么喝盅酒，要么打套拳，你可别见怪。你快睡去吧！”李一泓说完，摘下红灯笼，伴着摇晃的灯影走了。
第二天早晨，李一泓在鸡啼中悠然醒来，李村长已经不在床上了。
李村长的家屋在一处缓坡上，李一泓一迈出李村长的家门，差点被眼前的一片茶绿扑倒，茶垅中有采茶的人影在移动，远处草木葱茏的山岭幽远而宁静。看着眼前仿佛从图画里拓印出的美景，李一泓长舒一口气，胸中的郁垒稍微消解了一点。
李村长站在茶垅前摘茶，他的动作已经不那么灵便了。李一泓走到他身旁，学李村长的样子摘茶。
李一泓将兜在衣襟里的一点点茶叶倒入李村长的茶篮，挽袖子，捋胳膊，搓手掌，深吸气，似乎要大有作为。
李村长奇怪地问：“你要干什么？要在这儿打拳啊？”
“不，我要为你搂钱！”
李村长退开一步，悉听尊便地看着他，那意思是，看你一把能搂多少钱！
在李一泓眼里，茶树上长出了一枚枚一分钱的硬币，它们渐渐绽放五瓣儿的钱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李一泓舞动双手轮番摘去，摘了几次，低头看看，摘到手的却都是老茶叶。
“得了得了，你别摘了。像你这么个摘法，过不了几天，茶树的叶子就被摘光了，那茶树就死了。你摘下来的老叶，茶商也不会收的。”李村长挥挥手无奈地说。
这时，徐大姐和小陆走过来，两个都用衣襟兜着茶叶。
徐大姐问：“一泓，摘了多少啊？”
李一泓惭愧地说：“多乎哉，不多也，也就值几分钱吧！”
小陆把茶叶兜到李村长面前：“李村长，看我摘这些，值多少钱呀？”
李村长看一眼，说：“也就半个馒头吧！”
“可你昨天晚上不是说，村里的地自从改种茶树了，家家户户的收入都多了吗？”李一泓问。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村，人多地少，种粮食只够自家吃的，种蔬菜离县城太远，卖点儿菜来回得一天。有一届县里的领导说，那就种果木吧。而且下了红头文件，必须改种果木。农民们得服从啊，侍弄得那个精心，做梦都盼着果树结果。三年后，盼来了个大丰收。可怎么个卖法呢？没人来收购，农民自己雇不起车，花不起运费，果子从枝上掉在地上，全烂在果林里了。县里只命令让改种，根本不管卖的事儿。有些农户，赔得个倾家荡产。农户干脆什么都不种了，每家只要能出去打工的，全出去了，让地就那么荒着。这省界地区周围几十个村子，都有同样的经历。”
李一泓三人一边听李村长说话，一边跟着李村长往他家走去。
“四年前，从省城也来了一个政协派出的考察组，其中有几位农业方面的专家，认认真真地考察了一番，建议这一带的农村种茶，帮着贷款，帮着引进优良茶秧，还办了几期种茶技术学习班。这么着，这一带的农民才对好日子有了点儿盼头。可现在，这盼头又死灭了。”
李一泓不由得站住，问：“怎么回事？”
李村长抬手一指山岭后面飘过来的黑灰色烟云：“你们看那儿！”
“我和小陆早已看到了，以为那边起山火了呢。”徐大姐皱着眉头说。
“山那边办了个化工厂，那烟是有毒害成分的，不仅危害几十个茶村里大人孩子的健康，而且连茶树也被严重危害了。茶商已经放出话来了，明年就不收我们这一带的茶了。”老村长的眼睛红红的，声音有些变调，分不清是因为出离了愤怒，还是因为老实巴交的村民们顶风冒雨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