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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惧风流。”
李一泓对徐大姐说：“北京有专为城市贫民盖的楼，叫经济适用楼。我们省为什么不能也像北京那样？”
徐大姐答非所问地说：“我刚刚当上政协委员以后，写提案的热忱特别高，第一年内就写了十几份提案。自己觉得，好像多了一种身份，就多了一双眼睛似的，所见的问题简直太多了。事事可提，于是事事成了使命和责任。第一届届满以后，委员中我的提案数量最多，还受到了表彰。但是我，却对自己这一位政协委员不满意起来。第二届整整五年内，我才写了几份提案。到了第三届，就是现在这一届，我只写了一份提案。”
李一泓不解地问：“为什么？”
“我归纳了一下，政协也罢，人大也罢，所谓提案，大体而言，无非四类：要钱的提案，要政策的提案，针对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作风和思路的提案，反腐倡廉的提案。”她将脸转向李一泓，问：“你知道一百余年前，全世界有多少人口？”
李一泓摇摇头。
“十六亿多人口而已。这意味着，中国这一个国家，要解决一百余年前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的生活质量问题。而且当代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标准，比一百多年前高多了。当然，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也不能同日而语了。但这一种联想，毕竟还是令我经常心情沉重的。所以，对于不拨钱就不能解决问题的提案，我变得慎重了。地方向中央要钱，县市向省里要钱，许多领域都一再申诉自己太缺钱了。他们的申诉之声，有时那么的响亮，往往凸显为一种特别急切又强烈的声音。可老百姓的申诉之声，尤其是穷困老百姓的申诉之声，却是要经由别人的代言，才能在各种要钱的声音中不被淹没。如果没有别人们代言，他们几乎是无声的群体，穷困而又沉默着。所以，看清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对自己说，让我来做那样一类‘别人’们吧。于是呢，我写的提案，自然反而少了。写之前，我总是要问自己，我在替谁们伸手要钱？是不是替最需要政府体恤的人们要钱？”
李一泓的一只手不自觉地紧紧握住了徐大姐的一只手，他的脸上有种叫泪的东西在流淌。
“在小张家里，你问我——我们省为什么不能盖经济适用楼。这是一件政府不投资就无法启动的事。我们省目前有这种经济实力吗？老实说，我不清楚。作为一位政协委员，大姐已经老了，心理疲惫了。但是你和小陆还年轻。你们不妨了解一下，多听听各方各面的看法。如果你们认为不完全是经济实力问题，也还是情怀问题，那你们就抓紧写一份提案，大姐会署上名字的，啊？”徐大姐脸上，也有什么亮晶晶的东西在淌着了。
他俩站在人行道口等绿灯，绿灯亮了，他们踏下人行道，走在斑马线上。
突然一辆摩托车闯红灯，一阵风地冲过来。
“大姐！”李一泓赶紧提醒徐大姐，二人狼狈地退回人行道上。
骑摩托的人将摩托猛地刹住，发出刺耳的声音，接着一拐前轮，头盔扭转向李一泓和徐大姐。
一阵给油声，却是摩托驶走了。
徐大姐出了一口长气，望着远去的摩托，鄙视地说：“来这套！”
第二天，李一泓手拿调研材料对徐大姐说：“如果不让我们得出我们认为的结论，那岂不是……”
敲门声……
李一泓起身开了门，见门外是吴主席，有些讶然：“吴主席一定是不放心我们明天的汇报吧？”
“我从政协那边抽空儿过来的。这几天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对你们那一种‘不早下结论，更不多下结论’的指示，是否会限制了你们汇报时的能动性？”
“刚才我和一泓正说到这一点。”
“现在我正式收回我的话。在调研过程中，早下结论，多下结论，既不明智，也不可取。但现在，你们的调研已经基本结束，你们看到了许多，听到了许多，肯定也想到了许多。想——就会有观点。观点常和结论分不开。只说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却不许发表感想，那岂不是仅仅把你们当成摄影机，录音机了吗？”
吴主席看了看李一泓和徐大姐又说：“所以，你们明天汇报时，该作结论的事，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做出自己的结论。政协委员在最小的范围内面对省委书记、纪委书记进行调研汇报的机会，那一向是不多的。通常，他们那一级领导干部，仅看看调研材料而已。我特意来一次，就是要当面鼓励你们，排除一切顾虑，畅所欲言。不要怕话说得太尖锐了，问题提得太严峻了，领导不爱听。明天我也会坐你们对面，你们没什么可怕的。”
徐大姐笑了：“就怕我们倒是没顾虑了，你主席反而坐不住了。”
“大姐你这一种想法，其实也是顾虑嘛！”
“我们的结论那就是——平德县主要领导干部们，肯定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种种现象表明，问题不是个别人的劣迹，而是几套班子的劣迹！”既然可以放心大胆地下结论，李一泓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们认为自己这一种结论站得住脚，可以摆到桌面上去说！这也算我对你们的指示，你们对你们的结论负责任，我对我的指示负责任。”
“昨天晚上，我和徐大姐走在回宾馆的路上，有一个骑摩托戴头盔的人打算撞我们。”
“唔！”吴主席神情凝重地望向徐大姐，见徐大姐点头，他严肃地说，“把当时情况整理成一份文字材料，明天带到汇报会上去。我下午就要给思毅书记打电话，向他通报这一事件。”
他看一眼手表，又说：“我得走了，政协那边还有事。李一泓，我主席亲自来见你们，你得送送我！”
李一泓一言不发地把吴主席送到宾馆门口，吴主席却说：“请上车。”
李一泓愣了愣，默默上了车。
吃完午饭，三个人回到李一泓的房间里讨论汇报的事，却发生了分歧。
小陆说：“有的面试者，连公务员考试都没通过，可却一帆风顺，板上钉钉被录用了。”
徐大姐说：“这我倒和你有不同看法，一说公平，就都以考试为体现方法。而只要一考试，又都搞所谓标准答案。凡是有所谓标准答案的，那考的就只不过是记忆。我用了一个同义词，而你一字不差，结果你多两分，我少两分。又结果，机会属于你了，我靠边站了。考公务员不是考研究生，政治思想是活的思想，活的思想就应该允许是一种有个人见解的思想。我也参加过公务员考试的判卷，有一道题问的是：怎样理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标准答案是，将自己的一生，变成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头脑中没有半点儿私心杂念。这么绝对化的答案，不客观嘛。而有一名考生答的是——完全彻底是超现实的，超现实的要求那是一个人根本做不到的。只要一个掌权者能经常想一想毛主席的话——‘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大众给的’，既能充分运用权力为人民大众谋福祉，又不滥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以及小集团谋私利，那么他就使权力产生了符合‘权力美学’的公利性。我觉得答得挺对啊，可有的判卷人却坚持一分也不给人家，说不符合标准答案，说人家乱发挥，什么‘权力美学’，什么‘公利性’，生造词汇！还说什么，从公务员中以后那是要产生官员的，最不应该招某些思想太活跃的人。这叫什么话？我老太太当然要跟他们据理力争！”
小陆辩解说：“大姐，公务员考试出什么题，怎么看待答案，这是另一个问题。而现在我们在说的问题是——营私舞弊的现象！我亲耳听到一位招聘者对另一位招聘者大言不惭地说：‘咱家招人，当然咱家孩子优先。’近水楼台先得月——古今中外都认这个理。还有的招聘者，把有关系有后门的应聘者的标准彩照输入了手机里，面试时还居然打开手机看一下，生怕认错了。这成干什么了嘛！”
李一泓也说：“大姐，我比较支持小陆的想法。明天的汇报，重点是平德县的问题。但同时谈一谈公务员公开招聘过程中的不正之风，那也是可以的嘛！”
徐大姐不高兴了：“我说不可以了吗？我反对的是你们先谈那种不正之风！汇报要有主次，平德县的问题是腐败问题！是我们汇报的主旨内容，所以要一开始就谈，谈够，谈透。之后再……”
小陆打断她：“如果谈完了，省委书记说，那个什么不正之风的事，以后再说吧，我们怎么办？”
徐大姐说：“那就以后再说。以后也可以用信息反映的方式！”
小陆反驳道：“那不正之风，这一次不但大行其道，岂不是还得逞了吗？”
徐大姐往起一站，严厉地说：“我不跟你们二位辩论了！反正我还是那三个字‘不同意’！”说罢，怫然而去。
李一泓在宾馆捧着一摞复印材料离开复印室，经过大堂时被叫住了。
“李委员！”总服务台后面的值班员举手一指：“那儿有位同志找您……”
李一泓扭头顺着对方手指的方向看去——公开会客的沙发那儿，缓缓站起了一身警服的安庆市公安局的赵副科长，李一泓愣在原地。
赵副科长走到李一泓跟前，不动声色，站得顺条笔直地说：“李委员，我到你房间去找过你了，碰到一位年轻的女委员，她说你到一层复印来了。”
李一泓声音很小地说：“你们居然找到这儿来了！”他的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那我不到这儿来找你，到哪儿去找你呀？”
“你居然还穿着一身警服！”李一泓继续从牙缝里往外挤话。
“我是奉命到省厅来送案卷。有纪律，执行公务必须穿警服。市局领导指示我，必须找你一下，我看也不必再到你房间去了吧，就那儿就行。”赵副科长指指自己刚才坐过的地方。
“在那儿？！”李一泓显然不情愿。
“请吧。”
李一泓无奈地跟着赵副科长走到沙发那儿，左顾右盼之后，悻悻而坐。
赵副科长也坐下后，淡淡地说：“李委员，你那一件事情，我们市局已经正式结案了。”
李一泓几乎要发作了：“可你们都没正式审过我一次！”
“不需要正式审你也可以结案了。现在就由我来代表市局当面通告你——你和你的大女儿在网上拍卖的那些东西，它们的属有权已经由市局定性了。它们和公字毫不沾边，完全是属于你个人的东西。”
李一泓将始终捧着的复印材料放在茶几上，双手握住了赵副科长的一只手，连连摇晃：“太感谢了！太感谢你们公安的同志了！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赵副科长抽回自己那只手，那一只手竟被握出指印来了。他轻揉着自己被握疼的手，谦虚地说：“也不能只感谢我们，你们文化馆的齐馆长，人不错啊。你们市政协的蒋副主席，对你那也是真够负责的。你和齐馆长在小饭店喝酒时说的话，我不是恰巧听了吗？我就将那一情况向局里汇报了。局里专门开了一次分析会。大家一致认为：一名警官无意之中听到的对话，往往具有较高的采信价值。酒后吐真言，你和齐馆长当时半醉不醉的，对话的真实成分肯定也是很高的。无罪推论是法理学原则嘛！既然那些东西确有可能在归属权上是属于你李一泓个人的，我们为什么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非认为一定属于公有，而不尽量替你找到属于私有的证据呢？我们替你找，比你自己找，条件要多一些。我们认为，替涉案人找到无罪证据，那同样也是我们公安执法部门的一种责任。根据齐馆长和小刘找出的老馆长当年亲笔记的文化馆日志，我们在蒋副主席、齐馆长以及小刘等人的帮助下，从市政协资料馆找到了一本《提案汇编》，其中有老馆长当年关于你所保有的古旧收藏品一事，向市政协寄出的一份提案，清楚地记着一概古旧之物，都是你用个人的钱从民间买的，志愿无私地将它们献给文物部门，望文物部门派人前来文化馆鉴定。”
晚上，宾馆会议室里的椭圆形会议桌周围已坐满两排人，还有人往里进，大多数人手里拿有李一泓调研小组的调研材料了。
徐大姐望着一位六十多岁的男人说：“姚奇同志，您是老委员了，带个头吧？”
姚奇委员说：“徐大姐既然点名了，我从命。先说你们五组这一份调研材料。我的看法是，这简直就不是一份一般意义上的调研材料了，而等于是一份弹劾性质的奏折了。指出问题和现象，需要勇气。因为某些官员听赞歌听习惯了，以为我们政协就应该是官方拉拉队。他们看到这样的调研材料肯定是会大皱其眉的。既指出问题和现象，还进一步指出，某些官员是罪魁祸首，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更进一步指出，不是一两个官员的责任，而是一方官员的总体责任，其勇气就可嘉了。对于你们五组的这一种代言精神，参政议政的责任感，我支持！关于公务员招聘过程中的营私舞弊现象，我们在先，你们在后，我们掌握的情况比你们多。我看，你们五组明天何必多此一举，分散重点呢？你们干脆礼让了吧，由我们六组在大会发言时来着重谈，岂不是更好？”
徐大姐说：“我们李委员和陆委员是这么想的——现在公务员招聘还在进行中，明天也提一下，争取引起重视，对营私舞弊现象就可以及时遏制。否则，招聘结束了，批评成了马后炮了！”
姚奇委员摆摆手说：“不对不对。这一种思想方法肯定是不对的。公务员公开招聘的制度，是国家长期不变的制度。只要是有根有据的批评，那就不等于是马后炮。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啊，一个人如果刚刚听完重金属乐队的演奏，振聋发聩，耳朵里还嗡嗡直响呢，这时他听不进去别的声音呀！”
小陆说：“所以我们打算在汇报平德县的问题之前，先谈公务员招聘中的腐败现象。”
另一位委员问：“明天听你们汇报的不主要是刘思毅书记吗？他同意了吗？”
李一泓摇头：“我们就没打算获得他的同意。”
对方很认真地说：“同志，有时要换位思考。一位省委书记，他的工作时间是相当紧凑的。他的头脑和常人的头脑没什么两样，今天思考什么问题，明天思考什么问题，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他头脑里不可能同时思考多个重点。万一你们刚说了两句，被省委书记打断，他说今天先不谈那个你们怎么办？”
李一泓和小陆对视一眼，小陆说：“那当然我们就很尴尬啰。”
第三位站着的委员按捺不住了：“我说两句，我说两句。他是当过秘书的人，角度不同，你们五组姑且听之就是了。我倒是认为，你们明天不是不可以加进一项汇报内容，但究竟在先在后，要相机行事。如果你们也谈了公务员招聘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并且真的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对六组不也等于是鸣锣开道吗？这也挺好啊！”
一位姓孙的委员说：“说完了吗？说完了我说。这一次在省委书记的指示之下，我们政协进行了一次大动作。十个调研组，几十位委员，历时半个多月，几乎对全省贫困地区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调研。材料汇总起来，肯定有几十万字了。可问题是，真能起到什么给贫困地区的百姓带来实际福祉的作用吗？我表示怀疑。包括平德县的事，会不会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呢？”
又一名委员说：“那不行，那绝对不行！你们五组的材料我看了，令人气愤！连我们那县一级的政协主席都变成了那个样子，一方百姓的苦楚还有出头之日吗？如果真的不了了之，我，不当了！”说完，他将手中的材料猛往桌上一摔。
一时间气氛热烈，大家七言八语，发言踊跃……
会议结束后，会议室里只剩下了李一泓、徐大姐、小陆三人。显然，听取了一番意见之后，李一泓和小陆反而心中没谱了。
“那位委员跟我熟，是位很好的委员，我俩还发生过激烈的辩论呢。有次我们共同调研，他坚持要把建言两个字，在报告中写成‘谏言’，我不同意，所以就各执一词，进一步发展为争吵，谁也不理谁。他有他的道理，‘谏’字包含坚定不移的意思。他要是认准了一个理，很有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精神。这是值得在政协中提倡的。但是‘谏言’毕竟只不过是古代忠臣良将对皇帝和皇家江山的责任。而我们政协委员的责任，不是对任何一个人、几个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时代进步和社会进步的责任，建设的‘建’更能体现助推的状态，所以我要和他争。扯远了，他最近的几项提案没太引起重视，他有情绪。政协委员有时也像小孩子，情绪好是一种参政状态，情绪不好可能就是另一种参政状态，包括我也是如此，你们不要太受他的话的影响。”
“大姐，那我们明天……”李一泓还在犹豫不决。
“我猜我还是少数。二比一，可不少数嘛。我也不说服你们了。我觉得有一位委员说得挺好，有时候要换位思考。明天主要是你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