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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担心你多切，”我说，“就担心切不干净。”
他笑了，叫我放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脸。大约是我对石木兰大夫执着的信任让他有些感动，这位铁面医生的口气越发温和起来。他告诉我，可以放我一天假，“回家好好过个周末”。
回到病房倒在床上，我让自己从这一连串的医生会面中摆脱出来，重新检讨自己在整个的选择过程中是否犯了错误。还好，没有发现什么疏漏。
于是我打道回府，在心里暗自庆幸：不管下周一会发生什么，我至少暂时摆脱了医院里紧张压抑的气氛。
假如这是我的“最后一天”
天边的彩霞由橘红而橙黄，转瞬又变成浓郁的蓝灰。暮色苍茫，万物悠悠。这漫长的夏日终于落下帷幕。我回到家里，由于猎取到大自然的精彩瞬间，内心充满阳光，耳边一个声音忽然响起：“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我躺在手术台上，仰面朝天，正对着一盏硕大的无影灯。在眼角的余光里，麻醉师杨萍出现了。紧接着，一个罩子从脑袋的右上方伸过来，停在脸前。罩子形状如碗，由一根管子连接着我看不见的地方。
我心里一紧：这是麻醉剂！只要往我口鼻上一扣，我便立时人事不省。等到再醒过来时，也许只不过经历一场虚惊；当然更可能是石木兰大夫的预料成真，我的左肺已经不知去向，胸腔里面空空荡荡如同一间闲置房；或者还有第三种可能，眼下就是我今生今世的最后一刻——我永远醒不过来了。
这么一想，耳边隐约响起“这是最后的时刻”的歌声，不由得问杨大夫：“什么时候我能醒过来啊？”
她笑了：“你想什么时候醒，我就让你什么时候醒。”
我也笑了，本想让自己看上去大无畏一点，不料问出一个最傻的问题。
也许是感觉到我的紧张，杨大夫停下手里的工作，对我说：“石木兰就是在这里做的手术，也是我们这帮子人。”
她的口气似乎很是以此为荣，还证实了这医院里的一个传闻：几年前石木兰大夫通过胶片影像断定自己患了肺癌之后，当即为自己挑选一位医生做了手术。那人正是刘向阳。
最妙的是，我现在正躺在同一间手术室里。
我点点头，心里感激杨大夫用这种方式舒缓我的情绪。一不留神，罩子已经落在脸上，覆盖了嘴巴和鼻子。我使劲睁了一下眼睛，想要再看一眼这个世界。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刘向阳。他穿着墨绿色的手术服，一个硕大的口罩遮盖着整张脸，露在外面的一对眼睛看着我，无话，可我似乎感觉到有一种力量源源而来，注入我的身体。
我昏睡过去。失去知觉前脑子里的最后一个画面，竟又是那个金光四射充满灵性的瞬间。
……
手术前的那个周末，我从刘向阳大夫那里获准一天假期回家，不免喜出望外。
我很希望抛开所有的紧张、焦虑和恐惧，从容不迫地走上手术台，就如同电影里英雄豪杰的慷慨就义。可是在手术单上签名时，那位年轻医生描述的可能发生的种种可怕后果，在我脑子里留下一幅幅恐怖画面。突然，我仿佛又有了死到临头的感觉。既然医生说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么这也许真的就是我今生的最后一天！
该如何度过这“最后一天”呢？
我当即想起有一次朋友聚会，席间一人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明天就把你拉出去毙了，那你今天最想做什么？当时这不过是个佐餐的玩笑，只为了调动众人情绪，所以大家只是哈哈一笑了事。
没想到，现在竟真的轮到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最想做什么？
“扛上相机！”我对自己说，“去拍片子！”
我差不多整个下午都待在都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这是6月的第一天。老天有眼，天气真是不错。夕阳徐徐落下，给整个城市洒下一片金色的光辉。只有最干净通透的大气层，才能把阳光渲染成这种色调。
柳枝已经浓绿，马尾松也抽出翠绿色的长丝，一场夏雨洗去了春天的风尘，空气里飘散着野草的味道。我让自己的双脚自由自在地朝前迈去，只管欣赏湖畔风光。水面苍茫柔顺，有如一块硕大的翡翠，从脚下伸展出去，铺向天边。一群野鸭掠过树梢，翅膀拍打着金色的阳光，发出呼呼声响，引导我在一丛丛的芦苇中穿过。
这比医院的病房更幽静，更有趣，也比盘算手术的成败更愉快。
傍晚我坐在湖畔，享受着“最后一天”的慵懒和疲倦，同时把相机架好，打开镜头，对着湖心岛上郁郁葱葱的芦苇荡。那是野鸭、鹭鸶和天鹅的栖息地。每逢夕阳西下，它们就会出来嬉戏觅食。这是野禽世界中最为灵动的瞬间，也是湖面上最灿烂的时刻。
在落日的最后一缕光辉中，湖心岛忽然动起来。鸣声大作，野鸟纷纷飞出，像是田径场上发令枪响，热血男儿奔腾向前。动物世界的狩猎时刻开始了。
接着，我看到了一个大家庭，由一只母鸭和至少15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鸭组成。母鸭率先扑入水中，她显然是想跨越整个湖面，把她的孩子们带到对岸的荷塘深处。那里食物充足，又很安全。
孩子们争先恐后，紧随其后，渐渐组成“一”字纵队。母与子相依相随，缓慢而坚决地移动着它们的亲情和渴望，在这片如画的水面上组成一道风景。由近而远，我的视野全部由不同层次的绿色统率着，干净而不单调，宁静而又跳跃着生机。野鸭的队列与荷叶的背景交相辉映，是线条与色块的组合。线条构成的轮廓为高调的亮光，色块为低调的暗影。明暗分布恰到好处，时空浑然天成，恰如大自然的淡笔浓墨，挥洒出一幅以生灵为主题的田园画卷。我不禁惊呆了，由衷感谢上帝赐予我这幅充满圣灵的图画。
天边的彩霞由橘红而橙黄，转瞬又变成浓郁的蓝灰。暮色苍茫，万物悠悠。这漫长的夏日终于落下帷幕。
我回到家里，由于猎取到大自然的精彩瞬间，内心充满阳光，耳边一个声音忽然响起：“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圣经·路加福音》）
即使这真的就是今生最后一日，我也已经感到心满意足！
我怀着这种满足和感恩之情回到医院。护士小姐尾随而来，先是令我不得吃晚饭，然后又给我一瓶“开塞露”，叫我清晨起床后自己塞进肛门，排空大小便，因为人在麻醉状态中将会出现大小便失禁。最后，她安慰我不必紧张，夜里如果睡不着觉可去护士办公室领取安眠药一片。我想到有可能把人家的手术台弄得一片狼藉，不免有点紧张，就说：“安眠药不必了，‘开塞露’倒是必需的。”
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最后决定什么也不想了。不过还有一事，委实放心不下，不得不做，于是拿出手机给儿子发出短信一则：
“我相信明天手术会成功。但万一发生意外，你一定要照顾好妈妈！你和王恬搬回家住一段时间。有你们在她身边，她会好过些。——爸”
今生今世真的可以无牵无挂了！
我在心里默默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模样，不知不觉竟又编出一首打油
诗来：
他乡寻故友
迷途拜大师
梦里携天使
世外遇相知
了犹未了日
不了也了之
念着念着睡了过去，醒来天已大亮——果然不需安眠药。
打起精神，滴水不进，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护士昨晚的命令，然后仰面躺到手术推车上。护士准时来到，一袭淡蓝色的工作服，一望而知来自手术室。
我被推出去，穿过长长的走廊，家人全被挡在身后。视线中除了护士毫无表情的脸之外，别无他物。
忽然间，载着我的推车停下来，眼前豁然开朗，原来已经进入一个长条形状的大厅。我微微抬头，左右一看，不禁一乐。我看到手术推车正依次开进来，靠墙一字排列，应该有十几辆吧。每辆车上都有一人横卧，身上盖着一样的墨绿色被单，十几个脑袋一起伸在外面左右张望。看来这些人都面临着和我同样的命运。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有一次采访屠宰场时，看到的那一排排待宰的猪。
经过一番等待之后，推车再次起程。我猜测这是到达手术台的最后一段旅程。心底一片宁静安详，口中再次吟出那几句打油诗。
……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自己的病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手术室，那些身穿手术服的医生护士也都踪影全无。视线里面模模糊糊的一片人影，像是亲人和朋友，又像陌生人。我试图动一动胳膊，可是麻醉药的作用仍然强大。
我周身麻木，动弹不得，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意识能够进入。这种感觉好像曾经在睡梦中出现过。
我又睡过去。
阳光从窗户那边照过来，有点晃眼，让我再次醒过来。接着我看到了晓东。她的脸离我很近，几乎贴到了我的脸上。我隐约觉得自己又回到人间了。是的。我又看到她了。我使劲动了动嘴。我后来始终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下面的话是她在我完全清醒之后告诉我的：
我问：“那是什么？”
她俯身在我耳边：“是恶性的。已经全切除了。”
癌症病房
比照自己30年前那次住院经验，我想来想去，觉得除了打针输液，其他那些本该是护士做的工作，几乎全由我的家人和这位护工做了。所以，尽管我已支付医院若干“特级护理费”，还是心甘情愿每天另付一笔钱给她。可惜这钱必须交给居中推介的“服务公司”，至于这位可敬可叹的护工能够从中得到多少，我不得而知。
手术留存“左肺上叶等五个标本”的检验结果——正规说法叫“病理诊断报告”，很快送到我们手里。它确凿无疑地证实了石木兰大夫的诊断：
腺癌。
肿瘤侵及脏层胸膜。
我很庆幸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立即手术，同时庆幸手术过程没有出现意外。然而，尽管我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自以为足够乐观豁达，可手术带来的痛苦还是大大超出我的想象。
临床那位病人的景象，现在在我身上如出一辙地重现。我周身上下插满胶皮管子，连连扯扯，头顶上的血压仪嗡嗡作响，供氧器咝咝吐泡，呼吸机的荧光屏上跳跃着绿色的荧光，使这间已经充满紧张气氛的病房更加紧张。
麻醉剂的作用迅速消失，痛苦每一分钟都在加剧，还伴随着高烧带来的昏沉。强烈的创痛并不是发生在沿肋骨切开的那条30厘米长的刀口，而是在胸腔里面，以至于撕扯全身的神经。
最要命的是，我必须按医生的要求不间断地大声咳嗽，让气流冲进胸腔深处，再爆发出来。医生告诉我，这是每一个完成胸科手术的病人必经的步骤。人体原本拥有五个肺叶，左二右三。肺叶本来是个充满气泡的膨胀体，在经过这样一次手术后，我的左肺已被切除一叶，另一叶的空气也全被挤压出来，扁平如纸。所以只有拼命咳嗽，强令气流进出，将保留下来的肺叶充气膨胀，填补空洞的胸腔，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补偿已经失去的呼吸功能。咳嗽本来不是难事，但现在，由于胸腔内部那些新鲜未愈的创伤，这轻而易举的过程变成反复施加的酷刑。我可以听到呼吸里带着沉重的挤压声，每次吸气都要使足全身力气，而每一次咳嗽都好像有无数尖刀从里到外割开我的胸膛，又好像有一块灼热的顽石在五脏六腑肆意碾压。我想今后我再也不会随便使用“撕心裂肺”这个词了——要不是经历了眼前这一切，我怎么也不会懂得什么叫作“撕心裂肺”。
我已经连续48小时不能入睡。楼里楼外的所有声音，都在我的听觉中被无限放大，汇集成搅扰人的噪声。走廊里的消毒水味顺着门缝钻进来，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到了第三天夜里，疼痛终于击垮了我的意志。我不得不要求医生给我注射一支吗啡。一针下去，果然疼痛大缓，浑身舒适，居然能够小睡一会儿。醒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担心“吸毒成瘾”，所以再也不敢索要吗啡，宁可睁着眼睛，忍着剧痛，挨过漫漫长夜。
晓东昼夜守候在我身边，悉心伺候。儿子也是寸步不离，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耐心和体贴。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实在是脆弱不堪，幸好有他们在！否则我恐怕真的熬不过去了。
这里是京城规模最大的肿瘤专科医院，医疗技术和设备都令我放心，尽管十分陌生，却非常容易适应。可惜与陌生人之间的相处就不是那么容易。医生和病人彼此彬彬有礼，按部就班，护士们也能做到招之即来，有求必应，但总像隔着一层纸，永远不能形成默契和共鸣，也不带任何情感。
其实情感这东西不仅难以言传，就连意会也很不容易。每天的查房时间，医生都会鱼贯而入，依次站在你的病床前，嘘寒问暖。可是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在完成既定程式，就像数学家在解开一道数学难题，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精准无误而又冷漠无情。没有人会琢磨你的心情好坏。他们关注的只是你的呼吸和脉搏。
医院通常要为这种手术的病人安排“特级护理”，我也不能例外。这在医院的护理级别中算是最高等级。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所谓“特级护理”并不意味着无微不至。护士们个个年轻漂亮，衣着光鲜。无论高矮胖瘦，脸上表情都是一样的庄重，声音也是一样的干燥平稳，回答你的问题时不会停下脚步，头也不会抬。她们通常坐在叫作“护士站”的高高柜台后面，或者是在病人看不到的其他什么地方，和病人的联系纽带，是一个对讲机和高音喇叭。喇叭悬在我的脑袋上面，所以，我总是在昏睡中被里面突然爆出的女高音惊醒——不是呼叫病人去护士站“取药”，就是催促病人家属去“缴费”。
在接受了连续几天的“特级护理”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护士都不会笑。值班护士每日例行的工作就是两次测量体温，另有若干次扎针输液。不过，她们永远不会在病床边坐下来。当她们出现在我眼前时，总是匆匆忙忙，同时还会伴随一声高叫。要么是一声“量体温”，伸手递过
一支体温计，转身便走，剩下的事情就全是我自己的了。要么是一声“输液”，然后抬起一根纤纤玉指，在我苍白松弛的皮肤上摸索一番，于是便有一阵针刺的疼痛从我的手背上传导过来。接下来，我就只能自己盯着吊瓶里的药水滴滴答答，随时准备冲着对讲机呼唤一声“药没了”。护士倒是招之即来，也不废话，唰的一下拔出针头，飘然而去。
我对护士的职责完全不懂，只不过在30年前曾有一次住院经历。记忆中的护士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医院设施相当陈旧，墙壁斑驳，地下裸着水泥，没有落地窗，也没有电视机。病房很大，里面放着八张病床，却没有卫生间。护士们没有那么玲珑娇俏，可是个个亲切可人，说话细声软语，笑容总在脸上，从早到晚围着病人转，送药送饭，嘘寒问暖，教轻病人做康复锻炼，又为重病人洗脸擦身、接屎接尿。我还记得临床一位病人便秘，好几天不能正常大便，那个小护士急得下手去抠……
现在，这种种画面不知怎么竟又全回到眼前。30年来世道变化不小，我曾写过一本书描述这种种变化，所以对于变化早有刻骨体会，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世道变来变去，怎么把个护士变得不会笑了呢！
其实会不会笑并不重要。护士不论多么和蔼可亲，毕竟不是亲人，不能奢望太多。想来医院也知道自己的护士不能满足护理需求，所以弄了个服务公司，为病人提供临床护理的专门服务，那叫作“护工”，说是代替家属照顾病人的。
我们请来的这位“护工”，是个来自安徽乡下的中年妇女。短发圆脸，身强体壮，殷勤周到，又能吃苦耐劳，笑脸迎接年轻护士们居高临下的眼光和呵斥。她每天工作24小时，白天守着我的病床，寸步不离，夜里就在床脚下铺块纸板，和衣而卧。我这里一翻身一咳嗽，她便立刻跳起来，问我有何需要。最难得的是她虽无大学文凭，也没读过护校，却懂得护士的全套功夫。取药、喂饭、翻身、擦澡、接屎尿、吸氧气、读体温、观察血压高低和脉搏快慢，教给我怎样呼吸、怎样咳痰、怎样恢复胸肺活力、怎样在床上舒展四肢，还能精确地预测什么时候我的疼痛可以缓解，什么时候可以下床走动。等到我如期下床后，又能指导我做一些简单的康复锻炼。
比照自己30年前那次住院经验，我想来想去，觉得除了打针输液，其他那些本来是护士做的工作，几乎全由我的家人和这位护工做了。所以，尽管我已支付给医院若干“特级护理费”，还是心甘情愿每天另付一笔钱给她。可惜这钱必须交给居中推介的“服务公司”，至于这位可敬可叹的护工能够从中得到多少，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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