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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空”。无论有多少个纸团，里面写上什么字，他都能凌空抓出写着“生”字的纸团来。他的手快极了，就在你眼皮底下，能把任何大小合适的东西变没，或变到一丈远处的帽子底下。在宿舍，没有人敢跟他玩儿牌——玩儿过几次，简直没法玩儿，别人手里的牌都是他的，桌面上已经出了的也是他的，只要他想要，什么都是他的。
所有人都知道，刘五洲名曰打工，实际上是出来练就一身绝艺，好回去应对人生最大的一场决战。所有人也都知道，以他的身手，已经没有失手的可能性了。别说抓阄，这时候就是给他一把左轮让他玩俄罗斯轮盘，恐怕都要第六轮才能杀死他了。
“后来呢？”我剥着毛豆，小胖子喝着啤酒。
“后来，他回家了。我是没赶上，是再后来家里人给我讲的，”小胖子喝了一大口酒，对着月亮长出了一口气，“他输了。”
抓阄那天，刘家大门没关，可能是故意开着的。敞开的大门内，像一个固定的长镜头，两人冲着一个褐色的瓦罐，对坐无言。门外的人们小声议论着：“刘五洲会输吗？”“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只要刘四海先抓，就有一半的可能赢！”“胡扯，刘五洲能隔着罐子换纸条，说不定两个都是死。”“那要是让他先抓呢？”“那就是两个生呗，傻×。”“别吵，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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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五洲开口道：
“哥，谁先来？”
刘四海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你先来吧，”他说，声音轻得像是哪里接触不良了，“看看你练得怎么样。”
刘五洲面无表情，把手张开，手心向下盖在罐子口上，虚一握拳。
接着，他摊开手掌，纸团已经在手心里了。门外响起一片极复杂的嘈杂的人声。
刘四海长叹一声：“好，好，好。”他一抬手，把罐子扫到地上，“啪”地摔成千百片：“你，厉害。”
说完，他扶着桌子，颤巍巍地站起来，对着大门抬了抬手，转身向堂屋走去，好像一下子老了七十岁。
刘五洲叫住了他。“哥，”他喊道，“我输了。”
刘四海背着手，站在堂屋的门槛上，慢慢回过头。正午的阳光下，刘五洲坐在院子中心的石凳上，手举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一个大字——“死”。
小胖子讲到此处，摇头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大口酒，说：“后来，还没等到卖房子，刘五洲就死了。他那个病来得真快，在井边提水，摇着摇着，往后一倒，就没了。”
我活了几十年（并不老，作者注），还没有经历过这么年轻的死亡。虽然不是什么熟人，也不是在我面前死去，但还是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冲击得我连毛豆都不会剥了。我把毛豆往前一推，双手扶膝，摇头喟叹。一边摇头，脑海中一边渐渐现出一个巨大的“死”字，清晰无比。慢慢摇了一会儿头，接受了这个事实以后，脑袋逐渐清醒起来。这并非什么天崩地裂的大事，只是一个不太熟的年轻人病死了。而且在这顿饭之前，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死了。只要抱着听八卦的心态去听这件事，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古有伏羲氏造八卦，今有扶膝氏听八卦——我正在这样开导自己，小胖子又感慨起来：“想不到他练了这么久，在店里、在宿舍里，包括在您面前卖弄那么多回，没有一次失手，就这一次败了。”他边喝边叹，“这就是命吧！”
听完这句话，我就“什么是命”以及“这是不是命”这两个问题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我夹起一筷子豆腐丝嚼了起来。
“小子，你觉得刘五洲是失手了吗？”我边嚼边问。
“是啊，虽然我不会变，但是我也知道，这东西全凭手快。一快起来，难免有个错漏嘛。”小胖子说。
“你啊，”我用筷子指指他，“白活。”
说完，我留下五十块钱，背着手走了。一边走，一边唱《人说山西好风光》，感觉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老得步履蹒跚，老得心里激不起一丝波澜，老得足以让刘五洲那么大的孩子给我起一个“扶膝氏”之类的外号，或是叫我一声“叔”，我也不生气。
被替代的雷震子
有一天，雷震子愁眉苦脸地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揣着袖，低声自言自语。我在那花园里埋了只猫，经常去看看，就是这样认识了雷震子。当时的场面是这样的：我从他面前走过时，他突然大喝一声：“怎么办啊？！”把我吓了一跳。一般来说，我遇见神经病时的反应都是迅速逃走，因为我妈告诉过我，疯子分为文疯子和武疯子。武疯子不但孔武有力，而且思维混乱、判断失常，无法对局面做出正确判断，一旦动起手来，会各种下作招数无所不用，有时还会掏出刀来，纵然我有些家传防身手法也不顶用。
我家这片临近火车站，来自全国各地的武疯子非常之多，品类齐全，是我从小就见惯了的。我低头一看雷震子的样子就知道他是文疯子，而且我知道他是谁，所以我没跑。后来事实证明，我判断错了。这种时候判断错误十分危险，如果他是个武疯子，我想势必要跟他缠斗起来，那将没有我的好果子吃。因为他不但各种下作招数无所不用，且打了我白打。所幸我的误判是另一个方向上的：他根本不是疯子，只是头发太乱了而已。
雷震子在后厨工作，他的工作间有一处排风管漏了，每天呼呼地冲他吹油烟。所以每到下班，他的发型便十分销魂，再加上他生得人高马大，鹰鼻鹞眼，活像雷震子，以此得名，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他的工作是一项干净而伟大的工作，而他之前发愁的就是这项干净而伟大的工作就要消失了，所以他也即将失业了。关于干净而伟大的工作，是我小时候爷爷给我讲的。他说有一个人去求职，问他要什么工作，他跷起腿来道：“我要找一份干净而伟大的工作！”最后他得到了一份给大象洗澡的工作。我长大以后想：这个小时候没听明白的故事大概包含了一个误会，即“伟大”之原文“great”也可理解为“巨大”。我觉得小时候受了蒙蔽，为此一直在苦寻干净而“伟大”的工作，终于在雷震子这里找到了。
他的工作就是刷碗。
餐厅尽头，一拉溜通透的大玻璃窗里，擀面、切菜、煎炒烹炸尽收眼底。往左看，通往后厨出入口处有个小隔间，窗玻璃的上半部分已经变成琥珀色，因为里面的排风管漏了，雷震子就在里面刷碗。玻璃上人手能够得着的高度，他都擦得光可鉴人，但他不是专业擦玻璃的，每天没有时间登高擦窗户。早晚擦一遍油烟之后，他就不停地刷碗。雷震子刷碗是一个景观，不少客人进来都要最靠近他那隔间的桌子吃饭，包括我在内。所以在小花园里他一抬头我就认出来了。
一般的洗碗工，全部戴橡胶的劳保手套，但雷震子不戴。“戴手套能刷干净吗？碗上粘个小米儿都摸不出来！”雷震子这样解释道。而他也从不在手上抹油或什么护肤品，生怕粘在碗上把客人吃坏了。服务员用整理箱端进来一箱客人吃剩的盘子碗筷子勺，他先依次取出，取法如下：由大至小，先筷子后勺。所以不管箱子里多乱，他的水槽里总是整整齐齐。然后他片刻不停地开始洗。他在水槽里放一半的水，洒上洗洁精浸泡，然后从最上面拿起一个碗来，先用活水冲，用手指洗去表面污物；而后用布蘸着洗洁精擦洗，右手拿布，左手极快、极潇洒地、有节律地旋转着碗。准确地转两周之后，再用活水冲去泡沫，冲时又是一次华丽的旋转，其手指非常灵活，好似那碗自己在两手间活物般地跳动。最后是洗背面的碗底。雷震子说：“洗碗若不洗碗底等于没洗，因为最后你总要把碗摞在一起的。”这家用的碗有个“乾隆御制”的底款，非常可笑，雷震子来了没多久就发现这个底款很容易掉色。于是他用铁丝擦子把几百个碗的底款都擦掉了。“能擦掉就别让客人吃了，尽管是在碗底下的。”他说。
洗完之后的碗，分组倒扣在干净的白毛巾上，侧面用立起来的整理箱盖子挡着油烟。每一摞碗的下面都横扣着一根筷子，据说这样能加速残水往一边流。“要是给客人盛面的碗里有刷碗水可怎么办？”雷震子说。经他洗过的碗，白得发蓝，散发着令人放心的热气。最后还要进一次消毒柜。要依着雷震子，都多余用消毒柜。他排斥一切机器的东西。“用开水浇一趟不就行了吗？咱们开馆子的还缺开水吗？”但这是店里的规定工序。今年入冬，消毒柜出了故障，时灵时不灵，店主说换一个，要换就换消毒洗碗一体的。
这就是雷震子发愁的事。他要被机器代替了。“我觉得这都扯淡，”他说，“机器能代替人吗？机器刷的碗能放心吗？机器会刷碗底吗？机器能把缺口的碗筛出来吗？机器能擦掉筷子头上的鸡蛋清吗？”雷震子有很多委屈，诸如此类。我听了也无法可想，只能安慰他说：“这家不用你，你就换一家呗，怕什么？”他摇摇头，说：“现在不好找活干了。”几天前我路过牛街，特地看了一眼，确实如他所说。拓宽的马路两侧停的全是观光巴士，一队一队戴着各色小帽的游客在小红旗、小蓝旗的带领下杀入各个馆子，生意火得不行。我说，老雷啊，你活是好，心也好，但是架不住人多啊，你工太细，供不上啊。雷震子沮丧地摇摇头道：“我不姓雷，我姓陆。”过了几天，那个饭馆里就看不见雷震子刷碗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胖丫头，在那里笨拙地操作着洗碗机，经常一边抱着碗走路一边咳嗽。
我去那家店的原因之一就是雷震子刷过的碗用着放心。我根本不用琢磨往嘴里送汤、跟我唇舌相交的这个破破烂烂的塑料勺是什么人用过的，因为从雷震子手里出来的家伙就跟新的一样。我也不用担心端上来的面里掺着三钱儿刷锅水。我更不用担心破碗碴儿拉我的嘴，因为雷震子都把它挑出去了。据说他劝老板换了的碗如果没换，他就用勺子把那个缺口敲大一点儿，逼着老板换。说不定这一下逼着老板把他给换了，也未可知。反正我不再去了。
关于机器能否替代人，我是这么想的：机器在效率上替代人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品质上就不好说了。这包括机器的品质和操作者的品质，还有很多道德和逻辑层面的问题。去年Google的无人驾驶车出来了，我看以现在科技发展的速度，没几年满街跑无人驾驶车就再也不是科幻片了。我想如果这个机器能普及，应该先替换危险的大货车司机。但是以现在人们的这套逻辑，估计司机取消了，要在副驾驶上换一个监督无人驾驶的人，生死跟这辆车在一起，这事儿他们真干得出来。
前几天去超市买东西，看见有个“自动清扫机器人”正在促销，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我在家看着机器人忙完一遍。因为如果我不盯着它，它说不定会撞碎我的鱼缸，或是卡在沙发下面愚蠢地哀号着出不来。然后我拿起笤帚把它没扫到的地方再扫一遍。想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被机器替代的雷震子。雷震子姓陆，刷碗不戴手套。我看过他的手，皮肤虽糙，但指甲又圆又鼓，总是修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绝不藏污纳垢。他的中指指甲上有个血痕，据说是刷锅时被米粒插进指甲里留下的。不知道此人换了新工作没有，如果换了，新馆子的排风管道估计没有破，不会再把他的发型吹成雷震子了。
大江大海一箱啤酒
在我认识的喝酒的人当中，卢大江、卢大海兄弟二人是最能喝的。人们形容能喝之人时常说：喝酒跟喝水一样！卢家兄弟则不然，他们固然喝得既多且快，但绝不像是喝水，而是实实在在地喝酒。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享受喝酒的过程，每一口每一杯都挤眉弄眼地做出纷繁复杂的极惬意的表情，让你惊诧人类的脸上竟有这么多种表达惬意的表情。他们是真爱喝。
卢大江跟卢大海都是我的街坊，都结了婚，又都离了婚。我从小就认识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刚好介于我和我父亲之间，称呼起来非常尴尬：叫叔叔太老了，叫哥哥又不对，因为他们都管我爸叫大哥。所以我一直叫他们“嘿”。有时为了区分，我再加个“嗨”来叫卢大海。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两兄弟到底是干什么的，总之游手好闲不干正事。自从他们惹了祸，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们了，倒是常看见他们的父亲，一位在辈分上更加难以称呼的老爷子，我称之为“吃了么您”。有几次见面，在喊罢“吃了么您”之后，我都几乎忍不住想问问卢大江跟卢大海哥儿俩原来到底从事什么营生，但一想到这两个不省心的货已经够让老爷子糟心的了，便不忍心问了。
说到他们惹的祸，就像其他一切三街六巷的传闻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版本。流传最广的版本是：一个夏天的晚上，他们在大排档喝酒，喝多了。这时来了个要饭的老太太，两人也不知怎么跟这老太太起了冲突。老太太的儿子跟儿媳妇就来了。结果儿子挨了一酒瓶，儿媳妇吃了一拳，两人都是脑震荡。对于这个版本，我们这一片儿的居民大抵是嗤之以鼻的，因为漏洞太多了。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传闻有多么不靠谱：
1．卢家哥们儿从不会喝多；
2．卢家哥们儿不打女人；
3．卢家哥们儿如果只是打出两个脑震荡，就不会进去这么久了。
我从小是乖孩子，既不喝酒，也不打架，所以没有跟卢家兄弟混在一起。不过那个时候街坊关系还是不错的：夏天里，刚从农村拆迁过来的居民们不习惯关起房门自个儿消夏，往往在小区里借着棵小树拉起一架毡棚子，摆上桌椅；各家端出冷荤热素，有钱的人家再拿出台电视机显摆显摆，这样便能过一夏天。暑假里，我们在席棚内外蹿蹦跳跃，看大人们喝酒，学习吹牛×技巧，不亦乐乎。其时卢大江还是个半大小子，喜欢下棋，总缠着我父亲在席棚里摆一局。因此我跟他们哥儿俩还算挺熟的。多年以后，我父亲人前背后谈到卢家哥儿们，总是这么两句评语：“臭棋篓子！不过酒量还行。”其间必定要停顿一下，撇一撇嘴。
卢大江是个凶神，卢大海是个恶煞，两人无论在哪里都能制造暴力事件。倘若只是卢大海闹事，那就只是暴力事件，因为他只会用暴力；但假使卢大江也掺合在一起，那必定是流血事件，因为卢大江不光凶恶狠毒，兼且长有功能完善的大脑，这跟卢大海完全不同，这使他成为我们这一片第一危险人物。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所见的大小暴力事件不计其数，但发生在我身上的只有寥寥数起。我们小区的孩子基本都挨过外头混混的打，像我这么弱不禁风的竟能幸免于难，多半与卢大海有关。他哥哥卢大江是个胖子，他则从年轻时便生就一副扇子面儿的好身材，胳膊腿上全是骇人的肌肉。我母亲总跟我说他不是好人，因为他从小就抽烟喝酒跳霹雳。我觉得跳霹雳这条判断标准实在是太牵强了，但又似乎没有必要因此顶撞母亲，便也跟着认为他不是好人。
后来有一次，卢大海在危难中突然出现帮了我的忙，让我对“好人”这个词彻底糊涂了。当时不知死活的我跑去学校附近的游戏厅玩。说是玩，其实没钱，就是过眼瘾。像我一样的孩子很多，分散在各个机台两侧，手扶机器，微启双唇，二目圆睁，脸上映着屏幕上不停变换颜色的光，那副蠢样子现在想来真是催人泪下。但当时还有比我们更蠢的——有些年纪大点的孩子玩游戏机没了钱，就跟着我们出门，到了没人的地方劫住我们要钱。这不是白痴吗！我要是有钱，会留到走出游戏厅的那一刻吗？我被拦住的那次，是在回家路上的小花园里。两个人高马大的孩子半蹲在凉亭的石凳上，那姿势看上去难受极了，估计他们觉得那样比较帅。其中一个开口问我“有钱吗”，另一个掏出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在手里转来转去。我又害怕又想笑，结果可能露出了不太友善的表情，那个拿刀的突然龇牙咧嘴地冲上来揪住我的领子，把我拎起来撞到凉亭的假冒伪劣汉白玉柱子上，撞得我眼冒金星。我看他举着我挺吃力的，刚想让他放下，他就像会读心术一样乖乖放下了，还往后退了几步。另一个孩子也从石凳上跳下来，老老实实站好。
然后我看见卢大海双手插兜走进凉亭来了，路灯给他投下了一个威武至极的影子。他走到近前，用坚如钢铁的食指在那孩子脑门上戳了几下，用一种特有的很难模仿的口气说话。“我们楼的孩子，”他说，“你们这些×崽子给我离远点。”那种口气是这样的：上下门牙在说话时尽量不分开，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在牙齿间摩擦震动成浑身是刺的样子才蹦出来，听上去冷极了。那一刻我觉得卢大海是好人。
接着他又说：“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