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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老人,还是林科所的所长,他竟然会擀面条!这顿午饭是他自己做的,他不让她插手,自己亲自下厨房和的面,擀的面条。当刘汉香要去帮他的时候,老人说:“和面、擀面、切面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你不要剥夺我的幸福好不好?”
听他这么一说,刘汉香不由得笑了。
老人的刀功很好,面切得很细。没用多少时间,两碗热腾腾的鸡蛋面就端上来了,上边漂着一层油浸的葱花。也许是饿了,刘汉香吃得很香。吃饭的时候,老人告诉她说:“孩子,我看你是个善良的人。一个人善良不善良,从眼睛里是可以看出来的。可你心里有伤。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就留下吧,在这儿多住几天。况且,你跟我这个老头挺投缘的。咱们也可以说说话。”接着,老人又说:“话是有毒的。有时候,声音就是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它会伤人。特别藏在心底里的话,熟人是不能说的。你给熟人说了,会惹很多麻烦;所以,只能给生人说。其实,所谓的陌生,只是一种距离,就像是一棵树与另一棵树,双方不在一个空间里存活,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就不会受到伤害。”
不知为什么,刘汉香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头。这老头说话怪怪的,可他睿智、旷达。也许是长年跟植物打交道的原因,他的话语里含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飘逸!同时,她也看出来了,家里就他一个人,挺孤的。
在林科所的这些日子里,黑夜是长了眼睛的。那些黑夜是由话语组成的,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话语成了夜的眼,一颗心看着另一颗心,一脉一脉地流动着,显得平和,达观,湿润。当往事进入回忆的时候,它又像是一把被生活磨秃了的刀子,已没有了伤人的杀气,是钝出来的宽厚。不知怎的,这心一下子就松下来了。话是开心的锁,两个陌生人围坐在炭火前,开始了心与心的靠近。刘汉香自然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老人,就像是一个孩子面对陌生而又睿智的父亲;老人呢,更是敞开心扉,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全都一股脑儿地端出来了……
老人说:“平心而论,早年,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说起来,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解放后才上的大学,那时候大学生还很少,物以稀为贵,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吧。我是学林业的,一九五七年大学毕业。一个学林业的,本是种树的料,可我毕业之后并没有去种树,你猜我干什么?砍树,一毕业就去砍树。我一九五七年毕业,一九五八年刚好赶上‘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候的口号是‘千军万马齐上阵,一天等于二十年,赶英超美!’于是我就跟着去砍树了。我整整地砍了一年的树,那时候人就像蚂蚁一样黑压压地扑进林子里,砍光了一个山头!由于我表现好,还发明了一种叫做‘顺山倒砍树法’,一下子把自己‘砍’成了一个模范人物,入了党提了干,成了一个积极分子了。这些话,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说的。说它干什么?说出来挺丢人的。其实,说白了,人也是植物。每个地域都有它特殊的植物和草木,那是由气候和环境造成的。人的成长也是由气候来决定的。我所说的气候,是精神方面的,指的是时代的风尚。什么样的时代风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气候,什么样的精神气候,造就什么样的人物。开初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心一意报效国家的,可没想到,我成了一个砍树的人……你要说发疯,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只能说老老少少都疯了,为了炼钢,为了赶英超美,就我所在的那个地区,所有的树都砍光了,砍得一棵不剩,这能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吗?”
接着,老人说:“我这个人是办过一些坏事的。所谓的好事坏事,也是过后才看清的。当时并不那样想,当时认为是‘挽救’……就是砍树那年,我当过一阵子青年突击队长。记得是一天傍晚,收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队员集合在一起,开始点名。那时候是军事化管理,上工下工都要点名,结果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张秋雁,一个是王心平。秋雁是女的,王心平是男的,他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那时候我年轻气盛,也认为自己‘为人正直’,就下令全体队员去找……结果一找就找到了,两人正躲在一棵大树的后边抱着亲嘴呢。往下就不用说了,当晚就开了他们两人的批斗会,这个批斗会是我主持召开的,让他们两人站在会场的中央,整整批了他们大半夜……那晚批斗会的口号就是两个字:无耻。那时候,不光我一个人觉得他们无耻,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很无耻。大家把他们两人围在中间,那时候开斗争会叫做‘过箩’,就是一群人围着,你从这边把他推过来,我从那边把她搡过去……后来,天亮的时候,张秋雁就不见了,于是就再发动人去找,结果是她挂在了一棵树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棵歪脖树,她的眼瞪得很大,目光里一片惊恐……那个王心平,是个六百度的近视眼,后来补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下放到他老家去了。走的时候,他哭着说,我要早知道,就不亲那个嘴了,就那一口,这十六年学白上了,我是带‘帽儿’(右派帽子)归呀!现在想来,不就是谈个恋爱吗,值得这样?我要说的是,当一个民族都发烧的时候,泼上一盆两盆凉水是不起作用的。认识也是要有过程的。那是一个提倡斗争的年月,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参加斗争的,不是斗争者,就是被斗者,没有例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在这样的气候里,你要进步,只有斗争。你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好不容易才上了大学,吃的是助学金,我是一定要进步的,我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事事冲在前头,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气候里的活跃分子……”
老人说:“后来我一直都是积极分子。我是个不甘落后的人,事事都要抢在前边。所以,在那些年月里,有那么一段,我是很红的。我办的第二件坏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贴了一张大字报。那时候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字报的海洋,人人都贴大字报……不料,就是这张大字报惹出了事端。一个对我最赏识的老领导,在我贴了这张大字报之后,跳楼自杀了!当然,在那个时候,一个‘走资派’,死了也就死了,那时候叫做死有余辜,也没人说什么,可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病。其实,我那张大字报也没揭发什么,就写了一件小事,写他吃蒸馍剥皮……说实话,在我心里,也还有保护他的意思,因为别人写的问题比我写的严重得多,那时候写什么的都有,有写他是历史反革命的,有写他是国民党特务的,有写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多了。我也就写了他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有一次,我看他吃蒸馍剥皮,我真的非常吃惊。他是一个九级干部,资格很老,可他吃蒸馍剥皮,这也是事实。可就算是吃蒸馍剥皮,也罪不至死,是不是?可他就那么死了,当天晚上,他从被关的那栋楼房的窗户里跳了出去。那座楼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还是在他的主持下盖的,刚盖好,‘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楼一共七层,他从最高处跳下来,就摔在楼前的水泥地上……我想,这是饿人与包子的故事。在吃前八个包子的时候,他都不饱,到了第九个包子,他饱了。也许,是我让他伤心了。别人贴大字报,贴就贴了,无论说什么他都还能挺住,可我是他一手培养的,连我也贴了他的大字报,他就彻底绝望了。‘文革’后期,他家里的人到处告状,说是我把他逼死了,我也因为这件事被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一直不服。现在想来,我的确是有责任的。也许,就是我把他逼死的……”
当老人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而后,他用火钳子拨了拨土盆里的炭火,接着说:“这件事,我一直不清不楚地背着。后来,我离开了原来的岗位,就下放到这个林科所来了。那时候,我已不愿再跟人打交道了,于是,我选择了树。我本来就是学林业的,可二十五年之后,我才找到了树。就在我找到树之后,我又犯下了第三个错误。”
老人说:“来到林科所之后,离开了原有生活轨道,我就像是一条鱼被人甩在了干岸上,有很长时间不适应。生活是有惯性的,在斗争的环境里泡得久了,猛一下来到这么一个清静之地,当我重新面对树的时候,真的不太适应。这并不等于说我没想清楚,我还留恋什么官位,不是的。那时候我已想得很清楚了……可是,人就像火车一样,你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开,而后突然刹车,那巨大的惯性仍然会带着你往前冲,它不管你怎么想,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就是惯性。你已经看到院中的那些盆景了,那就是我犯下的又一个错误。那也是离开斗争之后,斗争的信号仍然在脑海里起作用的结果。不与人斗,就与树斗。要是说得更难听一点,不让你收拾人了,就收拾树。那时候,我利用当所长的便利条件,让人从山里挖了一些树根,搞了一院子盆景,当那些树长出枝条的时候,我就用铁丝把它们一道道地捆绑起来,压弯弄曲,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人为地搞成各种各样的造型……开初的时候,我还沾沾自喜,觉得这就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可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看着这满院的‘扭曲’,那折、那弯、那捆、那绑,全、全都是病态呀!那不是植物的正常生长状态,那是一个一个的痛苦哇!树就是这样长的吗?……”
老人说:“后来,当我检索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身上是有‘穷气’的,那个‘穷’字一直伴随着我。人一穷,志必短。那所谓的‘进步’,只是一种藏在内心深处的图谋罢了。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气候决定导向的。在你面前,我并不是想为自己辩护什么。我要说的是,我一直是一个跟着潮流走的人。从大时间的概念说,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也就是这些年,一个民族都醒了,我也醒了。不经过一些反复,人是很难认识自己的。况且,还有思维的惯性,那惯性也是很可怕的……当年,在‘文革’中,我和我的女人斗了很多年,斗得很辛苦,也很虔诚。那时候,就在家里,我们俩对着主席像辩论,你一派,我一派,两种观点进行辩论,而后是互相揭发,老天,揭着揭着就觉得自己不是个人了……那会儿,我们两个还互相比着背语录,你背一条,我背一条,背着背着,一激动就背错了,错了就对着主席像请罪,一次次地鞠躬、请罪。在那些日子里,她几乎天天让我请罪……互相之间已没有了爱,只有恨。而后,我们就分手了。从此,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现在想来,那所谓的‘家庭革命’是多么滑稽,又是多么的可怕!在那个年代里,人们都渴望纯粹,可纯粹的结果却走向了极端。真是不敢想啊!……”
老人说:“现在,时代的气候变了,人也会跟着变。我成了一个种树的人,我喜欢树,树就是我的亲人。那时候我们有那么多的理论,现在想来,吃饱饭,过上好日子,才是最好的理论。”接下去,老人竟用求告的语气说:“孩子,种树吧。树是人类的天然庇护。你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树,会是什么样子?树是氧之源,也是水之源,是人类呼吸的根基,是大地之上的唯一可以给人类带来好处,而无任何不利因素的植物……你要是想种树,就来找我,找我吧。”
刘汉香默默地望着老人,说:“树?”
老人肯定地说:“树。”
刘汉香像自言自语地说:“树能给人什么呢?”
不料,老梅一下就火了,说:“树能给人什么?我告诉你——一切!吃的、住的、用的,一切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说,树是生命之源!”这时候,老人的眼亮得就像是两盏灯!他喃喃地说:“孩子,你要是有耐心,就听我给你讲讲树吧。你想听吗?你愿不愿听?你不怕我唠叨吧?树……”
刘汉香被打动了,她郑重地点了点头。可是,紧接着,她说:“老伯,我有一个条件,你能答应吗?”
老梅说:“你说,你说。”
刘汉香说:“我想当你的学生,在这里跟你学一年,就学植物,学种树。可以吗?”
老梅望着她,说:“一年?”
刘汉香说:“一年。我可以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打扫卫生……这就算是我交的学费,成吗?”
老梅沉吟片刻,说:“还要加上一条。”
刘汉香望着老人,迟疑了一下,说:“你说吧,只要是我能做的!”
老梅说:“——听我唠叨。你还不能烦!”
刘汉香笑了,说:“成。”
老梅说:“那就一言为定?”
刘汉香说:“一言为定。”
一把笤帚的力量
冯家昌病了。
这么多年来,冯家昌从没请过一天假,也没敢害过一次病(农家子弟,正是“进步”的时候,害不起病啊),就是偶尔有个头疼脑热的,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可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他觉得他应该“病”一下。
这病也不完全是装的,他确实是有些心力交瘁!近段日子以来,他几乎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常常是瞪着两眼直到天明。是啊,漏洞总算堵上了,还会出什么问题呢?他分析来分析去,为了那个职位……心焦啊!
他知道老侯还在活动,老侯一直没有停止活动!
这一次,老侯把他的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他几乎天天晚上往一、二、三号首长家跑,不断地施展他那“打耳”的绝技。更为要紧的是,突然有一天,四号首长家来了一位小保姆,那小保姆是个四川姑娘,这姑娘长得很秀气,俩大眼忽灵灵的,很讨人喜欢,首长的夫人特别满意。不用说,这一定是老侯推荐的。还有消息说,那其实是老侯四川老家的一个表妹!据说,就在前天晚上,已退居二线的赵副政委去了五号首长的家,老头是拄着拐杖去的。在更早的一些年份里,五号首长曾是赵副政委的老部下。可以想象,老上级屈尊去看昔日的下属,那一定是游说什么去了。于是,就有风声传出来了,说政委说了,这么多年了,猴子也该动一动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冯家昌能不急吗?!
冯家昌也不是没有行动,只不过,他行动的方式跟老侯不同罢了。他是把事情分做三步走的。首先,他跟远在京城的老首长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这样的信,他原打算写三封,就是说先投石问路,继而是交“心”,接着再谈自己的问题,期望他能在最关紧的时刻打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早了不行,打晚了也不行……可是,就在他刚要写第三封信的时候,老首长突然患病住进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事情就没法再提了。冯家昌心里清楚,一个重要的砝码,就这么失去了。他心里不由得暗暗地埋怨说,老首长啊,你病得可真不是时候!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他采取的第二步行动,是主动凑上去给动员处帮忙。动员处的小马,马干事,人是很灵的,就是笔头子差了一点,他说他啥都不怕,就怕写材料。过去,每逢写“材料”的时候,小马总是让他帮忙看一下,提提意见什么的。可这一次,时逢年底,动员处要写总结的时候,他就凑上去了,很主动地去给小马帮忙。而且,还不辞劳苦地帮他跟各县的武装部打电话,统计数字……小马对此很感激,还专门要请他吃饭。可是,小马并不清楚,他这样做是另有用意的。趁着给小马帮忙的机会,他详细了解了动员处历年的工作情况。而后,他一连熬了几个晚上,呕心沥血,终于写出了一篇题为《动员工作的新思路》的文章。此文他一共打印了四份。一份直送军直系统的《内部通讯》,另外三份通过机要处的小郭送给了一、二、三号首长……为了不漏一点风声,他先是以李冬冬的名义,给打字员小黄送了一套进口的化妆品;接着,给机要员小郭塞了一条三五烟;而后,又托人给《内部通讯》的编辑老戴捎去了一幅名画。老戴这人不吸烟不喝酒,酷爱收藏字画(这幅名画是从李冬冬父亲那里要来的),条件是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近期刊登出来。在电话上,他对老戴说:“戴主任,那个那个那个,收到了吗?噢,那就好。真迹,绝对是真迹!……戴主任啊,托你那件事,十万火急!拜托了,拜托拜托……”待这篇文章登出之后,可以说墨汁未干,冯家昌就以航空邮件的方式,快速地寄给了李冬冬在大军区的一个叔叔,期望他能在最佳时机(既早不得,也不能太晚),以简报的形式批转下来——他知道,由上边批转下来的简报,首长们是都要看的!
冯家昌采取的第三步行动,就有些卑劣的成分了。他本来不想这样做,也曾经犹豫再三,可他实在是太想得到这个职位了!于是,他孤注一掷,背着李冬冬,硬着头皮去找了他的岳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