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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小蒸公社相类似的地区，在嘉兴专区估计有二十五万人，苏州专区估计有十万人，上海市郊区估计有二十万人，共计五十五万人。如果统购粮每人平均减少六十斤，总共只有三千三百万斤。仅仅在第一年减少这一点统购任务，就有可能使这个地区粮食的实际产量和农民的实际收入都有增加。更重要的是，这样安排可以逐渐增加土地肥力，经过两三年，使土质得到恢复和改善，为今后的粮食增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之三
小蒸地区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有自留地七百多亩，只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其中大田约五百亩，其余都是“十边地”（注「“十边地”指除农田以外的田边、场边、路边、沟边、塘边、圩边、岩边、屋边、坟边、篱边等可以种植的空隙地。——第185页。」）。人民公社化时把自留地统统归公。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注「一九五九年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河南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会议提出了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这里指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的收入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第185页。」）后，分了三百多亩大田作农民自留地，可是，春天分了，秋后又归公，自留地所产粮食也折价归公。本来社员还保留一些“十边地”，后来也陆续变为公共食堂的菜地了。
今年春天，在农业“六十条”（注「“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对于纠正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160、185、198页。」）下达后，又重新分给农民自留地七百二十六亩，平均每人不到八厘。其中，大田只有一百二十亩，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五，不到高级社时期的四分之一。社队干部的意见，现在这一点自留地，显然满足不了农民各方面的要求。农民的自留地不仅不应该比高级社时期少，还应该多一点。
在与社队干部讨论时，他们提出，让农民多种一点自留地有以下好处：
（一）可以补充口粮。现在口粮少，多数农民一天吃四餐粥，这是不能持久的。上海郊区的口粮标准已经高于其他地区，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再提高。多给农民一些自留地种粮食和瓜菜，是目前补充口粮的主要办法。
（二）便于养猪积肥。增产粮食，肥料很重要。增加肥料，主要靠多养猪，多种绿肥。现在养猪，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外地供应豆饼和麸皮，单靠自己的口粮加工所得的一点糠也不够，必须在自留地上种些杂粮作饲料。
（三）可以种些蔬菜，满足农民自己的需要。过去小蒸的蔬菜靠外地供应，现在供应很少。要吃蔬菜，必须在自留地上种。
（四）农民可以有些零用钱。现在农民用几个钱，都要向生产队借，“比做媳妇还困难”。有了自留地，农民可以种些东西出卖，也可以养鸡、养鸭，卖蛋换钱。农民手头灵活了，干部也省掉许多麻烦。
（五）可以恢复和发展竹园。因为自留地不够，有些农民砍了竹子种粮、种菜，竹园比解放前减少很多，这是十分不利的。现在木材供应困难，竹子的用途更多了，特别是制除草用的耥竿和翻土用的铁搭柄所用的竹子，每年需要补充，不能短少。从外地买回竹子也很不容易。应该分出一部分自留地恢复和扩大竹园，并在宅前宅后多种一点竹子。
社队干部一方面认为很有必要再多分一点自留地，另一方面对多分自留地仍有各种顾虑，主要是担心因集体耕地减少而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社员可能只关心自留地而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为什么呢？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位面积产量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的措施，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会妨碍集体出产，相反地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也就更容易完成。
在讨论中，小蒸公社的干部提出把自留地扩大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最近上海市委已经决定，自留地增加到占耕地的百分之七），其中大田只占耕地的百分之三点五。达到这样的标准，要再分七百亩大田。现在饲养场饲料地和公共食堂菜地共有三百七十四亩可以分给社员，再抽出三百二十六亩大田就够了，这并不算多。
*注「这是陈云同志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和所附的三个调查报告。」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
（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在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里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187、198页。」）上，陕西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开了大会和小会，都是开得好的。好就好在上下通了气。一方面地委和县委的同志对中央和省委提了意见，另一方面省委负责同志作了两次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上下通气的必要条件。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是很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只有根据大家的意见，切实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才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把工作做好。
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还应该看到，事物是很复杂的，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总之，我们共产党员要加强修养，养成耐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良好习惯。
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比较正确呢？我提出以下几个方法，看行不行，同志们可以试一试。
交换。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比如这个茶杯放在桌子上，对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花没有把的。可是这面的人看见茶杯是有把没有花的，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都不全面。如果两人把各人看到的一面“交换”一下，那就全面了。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譬如打仗，敌情判断错了，作战就要失败。又如医生看病，把病情诊断错了，就治不好病，甚至把人治死。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全面起来；本来不太清楚的事物，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我看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比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反复。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发现他对于有些问题也不是一下就决定的。你和他谈问题，他当时嗯一声，但并不一定就是表示同意你的意见。
在你们的会议上，省委作了两次检讨。检讨得够不够呢？我不在陕西工作，情况不大了解，够不够要由你们来判断。但是，我看应该对省委的自我批评采取欢迎的态度，因为作了自我批评总比不作好。大家可以对省委提意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但是应该允许省委有从容的时间来考虑，有些问题可以从长计议。因为这次提出的问题，有很多是原来未预料到的，再加上时间短，还来不及深入研究。此外，省委的领导干部在这里只有一半，有很多问题还不能讨论决定。
有人说，现在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我看不会吧。为什么？大势所趋嘛！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应该越开越大。少奇（注「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工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报告中所讲的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同志们！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当然，我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领导人都能虚心接受批评，不过少数人想挡终究是挡不住的。有的同志说，我还要看一看。应该允许人家看一看。由于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
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责任由谁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帐，但是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省委也有自己的帐，再往下，地委有地委的帐，县委有县委的帐。大家都要吸取经验教训，把今后的工作做好。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我要讲的是：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目前我们在财政经济方面是存在着困难的。当然，我们有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有利条件，但是，应该说，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
对于存在着困难这一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我相信，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我们的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
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我讲五点：
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的产量同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大约减少八百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粮食不够吃，去年进口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进口八十亿斤。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农业上的困难是大还是小？有不同的估计。近来听到一些同志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等。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去年上半年，我设想过今后几年每年可能增加二百亿斤粮食。为了弄清楚增产的可能性，现在已经由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注「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即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它是按照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该办公室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掌管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中央气象局的工作。——第83、192页。」）等几个单位组织一个小组，研究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今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看看这些条件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哪些比过去好，哪些比过去差。对于这些，我今天还不能具体回答。但是，可以做这样的估计，好的条件同不好的条件相抵，恐怕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时期的情况好。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每年平均增产多少粮食？根据农业部计划局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农业经济资料手册》上的材料，同上一年相比，一九五三年增产五十亿斤，一九五四年增产七十一亿斤，一九五五年增产二百八十七亿斤，一九五六年增产一百五十四亿斤，一九五七年增产五十亿斤，五年合计共增产六百一十二亿斤，平均每年增产一百二十二亿斤。如果公布的一九五七年的粮食产量有“水分”，那末，每年平均增产的数字还没有这样多。
现在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