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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把十年经济规划(注「这里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规划。当时只是一个初步设想。——第200、207页。」)分为两个阶级。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
现在无论农业或者工业,都需要有一个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工业在这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恢复阶段要几年?我个人看来,从一九六○年算起,大体上要五年。是否就是五年,请大家考虑,最后由中央来决定。
当然,在恢复阶段某些方面也可能有若干发展。大家知道,在建国后的三年恢复时期(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一九五二年底,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所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恢复时期。——第107、200、214、366页。」),钢的年产量不但恢复到九十多万吨,而且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万吨。但是,就全体来说,十年规划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恢复是为了发展。有了前一阶段的恢复,才有后一阶段的发展。
把十年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确定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对我们妥善部署财经各部门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而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恢复阶段的经济情况,应该说是很困难的。照少奇(注「少奇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139、190、200页。」)同志的说法:类似非常时期。我们要有应付非常时期的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另一条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这里所说的集中统一,就是在给地方和企业以必需的机动的财力、物力以后,把力量集中统一起来。这种集中统一的程度,可能要超过建国初期,因为现在的情况更复杂。
第二点,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无论从临时之计看,还是从长久之计看,都必须如此。
要精减的职工,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减下来后都要作适当的安排。如纺织工人,大多是城里人,现在很多纺织厂不能开工,也只能多做思想工作,把道理向工人说清楚。减人这件事是很困难的,要他们来容易,要他们走就很困难。但是,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使我们更加被动。现在减有困难,将来减更困难,两个困难比较起来,我看还是早减为好。
家在农村的人,动员他们回乡有困难。但是,总比从农村征购粮食拿到城市里来供给他们要容易得多。去年压缩城市人口一千多万人,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城市,一年要吃四十多亿斤粮食。现在向农民多征购四十多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购十来亿斤、甚至几亿斤,也是困难的。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第三点,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
我想到的,大体有四种办法:
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钱一定不用。要恢复银行严格管理现金的制度,严格的程度要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要从重工业方面转移一部分原料、材料给轻工业,再进口一部分原材料,增产日用品,回笼货币。人民有了钱,总要使他们能够买到东西,才能心情舒畅。没有这一条,只搞高价商品,老百姓是要骂娘的。
三是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我们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了把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去年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城市;这次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农村。哪里钞票多,就在那里投放高价商品。这个办法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广。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群众会有些不满意。但是,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余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市场,更不好办。
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这种斗争应该有三方面的对策。首先是经济斗争。你按牌价卖给我鸡蛋,我也按牌价卖给你糖果;如果你卖高价鸡蛋,我就卖高价糖果,你多赚了钱,我就想办法拿回来。这就是说,不仅要有低价对低价,而且要有高价对高价,否则办法不完全。其次是业务经营。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在城市建立消费社,互相配合,经营三类物资和一部分工业品。供销社、消费社经营这些东西,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不要它们经营,搞投机倒把的人会经营,人民的损失更多。让供销社、消费社得利,比让投机倒把的人得利好得多。再次是行政管理。要通过市场管理、税收、运价等办法把自由市场管起来。这些工作,都要反复考虑,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铺开。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必须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不能今年不动手,等到明年再去制止。
第四点,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目前我们能够逐步采取的办法有三项:
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一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三十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一百九十亿斤左右,这两年是一百二十亿斤,拿出三十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每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六千多万人口中实行。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需要七十克的蛋白质,一斤粮食含蛋白质四十五克左右,一斤蔬菜含五克,一两大豆含二十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如果每年用四百万美元进口一千吨尼龙,就可以织四千万双袜子;如果织尼龙底的袜子,产量可以加倍。一双尼龙袜子可以卖几块钱,买的人欢喜,国家一年也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这是公私两利的事情。
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四千万到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招待所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卖高价。这样,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在保证城市人民生活需要方面,现在想到的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这三条,其他的“支票”还开不出来。就是这些办法,做起来还是不容易的。
第五点,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这一条是根本大计。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除增产粮食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保哪几种?保多大范围?多少年搞起来?都要研究。现在对经济作物的奖励办法是“二百二”红药水,有点用处,但是不能解决多大问题。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城市和乡村的供应,国家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国家用一块钱收购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就可以卖四块钱。如果用来生产针织品,回笼的钞票就更多。但是,要鼓励农民种棉花,就必须保证棉农有足够的口粮。现在,棉农向国家交售一百斤皮棉,只奖三十五斤粮食。这个办法,棉农吃不饱,他们只好把棉田改种粮食。这样下去,棉花不但不能很快增产,而且还可能继续减少。如果棉农交售一斤皮棉,供应二斤粮食,那末,农民就会积极种棉花。按照这个办法,我们每年收购二千五百万担棉花,就要用五十亿斤粮食。其他经济作物的情况也是这样,要增产就要供应足够的口粮。现在,国家必须进口粮食来补充口粮,如果要保经济作物,还要多进口一些粮食。也曾经考虑过,是进口棉花合算,还是进口粮食合算?研究的结果,进口棉花不仅货源不够,而且不如进口粮食合算。进口一吨棉花要用七百美元,进口一吨粮食只要用七十美元。这就是说,进口一吨棉花所用外汇可以进口十吨粮食,而用十吨粮食就可以鼓励农民多产五吨棉花。
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我国商品粮的主要产区,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关中平原,长江三角洲,江汉平原,洞庭湖周围,成都盆地,珠江三角洲,等等。这些地区,都各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应该找出适应这些地区特点的有效的增产办法。对商品粮的主要产区,应该多供应化肥。据计算,进口化肥比进口粮食合算。只要外汇有可能,就应该多进口一点化肥。
三是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目前工业支援农业的重点,不是拖拉机,而是中小农具。要切实计算化肥和农业机械可能供应的程度,要确实能够办到,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计划。
第六点,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我认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七百五十万吨钢,二亿五千万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在不妨碍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能搞到这么多钢和煤,当然很好;如果有所妨碍,搞不到这么多也可以。
要增加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只靠国务院的农林办公室和财贸办公室(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即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它是按照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机构。该办公室协助国务院总理负责掌管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第45、126、205页。」)是不行的,主要要靠计委、经委等综合机关,在国家计划中把这些事情摆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毛主席早就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这里所说的必须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指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要先把农业生产及其需要安排好,然后根据农业所能提供的原料和市场的需要,安排好轻工业的生产,最后根据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决定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避免孤立地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是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提出的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原则和方法。——第206、246页。」)。现在,必须研究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怎样才能切实地体现这个精神。
以上六点,是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我讲得可能不完全,请同志们讨论和补充。
目前财政经济的状况怎样,克服困难的办法是什么,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时刻关心的大事,我们应该慎重地考虑这些问题,兢兢业业地做几年工作。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当然,凡是看准了的确实有效的办法,就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今后几年克服困难应该力争快一点,同时要准备不快的可能。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早日好转。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
在中央财经小组(1)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
今天我讲七个问题。
第一个是长期计划问题。我认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注「这里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规划。当时只是一个初步设想。——第200、207页。」),先搞五年计划。我上次说过,十年规划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恢复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发展阶段。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在恢复阶段,可以逐渐看清楚发展阶段的问题。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讲法,要很好斟酌。是讲以调整为中心贯彻八字方针(注「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后来简称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通过采取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等重大措施,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第207、251、257页。」),还是讲调整和恢复?这要由中央决定。但是,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
当然,在恢复阶段,有些方面会有发展;在发展阶段,有些方面还有恢复。例如牲畜,现在粮食紧张,首先是顾人吃,看来五年内不一定能恢复到过去的最高水平。
今年七月准备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也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提前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确定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并要求切实地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同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第207页。」),是否可以不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注「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个计划原定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实行。从一九六二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同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鉴于对国际国内形势和一九六一年开始贯彻调整方针情况的分析,曾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后来根据国民经济恢复较快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贯彻调整方针,打下底子,从一九六六年起搞第三个五年计划。这个主张得到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第207页。」)的指标,因为现在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很难提出比较切实的指标,甚至划个“框框”也困难。建议七月会议主要谈财政经济的形势,摆情况,把问题搞清楚,讨论方针,研究措施。对形势的估计和应该采取的方针,要认真讨论,把思想统一起来。
农业的全面恢复究竟有多快?还要看两年,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因此,不但今年七月提不出五年计划指标,甚至明年也难以提出。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