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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城乡交流。
为什么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呢？因为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所谓城乡交流，一是将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一是将城市工业品销下去。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这件事情从去年提出后，华北各省以及河南、浙江都开了会，河北各县也都开了会。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现在，仅猪鬃、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项，平均约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十，有的地方占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如去年全国产粮以二千四百亿斤计，土产收入即相当于二百四十亿斤粮食。去年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大概是二百二十亿斤，如果帮助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农民的收入就相当于交公粮的数量。土产推销不出去，还要交公粮，老百姓就会有困难。我们要想办法使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
去年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三月物价稳定，五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过去帝国主义为了收购土产，倾销洋货，在青岛、大连、上海、广州等地建设码头，建发电厂，修仓库，筑铁路，办银行。经过这些城市，利用商业资本，收购土产，推销洋货，这叫“中外交流”。这种交流，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被剥削的农业国。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中国政治情况起了根本变化，原来的城乡交流关系基本上打乱了。如果不估计到这种情况，单去搞收支平衡，那么老百姓虽然也喊“万岁”，但因与他们的实际关系不大，就会喊得不起劲。中国现在有几万万农民，有几千万手工业者，有几百万产业工人，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每件工作都要对他们有利益。如果没有廉价的工业品供应农民，并且把他们的土产推销出去，那么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农民就会说：“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都很好，但是鸡蛋卖不出去，桐油跌价，那就不好。”所以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
推销土产，最重要的是运输。应该恢复从前的运输公司，通过这些公司使所有的零担土产（注「零担土产——指委托铁路、公路货运的在数量上装不足一节或一辆货车的土产。——第128页。」）集中装卸。在目前条件下，运输应该充分利用落后工具。中国汽车太少，而且大部是木炭车，单靠汽车运输是不能完全解决城乡交流需要的。北方大车的总运量超过汽车的总运量，南方木船的总运量超过轮船的总运量，假使不注意这一点，就是没有抓住大头，没有抓住重点。当然这也不是说，不要重视发展轮船、汽车、火车的运输。贵州人民吃盐很困难，省政府费了很大力量，用落后工具组织盐的运输，现在盐价已经跌了，这就是帮老百姓办了一件大事。交通部应该花很大力量来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把城乡物资交流搞好。我们应该随时随地根据客观情况解决问题。现在我国汽车还不能自造，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汽油供给。汽车工业的大发展，有待于钢铁、机械、石油工业的发展，这可能是在五至十年以后的事。在最近数年内，仍应重视并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
去年五月有人说：“工业品生产过剩了。”我看，根本说来，中国的工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加上城乡交流，购买力必然会大大提高，只是这一点，工业生产也是不相适应的。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工业品过剩，而是工业品不足。我们要大大提高工业品生产，以适应这种情况。所以推销土产，提高工业生产，使两方面能够平稳的交流，这是一件大事。
十二年的战争，把一切都打乱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一年，就做了很多工作，生产恢复很快，物价稳定了，城乡交流适当整顿了，铁路修复了。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可爱的。如果再有两年平稳的交流，文章就好做了。所以我们把城乡交流放在第一位。
第二，农业增产。
我们在水利方面花了很多钱，这是应该的，因为人民的政府就应该使荒年比从前减少。从前水利没人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在水利方面花的钱折合粮食二十七亿斤，今后水灾应该也一定会比从前减少。前年水灾冲了一亿二千万亩，去年冲了七千万亩，如果再减到五千万亩，就等于增加一百亿斤粮食，约值五亿美元，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修整水利，力争丰收，这是农业工作中的第一个问题。
其次是增加经济作物面积。棉花、烟叶的种植面积要扩大。去年棉花收了一千四百二十万担，今年希望收二千一百万担。果能如此，我们就可以完全自给。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奇怪得很，这个农业国过去还进口棉花和粮食。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那就会卖出去的是猪鬃、桐油，买进来的是粮食而不是机器。如果棉花和粮食能够自给，买进来的就会是机器。我们的棉花要自给并争取出口。
粮食丰收以后，有些地方（东北、湖北、湖南、江西）粮食多了，怎么办呢？我想可以适当地把一部分粮食生产转变到经济作物生产上去，同时可以在靠近铁路的三亿农民中提倡积谷，如果每人积十七、八斤，就是五十亿斤，贸易公司再控制五十亿斤，这一百亿斤粮食对于我们国家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粮食是战略物资，我们经常控制着一百亿斤粮食，什么杜鲁门（注「杜鲁门——（一八八四——一九七二），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130页。」）、李鲁门，统统不怕。假如碰到荒年，全国有几千万人口没有粮食吃，统统需要国家供给，也可渡过。
第三，经济核算。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过去长期在农村工作，经济知识很少。去年虽然实行了财政经济的统一（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稳定了市场，建立了贸易公司，办了合作社，但我们的经济干部，同一个普通资本家比较，还是外行。我们靠的是集体力量，有我们的党，有我们党领导下的一套经济机构，才有作用。如果一对一的和人家比，是比不赢人家的。
去年我们讲财经统一，要收税，要借款、存款。借款、存款、缴税，都要到银行里去，不像过去那样，军队打到那里，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一个税务局长，收、付等等都是这几个人。我们现在银行的干部，过去是背干粮袋的，当勤务员、警卫员。比如管金库的，我们就告诉他：“你就睡在那个钞票上边，不丢掉就行。”现在全国有两千多个县，财经工作很复杂，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办了。
贸易公司要搞经济核算，我们就告诉他们：“要搞的是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譬如，货物从上海出厂，转到天津、北京再到保定，然后再到石家庄，这个路线不是按经济原则，是按着政治系统，像这样做买卖怎么能不赔账呢？这叫货物旅行。翻毛大衣应摆在天津、上海或北京去卖，但却拿到西安去。再如，天下雪了，发去的货物却是汗衫。私人资本家是不会这样干的。我们是依靠国家机构，按真正的经济原则来讲，统统要赔钱。
在工业方面，一说办工厂，大家非常热心，但事先往往不设计。解放前，我们在太行山区修过铁路，事先没有勘察设计好，从两头修起，修到中间碰上一座大山，过不去，后来又拆掉了。有的地方开煤矿，上边的房子、机器都弄好了，但最后发现煤层很薄，只好停止开采。再如开运河，运河挖好后，放水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地方是沙底子，水漏掉了。解放后，天津盖仓库，和打仗一样，一看地形，说这个地方好，就在这里盖房子，一下雨，仓库塌下去了。像这样的冤枉钱不知花了多少。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搞基本建设，事前一定要设计。一般的工厂设计工作要一年以上，要看这个地方的地层怎么样，水够不够，水的化学成分对锅炉有什么损害，等等。我们是从乡村出来的，往往不大懂这一套。我们现在还不会，要从头学起。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账，力求省一点。要计算成本，出一个成品要多少工，市场上是什么价格，等等，都要计算好。以前我们的经济工作搞的是“供给制”（注「这里所说的“供给制”，指生产不计成本，花钱不讲多少，统统由国家包起来的办法。一一第132页。」），不是经济核算制，现在要改变。过去打仗的时候，不能讲经济核算，现在是开工厂，要反对供给制思想。我们针对着供给制的思想，提出一个经济核算制。有很多同志不习惯这一点，他们说：“你还不信任我吗？你把钱给我，我负责就行了！”他们不懂得，过去我们在农村中搞一个纺纱厂，搞一个兵工厂，那是小规模的，是小手工业的办法。现在是办大工厂，不学会经济核算不行。
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年到莫斯科去（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二月，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一月二十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与毛泽东一起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会谈。二月十四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第132页。」），订了合同，请苏联的专家来给我们设计一个汽车工厂。专家到了北京，对汽车工厂设在什么地方，争论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设在石家庄，有的说设在太原，我说是不是可放远一点，设在西安。后来才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如果这个汽车厂全年的生产量是三千辆汽车，电力就需要二万四千千瓦，西安只有九千千瓦，光修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还需要钢铁，一年要二十几万吨，而石景山钢铁厂生产这么多钢铁，要在五年或者六年以后。木材要二万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还有运输问题，每年的运输量是一百万吨，而西安到潼关铁路的运输量不超过二百万吨，光汽车工厂就够它运的了。讨论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够设在东北。苏联专家在北京住了两个月，才到东北去勘察。为这个问题一直讨论了三次。同志们，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
第四，统一管理下的因地制宜。
这是说，集中统一的管理还要保持，但从一年的经验来看，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可以分一点工厂让地方上管一管。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这两方面要同时兼顾。去年的统一是必要的，不然这个财经仗就不好打。过去赤字很大，靠发票子。三月份来了一个统一，很有效果。我们的方针是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现在要分一点权给地方，这样做既无害于全局，又有利于地方。我们在二月开了一个会议（注「指一九五一年二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讨论，同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确定从一九五一年度起，国家财政收支管理划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第133页。」），划分了三级财政制度，中央一级，大行政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一级，省一级。省以下的县，到明年可再分一级。他们有他们的税收、支出，重要的税收归中央，比如盐税、关税等。这当然要有相当的预算。如果超额完成了，地方上就把超额的部分，分一部分给中央，地方上也留一部分，这样使地方有一个机动的余地。
工业方面，中央和地方可以分管。将工厂分一部分给地方管，他们的临时费、特别费就不会用来买地毯、沙发，而把钱都用在工业上去了。这个办法好，是一个挤资金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挤干部，工业归他们管了，他们一看工业方面的干部太弱，就会派干部去。再一个就是挤领导的注意力，工业归他们管了，要向他们报告工作，他们看到这里有浪费，那里也不合理，也就注意了。地方工业发展了，反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头。这样做，大有好处。
在贸易方面也要划分一下。中央可以规定统一的价格，但地方可以按具体情况，在总的价格水平上作适当调整。我到汉口，李先念（注「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红安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湖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第134页。」）同志提出湖北山地农民很苦，东西出不来，可在巴东开一个码头，轮船在那里停一下，对那里的人民有很大好处。这是应该做的。铁路运输和轮船运输，地方也可以有一定机动的权力。
在税收方面，有几种税收地方也可以作些调整。只要对全国的经济没有多大危害，税率可以降低一点。小的局部的调整，无害于全国的收入，也无害于全国商品的流通，这样的调整应该有，并把这个权力让给地方。
同志们，我们常常讲，有些经济工作人员眼光比较狭隘，只看到自己的部门，看不到地方党政机关的作用。全国这样大，没有很多地方干部，公粮就收不上来。收税、冻结资金、调干部等等，不仅仅是那个地方的业务部门在做，实际上是县政府、县委、省政府、省委都在管，他们讲一句话，比业务人员讲几百句话力量都大。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依靠地方。这是全党的工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要跌筋斗。总之，要上下同心协力，把经济工作搞好。
第五，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
毛主席讲，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注「见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