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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细们活动的另一种方法是，假装自己是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牢狱内逃出来或者释放出来的“革命者”，混入革命组织中。他们假装受刑，弄得头破血流。因为一般革命者是富于热情的，所以这种奸细也常常可以混进来。其实，从牢狱内出来的人，不加审查而立即吸收其参加组织是不适当的。且不说有奸细乘机混入的危险，就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如果他在牢狱内被照了相，侦探们一定会跟踪他追逐其他革命者，那末，革命组织也不应轻易地与他发生关系，而应该进行严格的考察。对于这样的考察，只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毫无怨言。他知道这种考察是为了巩固革命的组织，避免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究竟怎样辨别奸细呢？奸细的活动是有一般的特点的。
第一，无论奸细如何伪装努力，他们总不是真正“努力革命”的。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如何好，或者装着一天到晚奔忙于“革命”，但是他们对于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基本主张和革命策略是不愿执行的。比如，现在共产党中央决定实行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政策，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实行工作的转变，奸细们对于这一政策或者实行怠工，或者故意曲解，或者进行破坏。
第二，由于奸细们的基本目的是在于捕杀革命者，破坏革命组织，所以只要他们自己估计已经取得革命党人之相当的信任，就要开始在与他没有直接联系的或者不至于使他受嫌疑的革命组织中捕杀革命者了。这些奸细在每次革命者惨遭捕杀时，他常常是“侥幸脱险”的。有些奸细，当他到达甲地的革命组织中工作，不久甲地遭受破坏；调到乙地，不久乙地又遭破坏；再调到丙地，丙地又遭到破坏。这当然已经很明显地证明他是奸细了。
第三，奸细最有兴趣的是登记革命组织的人员，了解一切他们所未闻的消息。他们常常利用上级组织的名义造出许多调查统计表格，把各地革命组织的人员详细登记。登记以后，有时就直接逮捕这些革命者，但大多数的情况，是将存放登记表的地方叫警察来搜查，使这些登记表落入警察之手，由警察逮捕革命者。奸细们这种伎俩之所以奏效，因为有的革命者对于他那种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登记”，不加以考察。有些在上层革命组织中工作的人，甚至把许多重要而应严守秘密的东西都抄在纸上或者竟在刊物上公布，这种人如果不是糊涂虫，那就是奸细。
第四，奸细的另一种伎俩，就是在革命组织内有意散布不满意某某人，或者不满意某一组织，进行分裂活动，组织派别。奸细们知道，只要革命组织内部一有分裂，就争吵不休，革命运动当然无法进行了。革命组织只要内部一分裂，奸细就有机可乘了。一九二九年挑拨江苏省委与党中央分裂，以后成为中国托洛茨基派头目的马玉夫（注「马玉夫曾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委委员等职。由于他积极追随陈独秀反对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同陈独秀等一起被开除出党。他是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托陈取消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的签名者之一，并且参加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后来投靠国民党，充当特务。……第102页。」），现在不是坐在南京做公开的侦探吗？
第五，奸细看见某些革命组织内已经有了新的奸细来代替他们，或者因为群众运动的高涨，他们已经快要不能继续再做奸细了，就公开在报纸上“自首”，破坏革命组织的威信。有时在报纸上发表的所谓共产党员自首宣言，就是奸细捏造的把戏。
当然，奸细们诡计多端，决不止上述几种方法，这要靠革命者随时警惕地去考察。
奸细的阴谋所以有时奏效的原因，这固然是因为几年来奸细活动更加狡猾，但是主要的还在于革命者对于他们反对革命的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有些简直是革命者的过分糊涂。比如，上海共产党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曾经实行过三次公开报名、不加考察地征收党员，这就给奸细混入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在每一次革命组织遭受破坏以后，总是受惑于“被侦探盯梢”而不去追查奸细。有些分子已经组织过小派别，而且他到一处就破坏一处，或者被捕了，侦探很客气把他放走，对这些异乎寻常的事情，还不去考察考察是否有奸细，仍然把那些可疑分子当好人，当然以后就吃了大亏。甚至革命组织内，还有腐朽到这样程度的人，把一个曾经公开向官厅自首过、捕杀过革命者的奸细，竟列为“同志”，希望他走到革命道路上来，这真是不能解释的糊涂。
至于在下级组织内的革命者，或者一些还缺乏经验的革命者，时常容易走入奸细骗局的血手，这一方面由于某些上层组织未曾对他们进行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教育，同时革命组织在组织结构上有许多弱点可以被奸细利用。比如，在组织结构上，不管秘密工作条件如何困难，总是把各个组织的“架子”十余年来一成不变地照样保存，不管这个组织内有多少工作，有多少人，纵的各级组织和横的支部组织总是舍不得加以改变，因此也就滥竽充数地选择人才。其实，在现时条件之下，组织结构愈简单愈独立就愈好。由于组织结构上的弱点和过去的习惯，通常由别处组织或某一个人介绍来的人，总是不加考察地接受，这种所谓“介绍”，奸细们是可以假造的。也有这样糊涂的组织和糊涂的人，他们可以不负责任地随便把人介绍到别个组织去，奸细们是不难从他们手里取得介绍信的。所以，不论从什么地方来的人，先要考察清楚，才不会中奸细的骗局。至于那种不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现象，在任何地方的革命组织中都可以看到，甚至把一切必须严守秘密的材料写在公开的信件上，这方面多年来的血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
在现在这样极端受压迫的困难条件之下，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常常会遭受破坏，与每个革命者有失去联系的可能。这虽然是革命运动中相当的损失，但这决不是说每个革命者就不能进行独自的革命工作。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证明，革命者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是常有的。外国有过许多地方的革命组织不能存在，而只能由很少数的领导人出版一种报纸，在这个报纸上时常登载指导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那些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的革命者，也并不因为与革命组织失去联系而不能工作。恰恰相反，他们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这种做法，反而创造出许多能独立工作的出色的革命者。同时，因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反而使敌人无从追踪，奸细们也无从施其诡计。我以为这是中国革命者应该学习的榜样。像上海等地，奸细们已经组织了一些“共产党党部”和“革命团体”，其中被他们蒙蔽的真正革命者，应该立即想法脱离这些奸细们的追踪，而自己独立地到群众中去埋头进行革命活动。俄国在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指一九一七年二月（饿历）发生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月十八日（公历三月三日），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开始罢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罢工很快转为起义，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奋起参加，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一举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革命后，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则在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支持下成立了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又领导人民为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第104页。」）以前很长的一个时期还不是如此吗？虽然当时各个革命者分头在独立工作，但是有着远方来的报纸给了革命者以战略方针。所以二月革命时，就把各地相互没有什么联系的革命者在大革命的爆发中联系起来了。当然，这种工作方法，不仅为今天的上海，就是整个国民党区域都可以采用。即使今天某些地方还有上下层之间相当的联系，也不要忘记，联系有随时中断的可能，各个革命者应该准备独立工作。
不管敌人如何凶恶地压迫革命者，但是革命是那些违反历史前进的反动派所不能消灭的。加紧压迫革命，决不能使他们避免必然灭亡的命运。在人民和革命者看来，愈是残酷的压迫，愈会增加人民的憎恨，愈能坚强革命队伍的意志。
*注「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救国时报》第六十七期，题为《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奸细的活动》，署名“史平”。」
一个深晚（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个深晚*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注「黄包车即人力车。……第106页。」），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注「铜盆帽是一种圆形的礼帽。……第I06页。」）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望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注「秋白即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第106页。」）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注「之华……即杨之华（一九○○……一九七三），浙江萧山人。瞿秋白的夫人。一第106页。」）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的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的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下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拍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秋白同志自从一九三二年××同志被捕以后，侦探到处在追逐他，病得又很重，住在鲁迅家里已经好久了。虽然鲁迅当时也为暗探四面跟踪着，但是鲁迅终于把秋白同志安全地保护了几个月。后来因为外面已经有些“风声”，所以我们就把秋白同志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本来还要到鲁迅家去替秋白同志拿那几本书，我也很想再去会会鲁迅，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很快的离开了上海，所以没有再去。我这第一次的会见鲁迅也就成了最后一次的会见鲁迅了。
鲁迅竟死了！当我读了报纸上鲁迅病卒的消息时，我脑子里一阵轰轰的声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几分钟，那身穿灰布棉袍和庄严而带着忧愁脸色的鲁迅立刻在我脑子里出现，似乎他还在说：“深晚路上方便吗？”
鲁迅虽然死了，但是鲁迅的思想却深印在中国百万青年的脑子里。鲁迅的“坚决，不妥协的反抗”的精神，永远遗留在我们中国青年的思想里，将领着他们走上解放中华民族与解放劳动大众的光明大道。鲁迅虽死，鲁迅的精神不死。
鲁迅的死，是我们中华民族绝大的损失。鲁迅的死，损失了一个爱护我们党，爱护我们革命战士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同志们！朋友们！不用悲伤！向前进吧！鲁迅一生奋斗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勇敢坚决去完成。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后写的一篇悼念文章，记述他在上海担任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成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时，为将瞿秋白、杨之华同志从鲁迅家中接出并转移到别处去，同鲁迅会见的经过。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刊的《救国时报》第六十四期，署名“史平”。
论干部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
论干部政策*
（一九三八年九月）
干部政策，拿俗话来讲，就是用人之道。为何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同学们要到敌人占领的后方去工作，不单是当一个游击队员，而且要当干部，当领导者，而用人之道对于领导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这样的话：“干部决定一切。”（注「见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第109、211页。」）这是通用于全世界的，不但外国通用，中国也通用；不但共产党通用，其他政党也通用。
可惜得很，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年斗争中，干部损失了十几万，没有陕北根据地（注「这里所说的陕北根据地，即陕甘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和甘肃东北部地区。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先后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七月在粉碎了陕、甘、宁、晋四省敌人“围剿”之后，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同年九月，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由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突围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军团。这时，根据地发展到近二十个县，九十多万人口，成为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第109页。」）的话，连现在这一点干部也保存不了。全中国一千八百多个县，假如每个县能够保存三个党员，我们党开展工作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先讲第一点：了解人。 了解人，要了解得彻底，不是容易的事情，严格地讲是很难的。就拿我们共产党来讲，是不是每个党员都了解人呢？我看还是做得不够的。最近就发现有两种毛病：第一种毛病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