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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出口的或内销的商品，只要是名牌货，过去都有自己的基地。全聚德（注「全聚德——指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第158页。」）的烤鸭，东来顺（注「东来顺——指北京东来顺饭庄。——第158页。」）的涮羊肉，张小泉（注「张小泉——指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现扩大为张小泉剪刀刀具公司。——第158页。」）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绸伞等等，都有比较固定的原料供应的基地。基地出产的东西，生产稳定，产量大，质量好，成本低。我们现在把这一套都打乱平分，是不合乎经济原则的。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如不迅速恢复，出口就做不到既经济又稳定。如一只特别品种的鸡换三块美元，能买一百斤粮食，这就叫经济；许多人喜欢吃这种鸡，有销路，这就叫稳定。要保证出口，就一定要搞商品基地。
我们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把出口商品基地搞起来。凡是总值在二三十万美元以上的出口商品，生产多少，出口多少，留下内销多少，原材料如何供应等，都要逐项讨论，并且开专业会议进行安排，每一项都要有着落。同时，还要研究和实行产销直接挂钩，组织外贸部门同人民公社或者工厂直接挂钩。
我们的出口商品一定要保证质量，对外国做生意不能出门不认货，要包换包退，建立信用。要树立这样的硬牌子。过去的商人为了创牌子，建立商品信誉，开始赔本也卖。现在我们有些商品不合规格，质量又差，在国际市场上名誉不好。因此，对出口的商品，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这样做，不仅今后三四年有好处，而且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出口贸易才能巩固和发展。
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帐。同时，也要算小帐。不能只想做大生意，只是大进大出，而要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总之，无论外贸内贸，都要像个做买卖的样子。现在我们的国营商店好象“阎王老子开酒店”，谁敢进来？这种“官商”习气非去掉不可！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外贸专业会议上的讲话。」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我谈谈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的问题。
为什么要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呢？
今天是五月三十一日，再过一个月这个粮食年度（注「指粮食年度，它是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69、125、160、183、194页。」）就结束了。如果将农村的情况估计一下，我认为这个年度比上个年度要好一点。这个年度内，党中央和毛主席抓了“十二条”（注「“十二条”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文共十二条。信中指出，必须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认真执行劳逸结合等。这对当时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困难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第160、198页。」），随后又有“六十条”（注「“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对于纠正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160、185、198页。」），农村的情况逐渐好转。这次会议（注「指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调整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工作的问题，修改并通过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等重要文件。为了调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会议决定实行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政策。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提出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与处罚等四个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和手工业的问题，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第160页。」）进一步解决了一些政策问题，我看下一年度会比今年更好些。农业是会增产的，增产的速度也许不是很高，但无论如何是会增产的，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
农村的情况好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也在好转。但是，现在看，国家掌握的粮食，明年度将比今年度还要紧张，因为库存减少了。假如今年度各省、自治区上缴的公购粮（注「公购粮——指公粮和统购粮。——第160页。」）有一百一十六亿斤，明年度可能下降为八十四亿斤。为什么呢？今年度各地上缴的粮食能达到一百一十六亿斤，是因为挖了一部分库存，而明年度就没有什么库存好挖了。
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有四条：
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就是贯彻执行“十二条”和“六十条”，再加这次会议定的四条（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注「平调退赔——是坚决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彻底进行退赔的简称。一平二调是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发生的“共产风”的主要内容。“平”，指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否认按劳分配原则。“调”，主要指县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否认等价交换原则。一平二调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第161、170页。」）、平反（注「这里所说的平反，指当时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该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第161页。」）与处罚（注「这里所说的处罚，指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要给以必要的处罚。——第161页。」）。这是重要的。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二、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这一条也很重要。但是因为化肥、拖拉机、排灌机械等不可能一下子增产很多，所以这一措施不是短时间可以见效的。
三、进口粮食。进口粮食很有必要，但从目前情况看，超过一百亿斤有困难，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也没有那么大的运输力量。
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以上四条，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三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现在的问题，实质是这样：城市人口如果不下乡，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现在全国在讨论贯彻“十二条”和“六十条”，但是，如果粮食征购任务不减少，“十二条”和“六十条”就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因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我们征购多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末，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所以，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城市人口下乡，为什么必要呢？我们从历史上看一看就会懂得。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这四次当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还有一次是由于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下面说一说这四次紧张的具体情况。
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这年十月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在这以前，是依靠公粮过日子，每年征三百亿斤至四百亿斤公粮，就可以稳定市场。一九五三年国家征的公粮加上买农民的余粮，共八百三十亿斤，还不能保证市场的供应。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城市人口不过六千一百万。从下半年起，准备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49、78、93、107、113、162、192、208、286、340、366页。」），政府的机构扩大了，基建队伍和企业职工都增加了，到一九五三年城市人口就增加到七千八百万，一下子增加了一千七百万人。这样，再靠农民缴公粮和卖余粮来维持市场供应就不行了。
第二次是一九五四年。这一年闹了大水灾，粮食减产。那年冬天粮食工作上（首先是我）有错误，购的多了，比上一年多购了七十亿斤，使征购总数达到了九百零二亿斤。一是灾荒，二是工作上的错误，结果搞得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家家谈粮食，户户谈统购”。
第三次是一九五七年。这次粮食供应紧张没有表面化，要对统计数字仔细分析一下，才能看得出来，就是粮食库存减少了。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粮食库存都是增加的。由于一九五六年城市人口增加过多，到一九五七年六月底，库存粮食从原来的四百二十七亿斤，下降到三百六十四亿斤，减少六十三亿斤，其原因是征购的粮食数量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城市人口的规模了。当时这个问题没有表面化，是因为那时库存粮食比较多。
第四次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两年征购得多，但是销售得更多。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一九五七年的九千九百万人，增加到了现在的一亿三千万人。这样，就使粮食库存连年下降，到今年六月底可能下降到一百四十八亿斤，其中陈粮只有一百零一亿斤。
由此可见，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
当然，应该承认，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人已经来了，在城市里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再动员他们回去是很不容易的，搞不好要“打扁担”。我们要承认这一困难。
那末，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行不行呢？不行。因为那样就会产生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
第一，会把粮食高产的队、社、县、专区（注「专县——指专区和县。专区——是省、自治区派出的专员公署所领导的区域。一九七○年专区改为地区，作为一缓政权。一九七八年后，除自治州外，又改为省、自治区的派出机构。一九八三年试行地、市合并，由市领导县的体制以来，有些地区行政单位撤销。——第76、163页。」）和省的积极性打下去。城市人口不下去，那么多人吃饭，势必向农村多要粮食。向灾区要吗？灾区没有，只能向高产的省、专区和县要，向高产的社、队要。向他们多要，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高产了不能多吃，只给留三百斤原粮，一年还可以，长期下去就不行。像黑龙江、杭嘉湖（注「杭嘉湖——指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三角地带，是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第163页。」）等商品粮产区，如果长期吃粮标准很低，他们增产的积极性就没有了，高产区会变成低产区。全国高产县并不多，浙江省有二十三个县，担负了全省征购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江苏省苏州专区六个县（注「指当时苏州专区所辖的吴县、常熟、太仓、昆山、吴江、江阴等六个县。一九八三年一月，常熟县改为常熟市（省辖，县级），江阴县划归无锡市。——第163页。」），征购十二亿斤稻谷，上缴中央和供应南京市的粮食，主要靠这个专区。把这些高产地区的积极性打下去，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第二，牲口要继续大量死亡。饲料粮留的少（大牲口八十斤，猪六十斤），牲口和人争粮，牲口是争不赢的，人会把饲料粮拿来吃掉，牲口势必继续大量死亡，这时农业的损失就太大了。因为现在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畜力和粪肥，而不是靠机械和化肥。
第三，经济作物产量要继续下降。我们向农村征购的粮食多，销售的粮食少，农民吃不饱，管你棉花不棉花，管你发多少布票，为了吃饭，就会挤掉经济作物。要不挤经济作物，就得给粮食。比如说，要山东恢复种花生的面积并不困难，只要给五亿斤粮食，并且规定适当的价格，就可以了。不然的话，你说种经济作物是“政治任务”，农民就在地头上种一点，中间还是种粮食。这样，不仅城市市场不好维持，对整个农业的发展也很不利。你拿了农民的粮食，把什么东西给农民呢？老是给他高级糖果总不行吧，他还要穿衣服。所以，经济作物继续下降对于人民生活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很不利。
第四，粮食进口要增加。城市人口不下乡，一年要进口一百亿斤粮食，这个负担很重。我们前些年是出口粮食，外汇主要用来进口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现在，要把很大一部分外汇用在买粮食上，势必削减成套设备和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进口，这就要大大影响国家工业建设。
总之，如果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就会发生上述种种困难。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城市人口过多有困难，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也有困难。从全局来看，这两方面的困难相比，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
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要有很大的决心。影响我们下这种决心的，可能有以下两点。
一是对农业恢复快慢的估计。如果认为农业可能很快恢复，人们就会说，既然很快就恢复了，何必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多此一举呢？对于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周总理已经作了分析，认为不能很快。农业生产即使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水平，粮食供应依然不能维持，至少要达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才行。要达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即使从今年起每年增产两百亿斤到三百亿斤粮食，也要三四年。增产的手段，包括化肥、排灌机械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够一下子增加很多？这个问题周总理也讲过了，我也摸了一下，不可能。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让很多人在城里吃着饭等待农业的发展呢，还是现在就下去？我看不能等待，应该现在就下去。
二是怕影响工业生产。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工业生产是不是会受很大影响？我看，会有点影响，但是不会大。不减人，工业生产也上不去，减了人，可能反而有好处。例如，今年煤炭、钢铁的生产，应该说我们是很努力了，但一月到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