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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此时，周璇头脑还很清醒，可见了断和朱怀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使她丧失理智。所谓朱怀德将她逼疯，也毫无依据。
其实，周璇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951年2月18日，也就在上一封信发出不到一星期，她又给李厚襄去信，谈她的计划：“……很多家公司要我拍戏，我真怕自己情绪不好，怎么能工作呢？最大原因还是厌倦了这工作，我真想休息一个时期，能不拍戏最好，来港后决定去南洋，能否把歌在上海练好，希望你来上海，我们计划一下弄得好好的。到时还得和邵老二商议，让他帮忙，我们能去唱歌他一定高兴，……你说怎么样？反正这唱歌我一定会实行，这钱为什么不赚？不过是时间问题，暂时小孩不放心，所以想在上海待着不拍戏，也不知行吗？拍呢也真没意思透了……”
周璇一心一意要赴南洋唱歌，因为那里的华侨很欢迎她去，酬劳很可观，香港的经纪商也一直在为她忙碌张罗着这个活动。“金嗓子”周璇，这个演艺界的著名品牌，是市场运作的产物。周璇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按现在的眼光来看，完全正确。但她恰恰忽视了社会效应和政治因素。这就是日后滋生她的悲剧的症结所在。
1951年3月14日，周璇在给李厚襄写的第五封信中，仍然在谈她“赴南洋演唱”的计划，同时在信里还透露了她在上海的处境愈发难过了，而且情绪很坏，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她在信里是这样写的：
“有一点要告诉你，关于（赴南洋）唱歌之事暂时要守秘密，上海知道他们会对我不满，切记！切记！……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很显然，周璇无法适应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气氛。新中国对她是重视的，派人劝她回来，但回来后，她又处处感到不如意，并且“吃足了苦头”，这是一个无法讳言的事实。
因此，她接着说“最近我的情绪仍然很坏，心境不能舒畅，总是想要哭，要大哭一场才好，想想自己的事，真是伤心也！暂时也不会工作，不过他们总不会放过你，将来给谁家先拍，免不了又要得罪人，这是件伤脑筋的事，在我真是烦恼的，为什么做人这么烦？”
看来，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诱发了她“想哭”“要大哭一场”的精神抑郁的症状，这是精神分裂的先兆，这一点是清楚的。后来的舆论都故意把她的精神失常完全归结到她个人生活的原因上，显然是片面的。
1951年4月12日，在她写给李厚襄的第六封信里说：“我因大光明公司的剧本还好，所以第一部先给他们拍……”这个“他们”，指的是上一封信中“总不会放过你”的他们。周璇也在这封信里挑明了：“这次也是给他们逼上梁山，本来谁也拖不动我，就是这样喜欢闷在家里，对于酬劳极少不能同香港比，当然也是帮忙性质……”
从旧社会大红大紫过来的周璇过于看重酬劳，她完全不懂新中国的“两为”的文艺方向。不过，她还是愿意“帮忙”，这就是她当时的立场和态度。
其实，她还算幸运。因为当时上海的宣传部长夏衍对她、还有和她一起从常德路上冒出来的张爱玲、这两个旧上海滩上文艺界的“绝代双娇”，还是抱关注和欣赏态度的。也就是说，还在热心地管理、领导着她们的。可张爱玲内心不服从管理，后来找到借口，一走了之。周璇比张爱玲听话，她服从了领导，但仍想走却没有走掉而已。
在这一封信和前一封信里，周璇都提到了李厚襄每月给她汇款问题，她还给李厚襄签了收条。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周璇刚从香港回上海时，还提到的股票、债券等财物到哪里去了？我们也无从知道，她和李厚襄之间的这笔钱款往来背后的故事以及最后是如何了结的。有关她的巨额财产去向，且容我们放在后面探讨。
总之，到了1951年4月，也就是周璇接受大光明影业公司的邀请，开始投入她的最后一部电影《和平鸽》的拍摄前，她的神经已经开始出现异常的征兆，她在给李厚襄的第六封信的最后写道：“拍了戏恐怕会很忙了，这次我也真不知怎样来准备它，真是害怕的……”
她开始出现莫名的恐惧心理，这往往也是精神分裂症爆发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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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鸽》与发往香港的九封信（之二）
周璇是在精神崩溃前夕投入到电影《和平鸽》的拍摄中去的。
1951年5月8日，周璇给李厚襄写了第七封信。
写这封信时，周璇实际上已神志不清，她在信中说：“……这次因王人美背后破坏，引起他们对我很大的误会，将来还是会事实证明的。”
据说，在当时的戏剧、电影协会组织的学习上，王人美检讨自己和周璇都在旧社会唱了不好的靡靡之音、演了不好的戏。这是当时社会很正常的自我改造的风气。可周璇神经过敏，认为王人美是针对她说的，便很反常地给了王人美一巴掌。于是就在信中写了这两句不伦不类的话。
接着，在信里写的完全是一派像《狂人日记》里的胡话了：“这个家伙的确不是好东西……那天他喝醉了酒开着汽车，我就知道不是个好人……”
在信中她也坦言：“前天拍戏到最后一个镜头时，忽然老毛病又来了，头晕，怎么也拍不成！到今天还是不舒服，我想还是神经关系……”
周璇还能意识到这点，她不能也不想拍戏了，但她怕，在信的最后写道：“不拍戏人家以为你是做什么的。这真是太冤枉，他们不能相信就不能愿谅！这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当时的上海文艺界的领导过于关切周璇了，他们一定要让周璇上一部戏，出一次镜，给海外别有用心的人看看，以证明新中国对旧时代的明星宽容和接纳的姿态。可对周璇这么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女明星来说，她哪能明白和理解领导的一番苦心？
不管怎么样，周璇还得继续拍《和平鸽》。
就在拍摄这部影片的后期，她的病终于爆发了。她在影片中扮演的是护士，在拍她给伤员验血的一场戏时，别的演员一句台词，触发了她过份敏感、脆弱的神经，这是导火线，在片场里，她忽然哭闹起来，失去常态，完全错乱了。
直到那年9月下旬，周璇的神志才渐渐清醒。在她精神病发作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叫唐棣的人出现了，他和周璇之间发生了一段特殊的关系。有关这件事，我们放在后面来说明。
1951年9月25日，周璇神志刚清醒过来，就在虹桥疗养院给李厚襄写了第八封信。
她在信里告诉对方：“我病倒了！真惨，一言难尽……”
这封信里，她仅仅牵挂两件事（她根本没有把碰到唐棣这个人放在心上，压根只字没提）：
第一件事是说“小弟弟很好玩，给他取的名字叫敏敏，就叫周敏，生得还端正，现在寄在剧影托儿所，他们都喜欢他……”
第二件事是，有关李厚襄寄给她的钱，她再三承诺：会归还的。
1951年10月3日，周璇出院后，给她的香港朋友李厚襄写了第九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可以说是周璇最后的告白了。
从这封信的前面部分可以看出，周璇周围的朋友都在帮助她，王人美莫名其妙挨了她一巴掌，但仍上医院探望她，还送书给她。李厚襄也在回信中说王人美的好话，为其释放心头的疑惑。
但从信的总体上看，她头脑仍处于混乱状态，前言不搭后语，她已经坠落到一个幻觉世界中去了。因此，信中提到的内容，已经没有实际的考证价值。
她自己也在信的后半段里说：
“许多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因还没恢复记忆力……”
在这封信的最后，附着这么一段话：“现在我是在倒霉，太倒霉！痛苦万分，灰心！你不知道，真气死人了！他们有恶意。”
前面说过，周璇的信写到后来就像在写《狂人日记》了。语态、句式，也与《狂人日记》相仿。因此，我们也只能用文学审美的眼光来解读她这几句话的含义了。
前面的几句都好理解。只有最后一句比较晦涩、费解。“他们”，从一个精神病人的角度去理解，可以泛指四周的一切她假想中的“有恶意”的人。那么，这“恶意”，具体又表现在哪几件事上呢？
我们比较有根据的倾向于她在第八封信中念念不忘的两件事：钱和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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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棣其人
在周璇神经错乱、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一唐棣。
唐棣是这样一个人，据他自述：“一、1938年，我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9年至1943年，参加抗日工作，（在国共合作时）的总政治部第三厅宣教科战地政工大队（工作）。二、解放后，由于我家在上海，按照人民政府颁布的规定，‘国民党县团级以上者’必须具备经历证件，可自动向户籍派出所、公安部门进行登记……三、从事解放后的美术工作和任教‘新苑’、‘市四’和‘育才’中学……’”
从唐棣以上自述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搞美术的教师，历史上曾担任国民党县团级以上职务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人。
据他自己说，是在1951年8月上旬，电影《和平鸽》的导演顾而已在其寓所介绍他和周璇认识，并是顾而己请他作为电影《和平鸽》的业余美工，给周璇画一幅电影《和平鸽》的广告宣传画。
我们姑且认定唐棣以上所述，全部是事实。
可问题在于，就在唐棣认识并在为周璇画广告宣传画时，恰恰在这个时候，电影《和平鸽》拍摄到了后期，八、九月间也正是周璇精神病发作时期，这从她在这段时间里写的日记和发往香港的信里可以明显看出来。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根据《婚姻法》和其它相关法律，一个精神病人是不能结婚，精神病人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如果一个正常人与一个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按刑法规定，是要按强奸罪论处，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从时间上推算，唐棣在1951年8月进入周璇的生活，并实施了其违法行为，这正是周璇精神病发作期间。唐棣把这种趁人之危的卑劣行为称之为“爱情”（要看事实，决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妄加推测。他自称的所谓爱情，在不久后周璇的日记和书信里却未见提及一字，可见他在周璇心目中的地位），而相关知情人（王人美、吴茵、黄晨、黄宗英、朱爱珍等等）一致认为，唐棣当时是“拆白党”，是无耻的流氓行为；法院也查实了，唐棣在诱奸周璇的同时，还和上海一个姓陈的女姓同居着（直到1954年才分居）。所以，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唐棣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
因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1952年5月以诈骗罪和诱奸罪判处唐棣有期徒刑三年。这个判决是完全正确。
法院认定唐棣对周璇实施的行为是诱奸，参照《婚姻法》和《刑法》的相关条款，还是属于从轻处罚的。从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人民政府很重视周璇在海内外的影响，他们要保护周璇的声誉，保护周璇的身心健康。
而唐棣的这种罪恶行为，无疑是对病中的周璇雪上加霜，加剧了她的精神崩溃，使得周璇后来一次次被送进精神病院，终生难以治愈。
再说，法院认定唐棣的诈骗罪，也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除了唐棣自己供认的从周璇那里得到两根小金条和旧币1200百万元以外，据知情人说，周璇寓所里的浮产，也正是被唐棣罗掘一空。
为此，当时的剧影协会只得临时成立一个“周璇财产保管小组”，来阻止唐棣的诈骗行为。至于，这个“小组”是否合法，以及最后是如何处置周璇财产的，等等，那是另一回事了。
在法庭上，唐棣辩称，他的上述行为是经周璇同意的。从法律上讲，即使周璇同意，对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来说，唐棣的做法仍然是违法的强奸和诈骗行为。
判决了唐棣以后，周璇的精神病仍不见好转。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许多办法，来帮助、挽救周璇，但已经很难奏效。
这时，他们才知道周璇怀孕了。文化局和剧影协会根据精神病院医生的建议，完全是出于配合周璇治疗的目的考虑，出面将唐棣从监狱暂时保释出来。
在周璇生下她第二个儿子后不久，唐棣又被司法部门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逮捕。
一年后，人民政府考虑到周璇在海外的影响，再次释放唐棣，并正告他，不准再去纠缠周璇。可是这个唐棣，还是执迷不悟，带着在他诱奸下、周璇生下的儿子，四出奔走，以周璇的名义，要钱要物，寻衅滋生，严重破坏和影响了周璇的声誉。
他甚至潜入精神病院，骚扰在静养中的周璇，给周璇心头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和负担，致使周璇的精神创伤长期难以痊愈。
1956年9月，唐棣又在其执教的常熟中学诱奸了年仅15岁的初中女学生冯XX。进一步暴露了此人的流氓本性决非偶然。这种行为放在“严打”时期，够枪毙的。
因此，当周璇1957年9月，不幸病逝后。唐棣旋即被戴上右派帽子，又因刑事犯罪案发，又一次被政府逮捕。这次司法部门不客气了，数罪并罚，加上历史问题，依法重判了唐棣有期徒刑12年。
1979年，唐棣在劳改农场被摘去右派帽子，接获撤销历史问题的判决。但他的诈骗、诱奸周璇和奸污常熟中学女生（此说可查阅79沪高刑申字第1682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关于唐棣利用教师身份，奸污女学生一节，经查属实。”）这两项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政府至今都没有撤消。
周璇的一生中，从来没遇见过一个比较适合她的比较理想的男性伴侣，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悲剧。
在严华、朱怀德和唐棣这三个男人中，根据周璇的自己的叙述，我们可以确认，前两个和周璇交往了八、九年的男人，在他们与周璇交往的初期，还是给她带来过一些甜蜜和快乐的日子（周璇在51年9月28日的日记里，还称其为怀德，便是一个铁证）。只是到了后期，这两个男人都表现得不很不像样，令她失望。当然，周璇也有自己的弱点。
而那个唐棣，明知1951年新中国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镇反肃反”运动，他又是一个需要坦白登记的对象，稍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像他这样身份、经历的人在当时都像惊弓之鸟陷于极度恐惶之中，他明明应该知道自己困难的处境，居然还要去诱惑神志不清的周璇，这岂不是拖人落水、岂不是在害人吗？
他仅仅和周璇接触了有限的几天，却从一开始就给周璇带来灾祸（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周璇身后，他仍到处兴风作浪，让周璇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他是周璇的一生中的最大的灾难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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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
尽管周璇多灾多难，但新中国和人民政府却对她始终非常关心。周璇的儿子周民成年后，也一贯持这种看法。
据我们了解，事情也确实如此。
可以说，1950年7月，周璇是在新中国的召唤下，从香港返回上海的。她一回到上海，有关部门就开始筹划让她拍电影上银幕，并特意请名家为她作词谱曲，希望她能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重放异彩。尽管她的思想上还有疑虑，但脚已经踩在新社会的土地上了。
1951年拍摄的电影《和平鸽》让她担任主角，并请她主唱插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至于，周璇在《和平鸽》的摄制过程中，出于个人和环境的种种因素，精神失常了，那是由于另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所致。前面已经分析到了。
她犯病后，可以说，从领导到整个上海影剧界都被牵动了。他们兴师动众，委派专人替她照料小孩，为她请了上海最好的精神病专家粟宗华为她进行治疗，使用了最昂贵的从英国进口的药物，安排她住进高级的虹桥疗养院，还送她到北京去治疗了一年多，又一次次派人来处理她的生活琐事，甚至成立了专门“小组”替她理财。
这种礼遇，可以说，在全国文艺界人士中绝无仅有的。
周璇从1951年8月精神错乱，到1957年9月病故，这6年里，病情时好时坏。当她病情稍微稳定的时候，当时的戏剧电影协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总是作出安排，让黄宗英带着她的儿子周民到医院探望她，让她内心得到一些安慰，以配合她的康复治疗。
同时，他们还多次安排刘琼、韩非带她外出到红房子法式西餐馆吃西餐、到“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