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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上的人有时候也会提到高大伯，但内容总是让人揪心。有位施主曾说，他曾经看到高大伯在垃圾箱里找食物吃。
风雨来临的时候，戒嗔也挺替高大伯担心的，毕竟他身体有残疾，要怎么躲避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呢。
让戒嗔感到意外的是一个晚上，那天戒嗔耽搁了时间，回寺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经过商业街的时候戒嗔看到了高大伯，只是这次高大伯是站着的，他用那双戒嗔以为已经断了的腿站了起来。
高大伯弯下腰捡起拐杖，把它拎在手上。戒嗔这才明白，原来拐杖也可以是装饰品，正是它让戒嗔先入为主地以为高大伯的腿是残疾的。
那个场景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哭笑不得。这个曾经一直困扰戒嗔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在此之前，戒嗔曾想象过无数个悲惨的场景，一个孤苦的老人，用双手代替双腿，在晨曦未至的时分伴随着沉重的喘息声，艰难地爬到小街上。而如今，问题的答案比戒嗔设想的要简单得多，原来他就是走来的。
突然间，戒嗔心里很不好受。戒嗔想到有次暴雨突至的时候，甚至还托了戒傲打电话去问他在商业街上的朋友，高大伯在哪里躲雨！
在这件事情里，戒嗔一直以为自己是在扮演一个强者，一个愿意尽点力帮助别人的强者。可现在戒嗔想到的是，可能在高大伯的心中，早已有了对戒嗔的印象——一个有点佛心也有点傻的和尚。
那以后，戒嗔走路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地避开高大伯乞讨的那条街道，或许戒嗔内心深处也在犹豫，应该怎样面对高大伯呢？
在寺里的时候，关于高大伯的爆料也渐渐多了起来。有位香客还说，从垃圾箱里找食物，原来也是高大伯博取同情的招数。事实上，垃圾箱里面藏着的是严密包裹过的盒饭，非但是干净的，甚至质量也不差。
戒嗔再次见到高大伯的时候是在一个黄昏，那天戒嗔在一条小路上看到高大伯迎面走来，如果按正常的时间计算，此时的高大伯应该还在镇上的商业街上才对，戒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高大伯提早结束了自己的“工作”，让我们有机会在另一条小路上相遇。戒嗔与高大伯擦身而过，高大伯并没有多看戒嗔一眼，也许对于戒嗔这样一个众多客户中的小客户，高大伯确实很难记起来。戒嗔回过头，看着高大伯慢腾腾地走着，忽然发现他的背已经驼得很厉害了，而之前让戒嗔厌烦的走路姿势，其实也并不是很稳。
看着高大伯迎着落日的余晖走远，渐渐地消失在路的尽头，忽然间戒嗔有些释然了。戒嗔曾以为，知道真相后，自己感到恼怒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在道德的天平上，高大伯只能站得很低。
但是，此时的戒嗔忽然觉得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高大伯的大多数同龄人在这样的年纪里，已经儿孙满堂，在安享晚年了。而高大伯依然要在这样的年纪里，每天为了生存表演乞讨。
戒嗔曾认为所有违背道德的事情，都必须被谴责。但这一刻戒嗔忽然在想，道德标准可能不是恒定不变的东西，对于不同的人，道德标准或许可以不一样。
因为一个可以吃饱饭的人无权为吃不饱饭的人制定道德标准。
第03个 属于我的年代
【1】
人生就好像无数条纵横交错的道路，我们从属于自己的起点出发，在每一个人生的岔路口做着单选题，找寻属于自己的单行道。不会有谁的人生可以一直平坦顺畅，那些曾经悲伤的、欢笑的、心碎的、幸福的历程，都是属于我们的年代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智惠师父年轻时，正是一个非常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那时候成分不好的人被称为“四类分子”，简单来说便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四种成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四类分子又做了扩充，原先的四种人再加上右派，变成了“黑五类”。
其实四类也好，五类也好，对师父来说，区别都不大，因为都回避不了师父地主子女的身份。
命运很奇怪，无论你是否接受，它都会把许多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带给你，就像这个带给师父曲折人生的地主子女身份一样。
新中国成立时对于地主成分的认定，有一个时间界线，时间截至新中国成立前三年，也就是说，在一九四六年以前，不管家里有多么富贵，都无所谓，只要一九四六年后是穷的，便不会把你的成分划定为地主。
师父说：“我的父亲好赌，原本以他败家的速度，到不了一九四六年，家里便可以变穷了。可惜我的母亲却没有政治远见，常常为了父亲赌钱的事情与他争吵。”
最终，师父的母亲带着师父和师父的哥哥小三一起离家出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还用自己的积蓄和嫁妆购置了一些田产作为今后生活的保障。正是这些被师父的母亲寄予厚望的土地，最终成了她被划定为地主成分的重要依据。
师父说：“在北方地广人稀的地方，母亲最多只够划定为富农，可惜在江南拥有三十亩田产便足够成为地主了，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师父童年印象最深的一天，便是土改工作组来交接财产的日子，那一天师父流了许多汗。
因为师父的母亲听说要没收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从劳动人民手中剥削来的财物，所以早早地便把过冬的衣服穿在了师父和小三的身上。母亲的想法很简单，穿在身上的衣服总不能扒走吧。
对于当时只有七八岁的师父来说，那天的情形已经很模糊了，能记得的只是自己和小三在天气尚热的初秋时分，穿着棉袄站在墙角，看着工作组的人来来回回地搬东西，而师父跟小三则在不停地流汗，不停地流汗。
师父每次说到这个情节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笑，其实那天工作组的人并没有拿走家中的衣物，但是现在想起来师父母亲的想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毕竟家里的东西，那些人都有可能搬走，但是地主家的两个狗崽子是决计不会要的。
地主成分的划定，是师父人生里遇到的第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家里虽然算不得大富大贵，但是吃穿还是没有问题的。可自那以后，生活便一落千丈了。土地收归了国有，就连本来就不算宽敞的住房也由政府分出了几间给成分好的同乡。
师父和小三都在镇里的小学上学，学费并不贵，但对经济窘迫的家庭来说还是很大的负担。小三上到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师父的母亲决定让师父和小三退学回家。
在学校里，小三是成绩突出的优等生，对于他的退学，班主任很惋惜。其实班级里大部分学生都是免除学杂费的，老师也帮小三和师父申请过，只是没成功，最后被批准申请的只有贫下中农子弟。
师父的母亲告知师父让他退学之前，特意让小三把家里打扫了一下。师父的母亲说：“万一等会你弟弟发脾气在地上打滚，衣服也不会弄得太脏。”
师父说，事实上他是不太喜欢读书的，他在学校的成绩也属于很不稳定的那种。有时候考得特别差，让老师一度以为他要留级了，但到了下一次又突然名列前茅了。仅从退学回家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师父原以为自己不会太在意。
离开学校那天的情景师父一直记得，师父拎着个小板凳跟在小三的后面，从校园里穿过。那个年代学校的设施很不完善，连桌椅都没有配备完整。那个板凳是师父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可在那一天，它和师父一样，都没有留在校园里的必要了。
有很多双眼睛从教室里望过来，厌弃的眼神并不多，更多的是属于儿童的那种懵懂茫然，还有同情和怜悯。那一刻，师父不知道怎么就被那些熟悉与不熟悉的、含着关切的眼神灼伤了。师父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可怜的，早几天就该流的眼泪便流了下来。
家里的生计，主要是靠师父的母亲在镇上的刺绣厂接一些刺绣活来维持。只是以师父母亲的身份自然是没有资格成为刺绣厂的正式职工的，她做的产品都是计件的，做多少支多少工钱。
因为收入微薄，师父的母亲在家门口摆了一个小货摊。小三和师父不上学后，时间也多了不少，有时候可以帮忙看摊送货。
师父说，那种不用上学的喜悦再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有时候见到同学放学经过，便会慌忙地低下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仿佛不是自己被遗弃了，而是自己做了错事一般。
镇上有时候会把地主分子集中在一起开会，差不多有一二十号人，师父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主持会议的干部时不时会换人，但每次都会有一个粗壮的中年妇女，厉声训斥每一个地主分子，有时候还会让一些地主分子跪在场地中间。
和其他地主家的子女一样，师父和小三时常站在围观的人群中远远地望着母亲，她总是面无表情地站在队伍里面，似雕塑一般望着人群。
师父的母亲有过一次失态，那是因为她在人群中看到了师父和小三。母亲惶恐的神色，是师父从来没有见过的。
事后，三个人没有再提起当时的情形。但那以后师父和小三学会了隐藏，每当母亲的目光望过来的时候，小三便躲在前面的大人身后，而师父会把头埋在小三的背上。
【2】
师父曾以为自己这一生都会那样一直走下去，就那样不停地走，不停地走。如果顺利的话，自己或许会成为一个游走于乡间的小贩。
但是师父命运的转折再一次来临了，不过这一次，比师父所预想的要好上很多。这一年，与师父的母亲断了联系的弟弟，也就是师父的舅舅，终于托人找到了母亲。
舅舅在延安工作过几年，后来去了省城工作，至于职位，对于小镇的居民来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高级职位。师父的生活自此有了好转，舅舅每个月会邮给母亲十五元钱作为师父和小三上学的费用。
师父说：“因为我是被迫离开校园的，所以后来我比同学们更爱读书。课本对于我而言，不再是挡着脸睡觉的工具，不再是随意撕下来折纸飞机的道具，也不再是和同学打架时敲他们头的武器。”
师父的成绩虽然及不上小三，但在学校里绝对算得上名列前茅。
人生往往是由意外叠加而来的，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小三高考落榜了。小三的成绩一直很稳定，即使在最好的中学里，他也是名列前茅的。很多人对小三意外落榜感到惋惜，而事实上，小三的命运并不是在考场里改变的，早在小三进考场之前，他的档案里便因为家庭出身被加上了“不宜录取”的标签。
也就是在那一年，师父的母亲病逝了，而舅舅也被调去了边疆。
舅舅临走的时候替小三在省城谋了一份工作，师父跟着小三去了省城。
师父在省城上了高中，原本师父并没有继续上学的打算，他想早点出来工作，也好减轻舅舅和小三的负担。
可是小三很坚持，他希望师父可以继续自己没有完成的大学梦。师父说，现在想来小三的坚持并不理智，因为师父和小三那时候都不知道，那只是条灰暗的路，它早早就被人烙上了黑色烙印，那是一个无法抹去的痕迹。
师父最后选择了继续读书，并不完全是因为想学习、爱学习，而是因为从那一年开始，粮食变得很紧张。如果工作了，那么国家计划分配给师父的粮票就会按社会青年分配，一个月是二十三斤；如果继续上学，国家规定给学生的粮票是三十二斤，多了九斤粮票，可就是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了。
师父说，自己的学习成绩也挺不错的，不过对于上大学，师父却没敢奢望，毕竟连小三这么好的成绩都落榜了，何况是自己呢？
只是最后师父出乎意料地考上了大学，师父后来分析说，可能是那一年，政府对招收成分不好学生的限制放宽了一些吧。
很多年以后师父听人说，在当年招生的政审会议上，曾经有人激烈地反对过录取他。有位老师说：“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地寻找继承人。这个学生虽然是高分考生，但剥削阶级的子女从小接受了剥削阶级的思想，世界观容易出大问题，我们的大学不应该给剥削阶级培养继承人。”
最后一位和师父舅舅相识的老师替师父说了好话，他强调师父的社会关系不错，家里也有人为共和国做过贡献。
学校最终决定录取师父，只是不能分配到涉密的专业。
师父说，可能和人生的经历有关，他自小便对生活没有太多奢望，但是小三却一直充满着希望。小三说，在黑夜里，我们察觉不出白昼的迹象，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那一缕光亮就在夜色的尽头。
小三的话，一直让师父觉得很疑惑。但被大学录取的那一天，师父忽然感到了这种希望。这是师父和小三人生路上遇到的又一次转折，两个人从幽暗的旅程中跌跌撞撞地走来，前路第一次照进了这样的光亮。师父说，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可以是一道虹桥，红橙黄绿都可能出现在脚下。
师父去学校报到的那一天，是一个好日子，因为小三结婚了，那是小三特意挑选的日子。师父的嫂子是同乡的一个地主子女，师父和小三的婚事曾经是师父母亲生前最担心的事情。那年头，找对象首先要看的便是家庭出身。家庭成分差的女孩，情况还好点，她们总会竭尽全力嫁给工农子弟，如果对方不在意成分，哪怕对方的经济条件差些或相貌不佳，都不成问题。可男人就不一样了，即便女孩本人不在意，对方的家长也不可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
师父的嫂子也是苦命的人。一九四九年之前，嫂子家可算是富甲一方的。临解放的时候，因为担心受到土改政策影响，嫂子的家人都逃难去了台湾地区和美国。那一年船票不好买，嫂子的家人计划分批走，结果中间出了意外，只剩下嫂子一个人没有走成。
后来和嫂子熟悉之后，师父才知道嫂子对家人还是牵挂的。有时候看到报纸上有关台湾地区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报道，她便变得很沉默。
师父看到嫂子哭过一次，因为有沿海省份的朋友说，台湾那边闹饥荒，只能吃香蕉皮过日子。
其实，嫂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人现在在台湾地区还是在美国，但是师父觉得在美国应该过得也不好，虽然那边可能吃饭能吃饱，但是社会压力大。师父记得报纸上刊登过一则消息，美国的一位叫玛丽莲·梦露的女影星，因为承受不了资产阶级的压迫所产生的精神压力，最后自杀身亡了。
师父那时候想，连电影明星都是这样的下场，更何况嫂子家人这样的外来民族的普通百姓呢？
小三的婚礼很简单，宾客只有几个和小三要好的同事，以及双方的亲属。两个人的长辈大多都不在了，嫂子这边的亲戚只来了婶娘一个人。
那天的小三打扮得很帅气，这么多年以来，师父头一次见到小三穿没有补丁衣服的样子，平日里小三就是把他那几件补丁加补丁的旧衣服换来换去地穿。
小三的新郎装是一件绿色的灯草绒衬衫，衣服的布料加制作工钱花了接近二十块钱，差不多是小三大半个月的工资。
不过师父觉得虽然衣服是崭新的，但做工却很一般，怎么看都不那么合身，感觉是小了一号，穿在身上紧紧巴巴的。
酒席散了之后，小三把师父送得很远。一路上，师父对小三说了好几次，这是你的新婚日子，你应该守在嫂子身边，可是小三还是执意要送。
分别的那一刻，小三把身上的那件灯草绒衬衫脱了下来，披在师父的身上，师父慌乱地想把衣服塞回他的手里。毕竟小三才是今天的主角，这件花费了小三大半个月工资的衬衫不应该在自己的身上。
小三盯着师父笑，帮师父穿上衬衫，然后一颗颗地替师父扣上纽扣。
小三说：“我的弟弟明天就是共和国的大学生了，以后还会成为优秀的国家栋梁，当然要穿着最好看的衣服去迎接新生活了。”
师父一度以为做事沉稳的小三，也有失误的时候，至少在结婚的日子里，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裁剪了一件昂贵但不合身的新郎装。
但那件衬衫服服帖帖地穿在师父身上的时候，师父才知道，小三原来没有犯错，一切都在他的筹划之中。
小三在他的新婚日子里，穿着一件满是破洞的汗衫，在师父的视线里渐渐走远。他是师父这一生中见过的穿得最寒酸的新郎。
小三和师父分手的那条路，是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小三走了很远后，忽然停了下来，远远地望着还留在原地的师父。
那天晚上的月光很亮，但距离太远，师父和小三不可能看清楚对方，小三站了一会，终于转身离去了。
师父说，在自己的记忆中，常常有小三转身时的画面，小三的面容清晰，一脸的笑容。师父知道这画面并不是在自己视线里出现过的，只是他能确定这个瞬间一定发生过。
【3】
学习的压力对于高考成绩比同学们高出一大截的师父来说并不算什么，反而是经济上的压力让师父有些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