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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克来阿派忒拉”之类，总长看了没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据我所知道的说，“对德宣战”的结果，在中国有一座中央公园里的“公理战
胜”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这《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本，因为那底本，就是从那
时整理着的德文书里挑出来的。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
点记不真切了。
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
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
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
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
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所以我打算将它重印一下……。
《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
现在一提到俄国，似乎就使
人心惊胆战。
但是，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尔志跋绥夫并非共产党，他的作品现在
在苏俄也并不受人欢迎。
听说他已经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当然更不会送我一个
卢布……。
总而言之：和苏俄是毫不相干。
但奇怪的是有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像，
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说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
们的文人学士一般。
有一个教员因为不受上司的辱骂而被革职了，她背地里责备他，
说他“高傲”得可恶，“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过两个嘴巴，可是我一句话都
不说，忍耐着。
究竟后来他们知道我冤枉了，就亲手赏了我一百卢布。
”〔6〕自然，
我们的文人学士措辞决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也还要华赡得多。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
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
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
中国这样
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
但中国向来有别一
种破坏的人，所以我们不去破坏的，便常常受破坏。
我们一面被破坏，一面修缮着，
辛辛苦苦地再过下去。
所以我们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一面受破
坏，一面修补的生活了。
这个学校，也就是受了杨荫榆章士钊们的破坏之后，修补
修补，整理整理，再过下去的。
俄国老婆子式的文人学士也许说，这是“高傲”得可恶了，该得惩罚。
这话自
然很像不错的，但也不尽然。
我的家里还住着一个乡下人，因为战事，她的家没有
了，只好逃进城里来。
她实在并不“高傲”，也没有反对过杨荫榆，然而她的家没
有了，受了破坏。
战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抛了，田地荒
了，她也还要活下去。
她大概只好搜集一点剩下的东西，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
来活下去。
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
但是很有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
便是破坏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
万国妇女的什么会里去，请他叙述中国女学的情形，他一定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国
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
这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
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
杨荫榆知道要做不成这校长，便文事用文士的“流
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妈，总非将一班“毛鸦头”〔7〕赶尽杀绝不可。
先前我看见
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
后来看到别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
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
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
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
既无百姓，便无所谓皇帝，于是只剩了一个李
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
这虽然是一个可笑的极端的例，
但有这一类的思想的，实在并不止张献忠一个人。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
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
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
我们
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
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
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
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
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
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
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
来。
我赴这会的后四日，就出北京了。
在上海看见日报，知道女师大已改为女
子学院的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8〕自做院长，师范部的学长是林素园〔9〕。
后来看见北京九月五日的晚报，有一条道：“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同林氏，
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
……”
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
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
兵的开毁校纪念？现在姑且将培良君的这一篇转录在这里，先作一个本年的纪念罢。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附记。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
原题
《记鲁迅先生的谈话》，署名培良。
〔2〕培良 向培良，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
曾为《莽原》周刊写稿。
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3〕《工人绥惠略夫》 俄国阿尔志跋绥夫（M．＇． NFjhRVST，1878—1927）
著中篇小说，鲁迅译本于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于一九二
七年六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4〕该撒（G．J．Caesar，前100—前44） 通译恺撒，古罗马统帅、政治家。
克来阿派忒拉（Cleopatra，前69—前30），通译克利奥佩特拉，埃及女王。
大马色
（Damascus），通译大马士革。
世界最古的城市之一；现在是叙利亚的首都。
〔5〕对德和约 指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北京签订的《中德协约》。
其中规定德国放弃以前在山东攫取的特权，双方声明保护在各自管辖下的对方
财产，并决定重建外交关系，互派公使。
〔6〕这段话见于《工人绥惠略夫》第六章。
〔7〕“毛鸦头” 即毛丫头。
吴稚晖对女师大学生的蔑称。
参看本卷第121页
注〔12〕。
〔8〕任可澄（1879—1945） 字志清，贵州安顺人。
一九二六年六月任北洋政
府教育总长；八月末，他将女师大与女大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自兼院长。
〔9〕林素园 福建人，研究系小官僚。
可惨与可笑〔1〕
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
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2〕。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
“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
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3〕，
宣统年间用“革党”〔4〕，民二以后用“乱党”〔5〕，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
了。
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
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
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6〕。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
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7〕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
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
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
更可恶。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
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
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8〕发表了。因为
他们“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
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以这
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
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
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
后委员会〔9〕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
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10〕
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11〕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
日才见于《京报》。〔12〕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
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
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
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
三月二十六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京报副刊》。
〔2〕应为二百多人。参看本卷第265页注〔6〕。
〔3〕“康党” 指清末参加和赞同康有为等变法维新的人。
〔4〕“革党” 指参加和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人。
〔5〕“乱党”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
世凯就把国民党作为“乱党”取缔。
〔6〕深文周纳 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陷人于罪。
〔7〕“整顿学风”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电执政段
祺瑞和总理贾德耀，侈谈“整顿学风”。他胡说当时“学风日窳，士习日偷……现
已（男女）合校，复欲共妻”，“江窃以为中国之可虑者，不在内忧，不在外患，
惟此邪说诐行，甚于洪水猛兽。”
请段祺瑞“设法抑制”。段祺瑞接到电报后，除令秘书长章士钊复电“嘉许”
外，并将原电通知国务院，责成教育部会同军警机关，切实整顿学风。去年的“整
顿学风”，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8〕通缉令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胡说他们
“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
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
徐谦等并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徐谦（1871—1940），字季
龙，安徽歙县人。李大钊（1889—1927），参看本卷第66页注〔8〕。李煜瀛，字石
曾，河北高阳人。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长沙人。顾兆熊，字孟余，河北人。
〔9〕清室善后委员会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冯玉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后，北洋
政府为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和接收故宫文物而设的机构。
〔10〕俄款委员会 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
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
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
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这里所说的
三个委员，即李煜瀛、徐谦、顾兆熊。
〔11〕“优美的差缺” 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
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里说：“在北京学界一年来的几次风潮
中，一部分强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见，常常不为另一部分人所赞同，这一部分强有力
者就加不赞成他们的人们一个‘捧章’的头衔。然而这成了问题了。……不‘捧章’
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许多优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几个副刊小报的拥戴，为
什么还要去‘捧章’呢？”
〔12〕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报》登载消息说：“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
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原注：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
均包括在内。”
空谈〔1〕
一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
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
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
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2〕，章士钊和他
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3〕。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
就如自投罗网一般。
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
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4〕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
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
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
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
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
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
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
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
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
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
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
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
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
近，而四烈士〔5〕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
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
例外，除非你能将“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