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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同年五月七日，因章士钊禁止学生纪念国耻，学生曾赴章宅质问，发生冲突，
因此他称这次为“再毁”），说他“家中所有。
以中西书籍为第一项。
……西籍为
愚历年续续购办。
哲学政计诸门差完。
……最后一批。
乃两年前在柏林所得。
甚称富有。
”又说当日群众“一拥而入。
遇物即毁。
……自插架以至案陈。
凡
书之属无完者。
”（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接
着，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里又附和说：
“孤桐先生在英国德国买的书是我亲自看见的。
他柏林寓中两间屋，几乎满床
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
我不知道这些书都在北京否。
从《寒
家再毁记》看来，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
这真是很可惜的。
”
〔17〕刘百昭在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期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
门学校校长。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因要求关税自主示威游行时，刘
的住宅也受到冲击，他便乘机吞没存放家中的艺专公款八千元，捏词呈报教育部说
公款全数被劫，无法赔垫。
〔18〕火神庙 在北京琉璃厂。
旧时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庙会期间，设有
很多临时性的古玩玉器摊。
〔19〕“打落门牙” 参看本卷第155页注〔17〕。
〔20〕“交臂失之” 语出《庄子·田子方》：“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
”
〔21〕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颂扬芮恩施说：“我想着要是那时美国公
使莱恩施没有竭力的提倡，组织什么政治学会，办什么图书馆，那么今年不要说有
了两个热闹的时务题目，就有了二十个热闹的时务题目，也就要借书也无从借起了。
”
〔22〕美国退还的赔款 指一九○一年《辛丑条约》规定的“庚子赔款”中尚
未付给美国的部分。
美帝国主义为了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在所谓“资助”我国教
育文化事业的幌子下，于一九○八年第一次将赔款中的一部分退还我国；一九二四
年又决定将余款全数退还。
这里所说用以扩充北京图书馆的经费，即在第二次退款之内。
〔23〕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
清末与康有为同为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失败后逃亡日本。
一九○二年
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
动。
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政府司法、财政总长，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
他用浅显
的文言著述，著有《饮冰室文集》。
〔24〕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说过这样的话：“要学者去弄他们的学问，
最重要的，第一，便是学者能有固定的收入，不至于镇天的忧柴愁米；第二；便是
供给他们比较完善的做学问的工具。
……
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曾经发表了两篇文章。
他对于学者宜有固定收入是
看得很清楚的，然而第二种要求他似乎没看到。
”参看本书《不是信》第六段。
〔25〕“四书” 参看本卷第37页注〔6〕。
自南宋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
《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才有了
“四书”这个名称。
〔26〕张之洞（1837—1909） 字孝达，河北南皮人，清末提倡“洋务运动”
的大官僚之一。
曾任四川学政、湖广总督。
“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是陈西滢在
《做学问的工具》里推崇他的话。
《书目答问》，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所著，成
于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一说为缪荃孙代笔。
“‘四书’，南宋以后之名”，
见该书经部第二。
“束发小生”，章士钊对青年学生常用的蔑称。
如他在一九二五
年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而遭到反对时，在给段祺瑞的辞呈里说：“夫束发
小生。
千百成群。
至以本管长官之进退。
形诸条件。
”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
龄。
〔27〕《汉书艺文志》 《汉书》，东汉班固撰。
其中《艺文志》是当时所存
各种书籍名目的汇编，为我国最早的书目。
《隋书经籍志》，《隋书》，唐代魏征
等撰。
其中《经籍志》性质和《汉书艺文志》同。
〔28〕“五经” 指《诗》、《书》、《礼》、《易》、《春秋》。
“六经”，
“五经”加上《乐经》。
“七经”，“五经”加上《论语》、《孝经》。
“六艺”，这里指“六经”。
〔29〕“《春秋》责备贤者” 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
“《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
”这里是求全责备的意思。
〔30〕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
早年留学美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
上的《译诗三首》，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清晨的分别》、雪莱的《给——》、哈
代的《月光里》。
〔31〕徐志摩 参看本卷第179页注〔6〕。
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
纪念增刊》上的“译诗一首”，是英国诗人罗赛蒂的《图尔的约翰》。
〔32〕西林 丁燮林（1893—1974），笔名西林，字巽甫，江苏泰兴人，物理
学家、剧作家。早年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压迫》是他所作的一个独幕剧。
〔33〕陶孟和（1888—1960） 名履恭，字孟和，天津人，社会学家。
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他在该刊《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上曾发表《现代教育界的特色》一文，题下自注：“这是要到二○二五年才可以发表——假使当时的状况允许——的一部著作里的几节。
”
再来一次〔1〕
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
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
待《热风》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
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
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
“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
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
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
〔3〕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
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
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
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
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
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
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
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
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
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
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
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4〕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
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
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
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
乎”！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5〕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
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
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
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
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
毫无“睚眦之怨”〔7〕。
那“动机”〔8〕，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
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
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
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
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
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9〕：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
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
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
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
〔10〕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
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11〕。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
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
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
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
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
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
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
“节育”。
五月二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2〕章士钊（行严）关于“二桃杀三士”的一段话，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
表于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
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
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
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3〕《晏子春秋》 撰人不详。内容是记载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平仲）的言
行。这里所引的一段，见该书卷二《谏》下。
〔4〕《梁父吟》 亦作《梁甫吟》，乐府楚调曲名。此篇系乐府古辞（旧题诸
葛亮作，不确），鲁迅上文所引“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为诗中的最末两句。
“相国”一作“国相”。
〔5〕“每下愈况”语见《庄子·知北游》。参看本卷第114页注〔5〕。
〔6〕《“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一文，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的
《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其时编辑为孙伏园；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起才由徐志
摩（即文中说的“诗哲”）编辑。关于“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话，参看本卷第
236页注〔16〕。
〔7〕“睚眦之怨” 意即小小的仇恨。语见《史记·范睢传》：
“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杨德群女士事件》一文，以答复女师大学生雷榆等
五人为三一八惨案烈士杨德群辩诬的信，其中暗指鲁迅说：“因为那‘杨女士不大
愿意去’一句话，有些人在许多文章里就说我的罪状比执政府卫队还大！比军阀还
凶！……不错，我曾经有一次在生气的时候揭穿过有些人的真面目，可是，难道四
五十个死者的冤可以不雪，睚眦之仇却不可不报吗？”
〔8〕“动机”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七日）《闲话》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作冲动，是不是常常还
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轻的人，他们观看
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
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都是混
杂的。”
〔9〕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国民军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准备放弃
北京。段祺瑞趁机阴谋与奉系军阀里应外合，赶走冯军。四月十日凌晨，驻守北京
的国民军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闻讯后即逃往东交民巷。随着段祺瑞的倒台，章士
钊也逃到天津租界。
〔10〕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上重新
刊载他所作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北京报纸。
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为不合情实。意谓二桃之士。乃言勇士。非读书人。此
等小节。宁关谋篇本旨。且不学曰学。其理彼乃蒙然。又可哂也。”
〔11〕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 这是针对章士钊所谓农业救国论而说的。章曾
一再鼓吹什么“农村立国”，如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
月九日）发表的《农国辨》一文中说：“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
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
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庶乎其可。”
。。
《阿Q正传》的成因〔1〕
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Q正传》。
〔2〕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
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
“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
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
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
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
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
个。”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
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
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
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
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
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
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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