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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
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
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
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
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
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
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3〕也都满不在乎，
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
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
道鲁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
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
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
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
〔4〕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
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
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
的人们罢；孙伏园〔5〕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
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
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
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
取“下里巴人”〔6〕，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
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7〕）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
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
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
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
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
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
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
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
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
“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
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
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
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
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
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
“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
‘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
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
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
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
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
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
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
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
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8〕，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9〕了
么？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
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
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
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10〕，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11〕君，
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
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
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
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
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
圆”？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
“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
“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
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
“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
乎？乎？
但阿Q自然还可以有各种别样的结果，不过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
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
〔12〕。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
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
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
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
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
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
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
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拴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
一节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铡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
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
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
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
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
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
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
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
在旁边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
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
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
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
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
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13〕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
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
这真是怎么好……。
至于《阿Q正传》的译本，我只看见过两种。〔14〕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欧罗
巴》上，还止三分之一，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但我不懂英文，不
能说什么。只是偶然看见还有可以商榷的两处：一是“三百大钱九二串”当译为
“三百大钱，以九十二文作为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党”不如译音，因为原是
“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了。
十二月三日，在厦门写。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
〔2〕《文学周报》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
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
《文学》（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
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西谛，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
作家、文学史家。
他的文章发表于《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题
目就叫《“呐喊”》。
〔3〕这些话都是针对高长虹说的。高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
《走到出版界》的《革革革命及其他》一则内，说“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同
时代的人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但不久在《狂飙》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走到出版界》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却攻击鲁迅已“递降而至一
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了。文中还以康
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例，以见“老人”之难免“倒下”，说：
“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
所谓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当有以善自处了！”按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
主要成员，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
〔4〕这里所说的“有人”，指高长虹等。高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里说：“我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同时谩骂鲁迅“要以主帅自诩”。“别人”，
指陈西滢等。
〔5〕孙伏园（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
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晨报副刊》、
《京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曾与作者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
事》等。
〔6〕“下里巴人” 古代楚国的通俗歌曲。《文选》卷四十五宋玉《对楚王问》：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
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7〕高一涵 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撰稿者。这里所
引文字见于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的《闲话》。在这篇《闲话》中，他指责当时著作家“多以骂人起家”，接着就以
《阿Q正传》为例，说了这里所引的一段话。
〔8〕“走到出版界” 高长虹在他主编的《狂飙》周刊上陆续发表的批评文字
的总题，后印有单行本，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
〔9〕“绥惠略夫”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内以绥惠略夫自比，
说他初访鲁迅的情形，使他“想像到亚拉籍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亚
拉籍夫也是《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人物）。
〔10〕“会逢其适” 语见《文中子·中说·周公》，原是“会当其意有所适”
的意思。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发表的
《毁法辨》中错误地把它当作“适逢其会”来用。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予讽刺。
〔11〕何作霖 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晨报》编辑。
〔12〕Grotesk 德语，意思是古怪的、荒诞的。
〔13〕包龙图 即包拯（999—1062），宋代安徽合肥人，曾官龙图阁直学士。
旧日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在《三侠五义》等小说或戏剧中，都有他用铡刀铡人
的故事。
〔14〕指敬隐渔译的法文本和梁社乾译的英文本。法文译本发表在罗曼·罗兰
主编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
《序》被删去，其余各章均有节略。英文译本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阔别了多年的SF〔2〕君，忽然从日本东京寄给我一封信，转来转去，待我收到
时，去发信的日子已经有二十天了。
但这在我，却真如空谷里听到跫然的足音〔3〕。
信函中还附着一片十一月十四日东京《国民新闻》的记载，是德富苏峰〔4〕氏纠正
我那《小说史略》的谬误的。
凡一本书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纠正，以为然的就遵从，以为非的就缄默，本不
必有一一说明下笔时是什么意思，怎样取舍的必要。
但苏峰氏是日本深通“支那”
的耆宿，《三藏取经记》〔5〕的收藏者，那措辞又很波俏，因此也就想来说几句话。
首先还得翻出他的原文来——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 苏峰生
顷读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有云：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
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
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
这倒并非没有聊加辩正的必要。
《大唐三藏取经记》者，实是我的成篑堂的插架中之一，而《取经诗话》的袖
珍本，则是故三浦观树将军的珍藏。
这两书，是都由明慧上人和红叶广知于世，从
京都栂尾高山寺散出的。
看那书中的高山寺的印记，又看高山寺藏书目录，都证明
着如此。
这不但作为宋椠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之所谓言文一致体），
也最可珍重的的罢。
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
”
过于太早计了。
鲁迅氏未见这两书的原板，所以不知究竟，倘一见，则其为宋椠，决不容疑。
其纸质，其墨色，其字体，无不皆然。
不仅因为张家是宋时的临安的书铺。
加之，至于成篑堂的《取经记》，则有着可以说是宋版的特色的阙字。
好个罗
振玉氏，于此早已觉到了。
皆（三浦本，成篑堂本）为高山寺旧藏。
而此本（成篑堂藏《取经记》）
刊刻尤精，书中栂字作栂，敬字缺末笔，盖亦宋椠也。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想鲁迅氏未读罗氏此文，所以疑是或为元人之作的罢。
即使世间多不可思议事，
元人著作的宋刻，是未必有可以存在的理由的。
罗振玉氏对于此书，曾这样说。
宋代平话，旧但有《宣和遗事》而已。
近
年若《五代平话》，《京本小说》，渐有重刊本。
宋人平话之传于人间者，至是遂
得四种。
因为是斯学界中如此重要的书籍，所以明白其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