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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
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
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
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
但那是小报，是敌人。
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
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
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
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彼此都没有矛盾了。
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
不过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的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
这无关政局，决无危险，况且我们原曾相识，见面时倒是装作十分客气的也说不定的。
临末，我要求这封信就在《文学》三号上发表。
鲁迅。
七月二十九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三号。
〔２〕伍实即傅东华（１８９３—１９７１），浙江金华人，翻译家。
当时《文学》的编者之一。
〔３〕休士（ＬA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０２—１９６７）美国黑人作家。
一九热*年七月访苏返美途经上海时，上海的文学社、现代杂志社、中外新闻社等曾联合为他举行招待会。
关于翻译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２〕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
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
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
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
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
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
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
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
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
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
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
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３〕，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
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
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５〕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６〕（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
八月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２〕“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
〔３〕关于题材的积极性问题，当时曾有过讨论，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学》第一卷第二号“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就曾谈到：“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
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
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
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４〕尉特甫格（１８９６—？）德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
他是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觉醒的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史》等。
〔５〕恩格勒即恩格斯。
明那。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通译敏娜。
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
〔６〕这里所引恩格斯的话，现译为：“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于妇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２〕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
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３〕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
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
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
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４〕（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说不定，我不知道那详细）了，也还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
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她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厂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
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
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
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
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
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
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
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
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
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
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
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
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
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
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
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
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十月二十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曾否发表于报刊，未详。
〔２〕这段话见《论语。阳货》。
〔３〕沈佩贞浙江杭州人，辛亥革命时组织“女子北伐队”，民国初年曾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
〔４〕这是西方传入的一种仪式，叫掷瓶礼：在船舰、飞机首航前，由官眷或女界名流将一瓶系有彩带的香槟酒在船身或机身上掷碎，以示祝贺。
关于女人
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
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
〔２〕，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书上，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３〕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许是因此罢，她的爱惜家财的心或者比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败家精”。何况现在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４〕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
美国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共匪（原文无匪字，谨遵功令改译），我们的妻女就要使我们破产，等不及工人来没收。”中国也许是惟恐工人“来得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
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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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署名洛文。
按本篇和下面一篇《真假堂吉诃德》以及《伪自由书》中的《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准风月谈》中的《中国文与中国人》等十二篇文章，都是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作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又分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２〕“堕马髻”、“愁眉啼妆”见《后汉书。梁冀传》：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冀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唬（啼）妆、堕马髻。”据唐代李贤注引《风俗通》说：“愁眉者，细而曲折；唬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侧在一边。”
〔３〕阿剌伯古诗人指穆塔纳比（Ｍｕｔａｎａｂｂｉ，９１５—９６５）。
他在晚年写了一首无题的抒情诗，最后四句是：“美丽的女人给了我短暂的幸福，后来一片荒漠就把我们隔断开。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骑在骏马的鞍上。而经书——则时时刻刻是最好的伴侣！”〔４〕长三幺二旧时上海妓院中妓女的等级名称，头等的叫做长三，二等的叫做幺二。
火
普洛美修斯偷火给人类，总算是犯了天条，贬入地狱。
但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却似乎没有犯窃盗罪，没有破坏神圣的私有财产——那时候，树木还是无主的公物。
然而燧人氏〔２〕也被忘却了，到如今只见中国人供火神菩萨〔３〕，不见供燧人氏的。
火神菩萨只管放火，不管点灯。
凡是火着就有他的份。
因此，大家把他供养起来，希望他少作恶。
然而如果他不作恶，他还受得着供养么，你想？
点灯太平凡了。
从古至今，没有听到过点灯出名的名人，虽然人类从燧人氏那里学会了点火已经有五六千年的时间。
放火就不然。
秦始皇放了一把火〔４〕——烧了书没有烧人；项羽入关又放了一把火〔５〕——烧的是阿房宫不是民房（？——待考）。
……罗马的一个什么皇帝却放火烧百姓〔６〕了；中世纪正教的僧侣就会把异教徒当柴火烧，间或还灌上油。
这些都是一世之雄。
现代的希特拉就是活证人。
〔７〕如何能不供养起来。
何况现今是进化时代，火神菩萨也代代跨灶〔８〕的。
譬如说罢，没有电灯的地方，小百姓不顾什么国货年，人人都要买点洋货的煤油，晚上就点起来：那么幽黯的黄澄澄的光线映在纸窗上，多不大方！不准，不准这么点灯！你们如果要光明的话，非得禁止这样“浪费”煤油不可。
煤油应当扛到田地里去，灌进喷筒，呼啦呼啦的喷起来……一场大火，几十里路的延烧过去，稻禾，树木，房舍——尤其是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