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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２〕配对。
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
这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书》，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
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
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编副刊，〔３〕一位喽罗儿〔４〕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５〕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
每年出一本书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了。
低能好像是也可以传授似的。
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牵连白璧德，是据说小人的造谣；〔６〕不过门肯却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
指头一拨，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觉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
举其大者，则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写的《“非所计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涂，不久就整两年。
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连我自己做过短评的人，也毫不记得了。
一年要出一本书，确也可以使学者们摇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浅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７〕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面；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
曾经登载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８〕等，当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没有发表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斋记。
BB
〔１〕南腔北调见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作家素描（八），鲁迅》，作者署名美子。
其中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
〔２〕《五讲三嘘集》参署本书《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这本集子后来没有编成。
〔３〕梁实秋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并主编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
〔４〕一位喽罗儿指梅僧。
他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三年七月）发表的《鲁迅与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一文中说：“曼肯（即门肯）
平时在报章杂志揭载之文，自己甚为珍视，发表之后，再辑成册，印单行本。
取名曰《偏见集》，厥后陆续汇集刊印，为第二集第三集以至于无穷。
犹鲁迅先生之杂感，每隔一二年必有一两册问世。“
〔５〕门肯（１８８０—１９５６）又译孟肯、曼肯，美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
他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学院、绅士的“传统标准”，反对一切市侩和社会上的庸俗现象。
他的主张曾遭到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的攻击，双方论战数十年。
主要著作有《偏见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共出六册。
〔６〕梁实秋在为吴宓等译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
“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白璧德的书，亦没有介绍过他的学说……但是我竟为白璧德招怨了。
据我所看见的攻击白璧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７〕《自由谈》《申报》的副刊之一。
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作者连续在该刊发表杂文；后来将一月至五月发表的编为《伪自由书》，六月至十一月的编为《准风月谈》。
〔８〕《十字街头》半月刊，第三期改为旬刊，“左联”刊物之一，鲁迅、冯雪峰合编。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次年一月即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仅出三期。
《文学月报》，“左联”刊物之一，先后由周起应（周扬）等编辑。
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二月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仅出六期。
《北斗》，参看本卷第３６５页注〔１〕。
《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涛声》，文艺性周刊，曹聚仁编辑。
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
共出八十二期。
《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共出一一七期。
《申报月刊》，申报馆编辑和出版的国际时事综合性刊物，也刊载少量文艺作品。
一九三二年七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卷第十二期停刊。
《文学》，月刊，郑振铎、傅东华等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
听说梦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
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２〕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
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
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
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
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
〔３〕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４〕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
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
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
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
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
《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５〕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
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
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
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
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
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
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
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
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Ｃｅｎｓｏｒｓ〔６〕（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
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７〕，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２〕《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
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号”（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梦想”专栏。
当时该刊的主编为胡愈之。
〔３〕《东方杂志》记者在“新年的梦想”专栏的《读后感》中说：“近来有些批评家把文学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这两类。
我们的‘梦’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来分类：就是‘载道’的梦，和‘言志’的梦。“又说：”‘载道’的梦只是‘异端’，而‘言志’的梦才是梦的‘正宗’，因为我们相信‘梦’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
依据佛洛伊特的解释，梦只是白天受遏抑的意识，于睡眠，解放出来。
……所以‘梦’只是代表了意识的‘不公开’的部分，在梦中说教，在梦中讲道，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这到底是不常有的梦，至少这是白日梦而不是夜梦，所以不能算作梦的正宗。
只有个人的梦，表现各人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那才是正宗的梦。“按《东方杂志》记者所说的”近来有些批评家“指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学史是”载道“文学和”言志“文学的消长史。
〔４〕“盍各言尔志”语见《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尔志。
‘“孔子赞成曾点的话，见《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曾点）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５〕佛洛伊特（ＳA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通译弗*抟恋拢碌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
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乃至常人的梦，精神病患者的症状，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他的主要著作有《梦的解释》、《日常生活的病理心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６〕Ｃｅｎｓｏｒｓ英语，原义为检查官，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用以表示潜在意识压抑力。
〔７〕名人指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说梦”的一些国民党官僚，如当时的铁道部次长、抗日战争中做了汉奸的曾仲鸣说：“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等等。
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
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２〕同时遇害的时候。
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３〕。
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４〕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和诗人彼得斐〔５〕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
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
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
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
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
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
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
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
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
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
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
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
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
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