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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籍”〔7〕，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
3．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
4．曾经发表反章士钊宣言的北大评议员十七人〔8〕，有十四人在内。
5．曾经发表反杨荫榆宣言的女师大教员七人，有三人在内，皆“某籍”。
这通缉如果实行，我是想要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去的〔9〕；
能不能自然是别一问题。
这种举动虽将为“正人君子”所冷笑，但我却不愿意
为要博得这些东西的夸奖，便到“孤桐先生”的麾下去投案。
但这且待后来再说，
因为近几天是“孤桐先生”也如“政客，富人，和革命猛进者及民众的首领”一般，
“安居在东交民巷里”〔10〕了。
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作的，就登在那年四月的《京报副刊》上，名
单即见于《京报》。
用“唯饭史观”〔11〕的眼光，来探究所以要捉这凑成“大衍
之数”〔12〕的人们的原因，虽然并不出奇，但由今观之，还觉得“不为无见”。
本来是要编入《华盖集续编》中的，继而一想，自己虽然走出北京了，但其中的许
多人，却还在军阀势力之下，何必重印旧账，使叭儿狗们记得起来呢。
于是就抽掉了。
但现在情势，却已不同，虽然其中已有两人被杀〔13〕，数人
失踪，而下通缉令之权，则已非段章诸公所有，他们万一不慎，倒可以为先前的被
缉者所缉了。
先前的有几个被缉者的座前，现在也许倒要有人开单来献，请缉别人
了。
《现代评论》也不但不再豫料革命之不成功，且登广告云：“现在国民政府收
复北平，本周刊又有销行的机会（谨案：妙极）了”〔14〕了。
而浙江省党务指导
委员会宣字一二六号令，则将《语丝》“严行禁止”〔15〕了。
此之所以为革命欤。
因见语堂的《翦拂集》〔16〕内，提及此文，便从小箱子里寻出，附存于末，以为
纪念。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鲁迅记。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京报副刊》。
〔2〕“优美的差缺” 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
参看《无花的蔷薇之二》注〔1
1〕。
〔3〕“整顿学风” 参看《“碰壁”之余》注〔4〕。
〔4〕“党同伐异” 参看《题记》注〔5〕。
〔5〕“睚眦之怨” 参看《新的蔷薇》注〔7〕。
〔6〕赵子昂的画马 参看《不是信》注〔17〕。
陈西滢在《致志摩》中攻击鲁
迅说：“你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
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
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
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
〔7〕“某籍”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作者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
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针对杨荫榆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职员的行径，联
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同月三十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
第一卷第二十五期的《闲话》中攻击这个宣言，其中有“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
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的话。
某籍，指
浙江。
参看《并非闲话》注〔8〕。
〔8〕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评议会为了反对章士钊非法解散女师大，议决
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宣布独立，有十七位教员曾发表《致本校同事公函》。
这里说
的北大评议员反章士钊宣言即指此事。
〔9〕逃到东交民巷或天津 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
霖等作战期间，国民军因发觉段祺瑞勾结奉军，于四月九日包围执政府，收缴卫队
枪械，段祺瑞、章士钊等逃匿东交民巷（当时外国使馆所在地）。
又一九二五年五
月间，章士钊因禁止爱国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日，遭到学生群众的反对，曾逃往
天津躲避。
〔10〕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发表的
《闲话》中曾对当时北方的革命力量加以讽刺说：“每一次飞艇（按指奉军飞机）
正在我头上翱翔着的时候，我就免不了羡慕那些安居在东交民巷的政客，富人，和
革命猛进者及民众的首领。
”
〔11〕“唯饭史观” 这是讽刺陈西滢的。
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九
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闲话》中说：“我是不信唯物史观的，可是中国
的政治，我相信实在可以用唯物观来解释，也只可这样的解释。
种种的战争，种种
的政变，出不了‘饭碗问题’四个字。
”
〔12〕“大衍之数” 语见《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
”后来“大衍”
就成为五十的代词。
〔13〕指李大钊及邵振青。
李大钊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被奉系军
阀张作霖绞杀；邵振青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杀。
〔14〕《现代评论》的这个广告登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北京《新晨报》。
〔15〕一九二八年九月，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以“言论乖谬，存心反
动”的罪名，查禁书报十五种，《语丝》是其中的一种。
〔16〕林语堂（1895—1976） 名玉堂，福建龙溪人，作家。
语丝社成员。
曾
留学美国、德国，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
他
在北京任教时，曾对青年学生反对章士钊的斗争表示支持。
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
《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幽默”和“闲适”，为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
粉饰太平。
《翦拂集》是他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杂文的结集，一九二
八年十二月北新书局出版。
集中有《“发微”与“告密”》一文，内容是揭露段祺
瑞、章士钊等在三一八惨案中的无耻手段，其中曾提及作者这篇文章，有“鲁迅先
生以其神异之照妖镜一照，照得各种的丑态都照出来”等语。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1〕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陶元庆〔2〕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
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3〕：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
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
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
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
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
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
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
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
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
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
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
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
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
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
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
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
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4〕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
的虑傂尺〔5〕或清朝的营造尺〔6〕，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
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2〕陶元庆（1893—1929） 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
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员。鲁迅前期著译《彷徨》、《朝花
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都由他作画。
〔3〕作者在陶元庆第一回绘画展览时所说的话，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所作
的《“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收入《集外集拾遗》）。
〔4〕密达尺 法国长度单位 Metre 的音译，一译米突。后来为大多数国家
所采用，通称为“米”。
〔5〕虑傂尺 东汉章帝建初六年（81）所造的一种铜尺。
〔6〕营造尺 清朝工部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当时用作标准
的长度单位。
读书杂谈〔1〕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2〕讲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
不过
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
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
是我个人
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
至
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
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
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
我想在坐的诸君之
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3〕，然而不得不学，
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
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
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
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
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
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
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
一而来的。
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
但现在的
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
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
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
——
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
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
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
有趣。
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
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
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
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
这样。
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
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
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
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
生较多的兴味罢了。
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
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
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
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
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
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
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子，
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
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
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
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
也
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
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
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
觉得有趣。
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
此刻就
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
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
这毛病。
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
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
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
创作家。
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
然而中
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
要你讲诗之原理。
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
据我看
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
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
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
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
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
当然要寻别的
事，例如教书，讲文学。
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
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
苦倒也
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
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
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
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
然而这是事前的风
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
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
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
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
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大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
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4〕。
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
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
我以为倘
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5〕去摸门径去。
倘是新的，
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6〕，厨川
白村的《苦闷的象征》〔7〕，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8〕之类，然后
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
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
纷歧。
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
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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