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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松万章发文彩…… 百年贵寿齐辉光……
这是从香港报上照抄下来的，一连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
这诗大约还有一种“格”，如“嵌字格”〔10〕之类，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谈。所
给我益处的，是我居然从此悟出了将来的“国粹”，当以诗词骈文为正宗。史学等
等，恐怕未必发达。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师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独诗词
骈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骈文入神的饶汉祥〔11〕一死，日本人也不禁为之慨叹，
而“狂徒”又须挨骂了。
日本人拜服骈文于北京，“金制军”“整理国故”于香港，其爱护中国，恐其
沦亡，可谓至矣。然而裁厘加税〔12〕，大家都不赞成者何哉？盖厘金乃国粹，而
关税非国粹也。“可叹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叹气既完，还不想睡。重吟“征诗”，莫名其妙，稿有
余纸，因录“江霞公太史”评语，俾读者咸知好处，但圈点是我僭加的——
“以谢启为题，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诗十九首中字，复嵌全限内字。首二句
是赋，三句是兴，末句是兴而比。步骤井然，举重若轻，绝不吃力。虚室生白，吉
祥止止。洵属巧中生巧，难上加难。至其胎息之高古，意义之纯粹，格调之老苍，
非寝馈汉魏古诗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广州。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中国元气太损” 一九二七年夏天，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当局，嗾使一
部分买办洋奴用所谓“上海保安会”的名义，散发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反动传单与
图画，有一张图画上画一个学生高高站着大叫“打倒帝国主义！”他下面的一群听
众，包括绅士、学者、商人、流氓，都表示反对，其中有一个工人张嘴喊着：“中
国元气太损，再用不着破坏了！”
〔3〕高长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有这样谩骂作者的话：“鲁迅
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
下文“身心交病”、“新时代的青年”，也是引自高长虹的文章。
〔4〕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
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如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明
书》之狱；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十年（1732）吕留良、
曾静之狱；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之狱；乾隆四十三年（1778）
徐述夔《一柱楼诗》之狱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几次大狱。
〔5〕《茅亭客话》 宋代黄休复著；《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参看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一节及其注〔6〕、〔7〕。
〔6〕《鸡肋编》 清代胡珽《琳琅秘室丛书》中收有此书，系以影元钞本校文
澜阁本；这里是指夏敬观据琳琅秘室本校印的本子，一九二○年七月出版。文澜阁，
收藏清代乾隆年间所纂修的“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在杭州西湖孤山附近，建于
乾隆四十九年（1784）。
〔7〕“循规蹈矩”之道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令增加房
捐，受到人民的反抗。租界当局御用的“上海保安会”便散发题为《循规蹈矩》的
传单，说“循规蹈矩”“是千古治家治国的至理名言；否则，处处演出越轨的举动，
就要家不家，国不国了。”
威胁群众不得为此事“罢工辍业”。
〔8〕罗素（B．Russell，1872—1970） 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来我国讲学，
曾至西湖游览。他“称赞”杭州轿夫“常是笑嘻嘻”的话，见所著《中国问题》一
书，其中说几个中国轿夫在休息时，“谈着笑着，好像一点忧虑都没有似的。”
〔9〕江霞公太史 即江孔殷，字少泉，号霞公，广东南海人。清末翰林，故称
太史。他当时是广东军阀李福林的幕僚，经常在广州、港澳等地以遗老姿态搞复古
活动。
〔10〕“嵌字格” 过去做旧诗或对联的人，将几个特定的字（如人名地名或
成语），依次分别用在各句中相同的位置上，叫做“嵌字格”。
〔11〕饶汉祥 湖北广济人，民国初年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他作的通电宣言，
都是骈文滥调。他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去世，同月二十九日《顺天时报》日本记者著
文哀悼，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
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
眚于斯文也。”
〔12〕裁厘加税 厘即厘金，是起于清代咸丰年间的一种地方货物通过税。一
九二五年十月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日本等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
会上曾讨论中国裁撤厘金和增加进口税等问题。各国代表大都以裁撤厘金为承认中
国关税自主的条件，反对中国在裁厘以前提高进口货物的税率。他们所以在会议上
提出裁厘，意在抵制中国增加关税的要求，因为他们明知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本是不
可能裁撤厘金的。
谈所谓“大内档案”〔1〕
所谓“大内档案”〔2〕这东西，在清朝的内阁里积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庙里塞
了十多年，谁也一声不响。
自从历史博物馆将这残余卖给纸铺子，纸铺子转卖给罗
振玉〔3〕，罗振玉转卖给日本人，于是乎大有号咷之声，仿佛国宝已失，国脉随之
似的。
前几年，我也曾见过几个人的议论，所记得的一个是金梁，登在《东方杂志》
〔4〕上；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5〕，随时发感慨。
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
《论档案的售出》，蒋彝潜〔6〕先生做的。
我觉得他们的议论都不大确。
金梁，本是杭州的驻防旗人，早先主张排汉的，
民国以来，便算是遗老了，凡有民国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为很可恶。
罗振玉呢，
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
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
了。
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
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
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
〔7〕，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
蒋先生是例外，我看并非遗老，只
因为sentimental〔8〕一点，所以受了罗振玉辈的骗了。
你想，他要将这卖给日本
人，肯说这不是宝贝的么？
那么，这不是好东西么？不好，怎么你也要买，我也要买呢？我想，这是谁也
要发的质问。
答曰：唯唯，否否。
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
的。
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
况且
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
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
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
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
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
不信，虽然在民国。
“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9〕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
堆在内阁里的乱纸，大家主张焚弃，经他力争，这才保留下来的。
但到他的“国朝”
退位，民国元年我到北京的时候，它们已经被装为八千（？）麻袋，塞在孔庙之中
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满了大半亭子。
其时孔庙里设了一个历史博物馆筹备
处，处长是胡玉缙〔10〕先生。
“筹备处”云者，即里面并无“历史博物”的意思。
我却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们发生了一点关系，眼见它们的升沉隐显。
可
气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后来看见外面的议论说得天花乱坠起来，也颇
想做几句记事，叙出我所目睹的情节。
可是胆子小，因为牵涉着的阔人很有几个，
没有敢动笔。
这是我的“世故”，在中国做人，骂民族，骂国家，骂社会，骂团体，……
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个人，有名有姓。
广州的一种期刊上说我只打叭儿狗，不骂
军阀。
殊不知我正因为骂了叭儿狗，这才有逃出北京的运命。
泛骂军阀，谁来管呢？
军阀是不看杂志的，就靠叭儿狗嗅，候补叭儿狗吠。
阿，说下去又不好了，赶快带
住。
现在是寓在南方，大约不妨说几句了，这些事情，将来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说。
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
既非欧化，也不
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
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为自己在南
方，他们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觑他们。
他们是突然会在你眼前阔起来的，
真是神奇得很。
这时候，恐怕就会死得连自己也莫明其妙了。
所以要稳当，最好是
不说。
但我现在来“折衷”，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
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上帝安我魂灵！
却说这些麻袋们躺在敬一亭里，就很令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长胡玉缙先生担忧，
日夜提防工役们放火。
为什么呢？这事谈起来可有些繁复了。
弄些所谓“国学”的
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书院〔11〕的高材生，不但深研旧学，并且博识前
朝掌故的。
他知道清朝武英殿里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你也偷，我也偷，偷
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们似乎要来查考的时候，就放了一把火。
自然，连武英
殿也没有了，更何况铜活字的多少。
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减少，工
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
胡先生因此想
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后，敬一亭也照例烧起来；就到教育部
去商议一个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
专管这一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然而司长是夏曾佑〔12〕先生。
弄些什么
“国学”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
《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地清楚。
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
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
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
结果是办事
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
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
动不得”。
这两位熟于掌故的“要办”和“不办”的老先生，从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说
说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
于是麻袋们又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这回是F先生〔13〕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
我想，他一
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
这一类谣言是
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
有一天，
他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14〕试看麻袋。
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
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
得不希奇。
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
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
殿试〔15〕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
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听说名次高一点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
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
也有清初的黄榜，
也有实录〔16〕的稿本。
朝鲜的贺正表，我记得也发见过一张。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但奇怪，这时以考察欧美教
育驰誉的Y次长〔17〕，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18〕，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
他们
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19〕，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
凡有我们检起在
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
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
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约是几叶宋版书作怪罢，F总长要大举整理了，另派了部员几十人，我倒幸而
不在内。
其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经迁在午门，处长早换了YT〔20〕；麻袋们便在
午门上被整理。
YT是一个旗人，京腔说得极漂亮，文字从来不谈的，但是，奇怪之
至，他竟也忽然变成考古家了，对于此道津津有味。
后来还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么
《司马法》〔21〕，可惜缺了角，但已经都用古色纸补了起来。
那时的整理法我不大记得了，要之，是分为“保存”和“放弃”，即“有用”
和“无用”的两部分。
从此几十个部员，即天天在尘埃和破纸中出没，渐渐完工—
—出没了多少天，我也记不清楚了。
“保存”的一部分，后来给北京大学又分了一
大部分去。
其余的仍藏博物馆。
不要的呢，当时是散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据“高等做官教科书”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
派部员几十人办理，虽
说倘有后患，即应由他们负责，和总长无干。
但究竟还只一部，外面说起话来，指
摘的还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
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总长无干了。
于是办公事，请各部都派员会同再行检查。
这宗公事是灵的，不到两星期，各
部都派来了，从两个至四个，其中很多的是新从外洋回来的留学生，还穿着崭新的
洋服。
于是济济跄跄，又在灰土和废纸之间钻来钻去。
但是，说也奇怪，好几个崭
新的留学生又都忽然变了考古家了，将破烂的纸张，绢片，塞到洋裤袋里——但这
是传闻之词，我没有目睹。
这一种仪式既经举行，即倘有后患，各部都该负责，不能超然物外，说风凉话
了。
从此午门楼上的空气，便再没有先前一般紧张，只见一大群破纸寂寞地铺在地
面上，时有一二工役，手执长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别的他们所要的东西。
那么，这些不要的东西，应该可以销毁了罢，免得失火。
不。
F总长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他知道万不可烧，一烧必至于变成宝贝，
正如人们一死，讣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
况且他的主义本来并不在避火，所
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这些废纸从此便又没有人再提起，直到历史博物馆自行卖掉之后，才又掀起了
一阵神秘的风波。
我的话实在也未免有些煞风景，近乎说，这残余的废纸里，已没有什么宝贝似
的。
那么，外面惊心动魄的什么唐画呀，蜀石经〔22〕呀，宋版书呀，何从而来的
呢？我想，这也是别人必发的质问。
我想，那是这样的。
残余的破纸里，大约总不免有所谓东西留遗，但未必会有
蜀刻和宋版，因为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
现在好东西的层出不穷者，一，是因
为阔人先前陆续偷去的东西，本不敢示人，现在却得了可以发表的机会；二，是许
多假造的古董，都挂了出于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还有，蒋先生以为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来败去总
得糟蹋得很多。
”那可也不然的。
从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战争，图书馆从未遭过损
失。
只当袁世凯称帝时，曾经几乎遭一个皇室中人攘夺，然而幸免了。
它的厄运，
是在好书被有权者用相似的本子来掉换，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这
里多说了。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
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
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大内档案” 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内的诏令、奏章、朱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