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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女性一般。留学生大多数是家里有钱，或由政府派遣，为
的是将来给家族或国家增光，贫穷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语。所以，虽
在现在，其实是缠着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谈，只要看同一的《申报》上，记载着多少“呼吁和
平”的文电，多少募集急赈的广告，多少兵变和绑票的记事，留学外国的少爷小姐
们虽然相隔太远，可以说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显微镜，难道就不能想到用望远
镜吗？况且又何必用望远镜呢，同一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里就又说：
“……据说使领馆的穷困。不自今日始。不过近几年来。有每况愈下之势。譬
如逢到我国国庆或是重大纪念日。照例须招待外宾。举行盛典。意思是庆祝国运方
兴。
兼之联络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领馆必备盛宴。款待上宾。到了去年。为馆费
支绌。改行茶会。以目前的形势推测。将后恐怕连茶会都开不成呢。在国际上最讲
究体面的。要算日本国。他们政府行政费的预算。宁可特别节省。惟独于驻外使领
馆的经费。十分充足。单就这一点来比较。我们已相形见拙了。”
使馆和领事馆是代表本国，如杨女士所说，要“庆祝国运方兴”的，而竟有
“每况愈下之势”，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②则人民的过着什么生活，
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国比利时的女人们究竟是单纯的，终于请求了原谅，假使
她们真“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
可真是没有面子了。
假如这样，又怎么办呢？我想，也还是“就此一笑而散”罢。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冬
华。
②“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语见《论语·颜渊》，是孔丘弟子有若的话，文
中作“孟子曰”，系误记。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①
一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②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
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
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③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
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④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⑤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
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
仂句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
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
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
“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
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⑦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
“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
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
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
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
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
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
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
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
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
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
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
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⑧这字不必
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
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⑨，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
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
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⑩，读
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
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
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
“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
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
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
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
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
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
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
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
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
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
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
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
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⑾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⑿，梁
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⒀，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⒁。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
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
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
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
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
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
“什么区别”。识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
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
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
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
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⒂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
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
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
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
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
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
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
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
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
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
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
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
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
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
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
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
《书经》⒃，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
上谕，⒄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
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
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
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
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
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
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⒅。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
“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⒆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
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
“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
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
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
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不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
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
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⒇的学者们，看
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
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像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
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
的一点材料而已。”（21）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
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
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22）和托罗兹基的
半部《文学与革命》（23），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
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
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
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
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
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24）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
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
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
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
态度褊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25）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
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
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
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26）说地体运动，达尔文（2
7）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
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
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2
8）“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
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
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
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
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
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
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
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
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
“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
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
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
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
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
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
优越的地位，无产者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
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
艺学术”（29）。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
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
（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
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