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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这种取巧和混迹的留学生颇多，陈寅恪也曾私下向吴宓说过：“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更不幸的是，许多留学生回国之后，贩卖一知半解的学问，以打倒中国
传统文化而自高，这些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论者，并非真正的学问家。
陈寅恪为学之勤，学识之富，在留德学生中屈指可数，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对家国旧事和当今情势等陈寅恪都很在意，也很乐于同人讨论。早在哈佛时，他就参加过“以促进国家自卫力之发展为宗旨”的中国国防会的活动。中国国防会是1915年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痛愤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苛款而成立的爱国组织，以唤醒同胞、团结国人、共御外辱、救国图存为奋斗目标。1919年6月16日，国防会会员在康桥聚会时，向来省吃俭用的陈寅恪和吴宓一道，慷慨宴请到会的诸位朋友。陈寅恪到柏林后，也时常同一些留学生聚会。这种聚会，除切磋学问外，陈寅恪还高谈国家大事。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对是非善恶的明辨，令当时一同留学的朋友记忆犹新。据李璜回忆，他留学德国时，常与陈寅恪、陈登恪兄弟在康德大道街头的咖啡馆中把酒清谈，陈寅恪常赞誉清末名臣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学术和政绩，对于袁世凯媚外篡国的卑劣行径则深恶痛绝。还常常与大家探讨中国将来的政治、教育、民生等问题，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大众，民生应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这些言论和见解，表达了他的是非善恶观念，浸透了他深沉的爱国之情和为国家寻求富强之路的探索精神。
1925年，一个对于陈寅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年份，祖国母亲向海外的游子敞开了怀抱，负笈求学二十余载的陈寅恪，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第三章 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
一、国学研究院始末（1）
惊鸿一现
在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有一道风景让人流连忘返——那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它培养了一代薪火承传的通才硕儒。在陈寅恪的生命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里一代大师绽放着他独特的学术魅力，开始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路程。
清华国学研究院，又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是清华大学为大学毕业和有国学根柢者专设的学术研究机构，它的设立有当时复杂的学术和时代背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被两种矛盾所困扰着。一方面，学人面对近代社会的屈辱和落后，对自身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否定，发出了鲁迅“狂人”的语言和行动，往往表现为声势浩大的对传统的颠覆和全盘否定。此为“疑古”。另一方面，当西方文化以无可阻挡之势冲击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时，那种强烈的失去精神家园无所归依的恐惧感，又使他们做千年回望，表现为强烈的“复古”、“信古”。在这两种矛盾的思索下，富有卓见的学人在寻找着一种更好的平衡方法。五四运动后，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呼声甚是响亮。它与传统的古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把东西方文化完全的对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的东西”。他们用近现代的科学思想、观点和方法，重新解释传统文本，省察历史，以回应当世。于是清华国学院应景而生，并身体力行，开始了创世纪的实践。清华大学的前身，是20世纪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因校址是在大清皇帝行园之一的清华园，初建时称清华国立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清华学校。这样的历史背景，使清华建校时便烙上了殖民文化的印痕。从初创直至20年代中期，清华的校务从教育方针到教师延聘，从规章制度到校园风物，从语言文字到生活方式，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清华参观后所说：“其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尤其国学一门，其教师皆为前清进士举人，思想迂腐，教学内容陈旧，长期处于落后沉闷状态，充满晚清遗老遗少没落的霉味，在外界一直给人以零星、浅陋、不通国文的公共形象。与此不同的是，邻校北京大学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持下，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治校，于1922年1月，成立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延揽了一大批名教授、名学者，学校的学术水平、学生质量蒸蒸日上，虎虎有生气，使有优裕物质基础支撑的清华相形见绌。随着大批清华留学生的学成归来返校任教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教育的长足发展，至1925年，全国大学增至47所，在校生达2万余人，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与之相呼应的，教育界出现了“改大”潮。
清华“改大”，先后经历三任校长。1918年2月，张煜完全接管清华不久，就筹办大学一事，在全体中西教职员会议上通过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议案。并于1920年1月将筹委会工作计划呈交外交部，决定逐年停办中等科，集中财力办大学部。这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1921年金邦正任校长时，开始将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为“改大”做基础性的准备。1922年4月，曹云祥校长到任，旋即筹划“改大”的一切措施和步骤，决定自1924年为大学筹备期。1924年2月，清华聘请范源濂、胡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5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清华“大学储备委员会”宣告成立。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交的纲领草案，随即成立了由曹云祥、张彭春、梅贻琦等10人为委员的“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新制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和国学研究部三制并存的过渡形式的教学机构。1925年2月，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相关章程，决定先开国学一科。1925年5月；改制后的清华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他们后来被称为清华大学第一级学生。清华大学开始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向完善的综合型大学过渡。1925年9月1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1925年9月14日正式开学，同时创办《国学论丛》季刊，以供学界师生切磋交流。其成立的过程，与北大国学门相比多了几分曲折与复杂。
关于创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义旨、方针，时任研究院办公厅主任的吴宓在开学报告中有所阐述，这在《清华大学校史稿》中记录得较为详备：“（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之方法，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盖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之研究。而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此言阐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是希望通过这一学术机构，培养造就一代国学门的通才硕儒，精研深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西文化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达到融通与创新。清华《研究院章程》中也阐明此一义旨：“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造就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研究院的教学采取导师制，“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据当时研究院的学生蓝文徵回忆：“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古之“从师受业，谓之从游”，此“游于圣人之门”式的师生之谊，同乐之境，让后辈学子顿生无限倾慕之情。可惜此情此景已成遥远的绝响。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组织也很别致，是一所独立的研究机构，与大学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教学目的是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专才，学科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音乐以及东方语言。其课程的设置也别具特色，分“讲演”和“专题研究”二种。“讲演”为研究院学生所必修，每人至少须选定四种，由教授拟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至两次。“专题研究”则是在各教授所指定的学科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学力为本年内的研究课题，所设的学科达到23类。招生对象不限于大学毕业生，凡有经、史、小学根底者都可应考。但这些繁多且深入的学科，使得报名的学生中大多是已有专著的较为成熟的青年学者。尽管如此，研究院的入学考试还是相当难的，共分为普通国学、作文和正式选考的六门课，内容非常复杂。
虽然是振兴国学，但研究院的风格则兼取中西之长，全院的中枢是导师，这显然仿效牛津和剑桥的成规。但开课时校长介绍导师，学生必须行拜师礼，又似古时书院的遗风。导师指导学生读书，写论文。学生选定某一位导师后，即以“专业请业”，但也可以请多位导师同时指导。论文完成后，导师核定，一年就可毕业，但也可能延长到二年至三年，甚至四年。毕业证书由清华校长及全体导师签名盖章，这是民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在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教师职称中，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导师。它的含义大概有下列几条：第一，他们的职责主要不是“教”，而是“导”；第二，他们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不限于学生，助教、教员、专任讲师以至教授，都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如朱自清、吴宓就经常去听陈寅恪的课）；第三，他们的物质待遇一般都高于一般教授，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如陈寅恪工薪最高时达大洋五百元，王国维、赵元任可得两套教授住宅，等等。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的清华掌门人梅贻琦先生就职演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拥有一批高质、稳定的一流教师队伍，是一所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清华国学研究院自筹建之日起，便委托有关人士自国内外网罗寻求国学界德高望重的泰山北斗来研究院担任教职，专门聘为导师。
由于清华校方的开明、诚恳、远见卓识及对知识、学人的尊重和学者们之间的共同追求与彼此理解、合作，同时依靠其丰厚的物质基础，在短时间内众望所归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四大导师（后黄节、傅增湘、溥桐及外籍音乐教师古普克也曾称导师），专任教师考古学家李济（后增加林宰平、马衡）及助教赵万里、浦江清（后又增加了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余永梁）等一时之选的众多才俊齐聚美仑美奂的水木清华，形成声名远播、蔚为壮观之景，昭示着清华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的来临，为其今后的发展，为造就一代薪火相传的硕学通儒奠定了基础。聘请四大导师来清华任教，其间发生的诸多颇可玩味深吟的掌故、趣闻，思来仍令今辈学人唏嘘慨叹。
第一位到校的导师是王国维（1877…1927）。王国维应聘前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上已有突出成绩。1923年后，转治西北地理和蒙古史，也颇受好评。胡适曾奔走推荐王国维任导师，起初王国维并不愿意就任。后胡适又多次往来京津相劝，并请得清废帝溥仪的“圣旨”，王国维才同意去职就聘。当时国学院学生蓝文徵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中曾这样记述了邀请王国维为导师及研究院初创时的情景：民国十四年国学院成立时，校长为曹云祥，曹是外交官，不懂办学校。他请胡适之订研究制度，胡适之以中国旧式书院及英国学院制，裁长补短而成清华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问，专任先生称导师，年青些则称讲师，无教授，亦无校长，只在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管理杂事。制度订妥，曹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资格。胡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此外；《吴宓自编年谱》中，还有一段足可显露当时学人风采和国学大师性格的记载，1925年2月23日；“宓持清华曹云祥和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看来如不是胡、曹二人至诚厚意，吴宓执以中国传统学人之礼，于王府堂前行三鞠大躬，王很可能如拒绝北京大学的迎聘那样，能否“乃决就聘”，尚未可知。王国维担任课程的范围，包括“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指导研究生的范围则包括上古史和经学等。
第二位到校的导师是梁启超（1873…1929）。礼聘梁启超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较为顺利。梁启超在应研究院之聘前，与清华关系已久。1914年冬，刚刚建校3年的清华，便邀请当时社会声望如日中天、任司法部长的梁启超到校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用《易经》“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少年学子们树立“完整人格”，这对清华的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立为清华校训。同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已于11月30日来清华，“假馆著书”约10个月，取名所居的西工字厅为“还读轩”。自1920年12月2日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1922年2月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所以当1925年2月22日吴宓持聘书往天津梁启超的寓所请为国学院导师时，梁启超欣然就聘。其讲授和指导的课程有“中华文化史”、“儒学哲学”、“历史研究法”等。
第三位到校的导师是赵元任（1892…1982）。赵元任于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名列第二。在美国留学期间，先后毕业于康奈尔和哈佛大学，主修数理和音乐，得哈佛物理博士（1918）。两年后回国，最初在清华教数学。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赵元任担任翻译。他常将罗素的讲稿译成不同的方言，正确而流利，因而引发他对语言学的兴趣，从此致力于此。1921年秋赴美，到哈佛大学教中国语文，同时研究音韵和乐理。1924年离开哈佛到欧洲旅行研究，在瑞典时与汉学家高本汉论学，并商谈翻译高氏名著——《中国语音学研究》。1925年回清华任教，接受研究院应聘，主要讲授“语音学”、“苏州方言调查”等。
最后到校的导师便是陈寅恪，也是最费周折的。国学研究院开办时，陈寅恪尚以翩翩36岁佳公子独身之躯在德国
留学。虽然陈寅恪长期游学欧美，学问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