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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计划考虑。这时候虽然提出，但位置放到狠抓之后，实际上在投资方面仍然没有作为重点考虑，仍然强调依靠学大寨的精神动力。
从四五纲要（草案）执行的第一年－1971年看，主要经济指标都得到完成。
工农业总产值3520亿元（均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为计划的10。5％，比上年增长12％。其中，农业增长3％、工业增长14。9％。粮食产量5003亿斤；棉花4210万担，只完成计划的86。7％－84。2％。钢2132万吨，原煤39亿吨，原油3941万吨，发电量1384亿度，均超额完成计划。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增加但是，这一隼盲目追求高指标使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的问题，不仅暴露出来，而且进一步恶化，导致了全国性的严重后果。表现在数量上，是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
1970年和1971年，原计划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超出计划两倍以上。1971年全国工资总额按计划应控制在296亿元内，实际达到了302亿元。1971年粮食销售量计划为794亿斤，实际达到855亿斤。1972年底，职工人数又超计划招收183万人；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又增加38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2亿斤。
三个突破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限度，造成了多方面不良影响。多招收的983万人中，约有600万人是直接从农村招进城市的，过多过快地减少了农业劳动力，不利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短时间内大量增加吃商品粮人口，也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1972年全国粮食统购量只有7927亿斤，出现了1345亿斤的缺口，不得不动用库存和进口。随着工资总额的增长，货币发行量必然要增加，19711972两年共增发货币276亿元，超计划126亿元，到了最大警戒绒，出现了第四个突破，给市场带来很大压力。1971年社会商品购买力比上年增加12。2％，而零售商品货源只增加5％。市场商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更加突出。
过热的后果，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上，是出现了严重的失调。主要是积累率过高，农轻重比例进一步不合理。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逐年上升，1969年为1970年为32。9％。1971年为34。1％。而农业投资越来越少，1971年只占总投资额的10％，还有一部分被地方基建挪用，工业投资却达65。2％，相差悬殊超过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仅占58％，是建国以来除1963年外最低的。
基本建设规模急剧扩大，一些重点基建项目纷纷盲目上马。1969年，包括工业在内的基建投资额为186亿元，1970年猛增到295亿元，增长幅度高达58。6％。1971年又增加26亿元。这种依靠高投资，实现高积累，以保证工业增长高速度的做法，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导致职工生活出现下降趋势，给以后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欠账。
过热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各种经济效益的降低。基建规模过大，降低了投资效果。1971年计划建成投产的356个项目，实际只建成115个；39种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有36种没有完成计划。1972年计划投产的大中型项目260个，实际上完成个。计划投产的单项工程700多个，实际上只完成370多个。41种产品的新增生产能力，完成计划的只有2种。忽视科研和技术培训，排斥科学管理，从农村招收的大批新工人素质较差，都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1971年比1970年降低0。8％。1972年又比1971年降低54％。由于一味求快，生产中浪费现象严重。冶金部重点企业年的每一单位焦比、机车煤耗、发电煤耗。都比1966年有大幅度增高。由于盲目求多，产品质量日趋下降。以国防工业为例，为援外装配的一批40架歼6歼击机，经检查就有7架不合格，无法交付，占全数的17。5％。
二、极左思潮和林彪集团对四五计划的干扰破坏
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正式写进新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妻子叶群，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全国成立的29个省市区革命委员会，有个以上的主任都是现职军人，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军队将领出任的军代表。
1969年12月，林彪在他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之下，设置了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下设航空、电子、兵器、造船四个小组，组长分别由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兼任。
这样一来，林彪集团实际上将原来由国务院领导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导权掌握到他们手中，也相应分割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业务组对其他部门的经济建设领导权。
另一方面，当时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以为世界大战、核战争一触即发，这种左倾思想促使战备工作压倒一切，由军人组成的林彪集团也借此控制了更多的权力。
1969年9月27日，全军战备会议结束，毛泽东、林彪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林彪在接见中讲了那句后来冲击全局的话：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过度紧张的战备使林彪集团的权力急剧膨胀起来。他们直接插手国务院部委工作，大肆发布战争迫在眉睫的指示，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计划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此外，由于原有的基层经济管理干部大多被打倒和排斥，大批军队干部被推到各个经济部门主管地位，虽然与林彪集团没有联系，但也惯于服从来自军队系统的命令，客观上造成了林彪集团的权力影响扩大。他们中大多数人缺乏经济管理经验，又有很高的政治热情，正如陈云所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说搞什么就搞什么。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四五计划初期的编制和执行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和干扰。一方面军事工业作为压倒一切的主要任务冲击了其他经济领域，一方面军事工业自身也因为打乱原有计划、盲目上马而成为被冲击的主要对象，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一）打乱原有计划平衡，盲目扩大军事
工业生产，乱上重点项目，使得因文化大革命本已不正常的国民经济体系雪上加霜，更加混乱1969年6月，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接着在三线地区安排了一大批军工建设项目。
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8日时30分，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正式下达，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其中第四项是迅速抓紧部署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坐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同日还下达了给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的指示（第四号令），要求抓紧军工生产。第一号令成为军事工业更加盲目扩大的直接动力。
在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组长吴法宪的控制下，1969年到1971年时期，航空工业新开工的46个项目中，没有资料和设计的就多达36个，三五计划时期，航空工业在三线地区投资占总投资的93。4％四五计划时期经过调整仍然占83。2％。许多企业选址不当，缺乏科学论证，盲目开工建设，长期不能投产，生产出的产品长期不能定型，造成了严重浪费。
1969年11月，任常规兵器领导小组组长的邱会作召开兵器工业规划会议，主持制定了一个新的三线和地方军工建设补充规划，要求兵器工业具备每年装备500个师的生产能力；除原有的工程建设项目要完成外，还要新增95个项目，改扩建93个项目，新建面积1300万平方米，新增金属切削设备9万台，新增职工90万人。这个需要总投资120亿元，相当于兵器工业建国20年来累计完成投资两倍的大规划，竟然规定必须三年完成，显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想。当时五机部副部长张连奎等一批干部、专家就提出了异议，邱会作便以战备和反右倾为名，组织人对这些干部、专家进行批判。
11月8日，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指出：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不能把项目安排得太多、太挤；建厂的原则应是把大改成小，把多改成精；搞生产建设不能人海战术，要短小精干。在他的干预下，虽然对规划作了调整，压缩投资、拉长进度，但在当时形势下，总的盲目扩大指导思想无法变动。于是，项目多，分布广，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同时上马，几百个项目遍地开花，造成一方面资金、物资极度紧张，一方面展量低劣、浪费严重。在实行的第一年即1970年，兵器工业计划投资预算即占国家预算内投资的13。7％，超过了正常投资比例的几倍。1970年、1971年两年，兵器工业就耗费建设投资20多亿元1970年编制四五计划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又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求新建军工厂700多个，投资210亿，相当于建国20年来国防军工建设投资累计总数的14。0％，在当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林彪一伙还宣称要搞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擅自改变了56个工厂的隶属关系，把雷达、电台、光学等专业工厂分割得支离破碎。提出三年之内全国要按六大片（东北、西北、华北、西南、豫西鄂西、湘西桂林）、四小片（新疆、皖南、山东、闽赣）布局实现配套的大军工计划。提出什么都要大搞，大搞运输机，大搞直升机、大搞空降兵、大搞火箭炮。还以战备动员和专案任务为名，肆意改变原来的国防和三线建设部署。
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黄永胜看到西方资料中提到垂直起落飞机和无壳枪弹，就提出要定为研制项目。吴法宪、李作鹏还提出要搞远程轰炸机和航空母舰。致使1971年三、四、五、六机都的科研项目，就多达1200项，列入重点的有多项，结果搞成的只有几项。三机部1970年航空工业计划建设的114个项目，绝大部分没有竣工投产。1971年计划建成投产项目29个，只能完成6个。重点扫尾项目个，只能完成两个。
李作鹏在海军科研生产中部署1971年安排生产战斗舰艇17种，其中有10种是研制产品。要求大型导弹快艇追求70年代水平，将原来快艇上70％的定型设备弃而不用，重新设计新的。结果致使新的产品出不来，老的产品也不能大批生产。上海承担实验180米长、20米宽的大型导弹艇，从1969年开始到1971年设计方案还没有产生，李作鹏又要求安上一个能够取得气象范围内的各种资料的综合气象设备和13种雷达。其中一种雷达按他提出的性能要求，就需要宽3000多米，高30米的长方形天线，这种艇上根本装不下。
在李作鹏鼓吹大搞独立完整的造船工业体系的指示下，六机部列入大三线三五计划开工的三个造船厂、一批造机厂还在建设，他们又下令在九江、宜昌地区新开两个大船厂、两个大造机厂和一批配套厂。1969年造船基建项目只有54个，1970年猛增加到109个，1971年又增加到125个。但建成投产的项目很少，1971年计划收尾项目24个，结果足完成了两三个。由于力量分散，六机部1965年开始建设的一套船厂，年年是重点，建设了六、七年，至1972年只完成。
（二）军事工业的盲目上马和扩大，严重占用挤压民用工业的资金、设备和人力，使其生产下降
1969年11月，黄、吴、李、邱四大金刚主持召开6911会议，不通过国家计委，不找主管部门，擅自决定一大批民用工业转向军工生产。他们借口战备，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下令民用企业改产、迁移，甚至拆毁，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了严重损失。
江西景德镇瓷器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享有盛誉，产品一直供不应求。为了增加陶瓷出口，国家用了2700万元，在景德镇建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陶瓷厂，设计规模为年产2000万件。1969年，吴法宪等人看中了这个厂的厂房，不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借口大搞直升机，占用了这个刚刚投产的陶瓷厂，把设备分掉，还把花了500万元建起来的隧道窑和锦窑全部炸掉。致使以后我国在国际市场瓷器贸易总额中只相当日本的五分之一。而1970年宣布建成的这个景德镇的直升机厂，至1971年仍然没有生产出一架飞机。吴法宪等就采取欺骗手段，把老厂生产的零部件拉到这里总装、试飞，说成是当年设计、刍年基建、当年投产的典型。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气愤地说：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林彪一伙鼓吹要用大计划保小计划，硬压军工任务，强占民用生产能力和材料。
1971年一机部系统就有146个厂承担了战备动员产品总装任务，其中生产矿山、冶金等机械设备的骨干厂就有76个。仅1971年7月一次会议，就压了一机部各种机械产品5528000台（件），要一机部一表态，二认账，三落实，否则不散会。沈阳120多个机械厂中，只有两个没有战备动员任务。天津手表厂承担高炮引信生产任务，结果全年少生产16万只手表，还使精密设备因生产一般产品受到严重磨损。全国2000多个县农机厂也大部分承担了常规武器的战备动员任务。1969年全国军工部门向冶金部要去的钢材，占全国可分配的13％1970年增加到164％1971年又增加到其中，高速工具钢中国年产量1万吨，相当于美国的产量，但中国的高速钢还要进口，原因是机床量只占全国20％的军工企业占用高速钢竟达全国的。
（三）借口战备需要，废除计划管理制度，不讲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靠山、分散、进洞，造成浪费严重
靠山、分散、隐蔽原则，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由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的，用以指导部分机密性鞍高的军工企业选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成为一切三线企业的选址要求，林彪更将其改变为靠山、分散、进洞。1969年7月，林彪在三北会议上以战备疏散的理由，不考虑强烈放射性的危害和中断生产的严重后果，擅自决定酒泉、包头的原子能工业要搬迁到内地的山区。二机部为此制定了搬与不搬两个方案。周恩来得悉后，立即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这两个工厂不能搬，核燃料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坚持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在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上，成都军区参谋长茹夫一揭露说：
黄、吴、李、邱在国防建设上独断专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令人难以容忍。在四川江油修建的高空模拟台，主体工程本已定点，并开始施工，拟于1972年建成。
可是，去年7月间吴法宪窜到这里，只听了半个多小时的汇报，坐在望江楼上隔江一望，伸手一指，脱口就是一道命令：全部进洞！按照他的指令，要开凿一个长2882米、高21米、宽20米的大山洞，面积21335平方米，需开挖土石方30万立方米，并且限定半年内建成。为了这个洞，工地增加施工人员3800人，施工设备核工业总公司党组：《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到今年l1月底，仅挖了17800多土石方，约占总工程量的6％，预计要到年才能建成。
山西南部坦克基地的建设，片面强调靠山、分散、进洞，分散在两个地区四个县，绵延120公里，仅铁路专用线就要建设100多公里，外加公路70多公里。管理混乱，浪费惊人，群众气愤地说：这不是打人民战争，是打人民币战争。江西一个炮弹弹体厂与弹壳厂，本应建在一起，但被分建在两处，相距150公里，建设了4年多，投资超过原计划730万元，职工人数超过原计划的1／31972年生产只达到设计能力的25％，弹体成本超过国家不变价格肆意破坏计划管理制度，是当时的最大问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吴法宪派到成都雷达厂的心腹公开提出了六不要：
（1）不要计划。他们说：要什么计划？林副主席指示就是计划。我要什么，你就生产什么，能干多少，就算多少。计划就是计划，把它丢在一边。
（2）不要设计。他们说：要什么设计？在地上画一画就行了，这才是正规，过去那个做法最不正规。
（3）不要配套。他们说：搞什么配套？你生产越多越好，搞个砖头也好，到时候一拼就是产品，允许不配套生产。就是生产一汽车螺钉、螺母也可以，你生产出来，我照样给钱。
（4）不要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