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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经可口可乐公司的保罗·奥斯汀推荐，戴维的提名，经布热津斯基的同意，还未当选美国总统的卡特才得以成为“三边人”的。卡特在竞选总统成功后，在组成政府班子成员时，首先就请教布热津斯基。而且卡特还对他说：“还在我刚进‘三边委员会’的时候，心里就想，要是我能当总统，我就请你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希望布热津斯基“帮我一把”。而布热津斯基也毫不谦虚地说：“这是我的荣幸！吉米，你决不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的。”卡特也的确公开对记者说：“我有了最优秀的顾问！”
像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担任此职务后，因其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起的杰出作用，而在世界政坛上闻名遐迩。
□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驻美联络处秘密表达访华愿望。卡特单独秘密会见布热津斯基，并给予“特别授权”，表明“布热津斯基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建立外交关系”。
□布热津斯基特地准备了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取回的岩石标本和一面带上月球的五星红旗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人民，“作为我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象征。”
１９７８年４月，对吉米·卡特来说，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或许就是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了。他已经内部秘密决定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施战略报告，建议中美建交时间为“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卡特觉得，中国人将每年的１月１日叫作“元旦”，是吉祥的开始的含意，中国人会很喜欢这个日子的。而离这个日子不到８个月了，美中双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除障碍和分岐吗？美方的“最低限度”方案已经调整为：要中方接受美国对台湾军售的安排。这是建交谈判的核心基本点。中国能接受吗？没有人能知道。结果会怎样？为此，他曾授意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带着这个“最低限度”建交条件回北京去作一些试探，设法将美国的这一想法准确地传递给中国人，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些美国人可以接受的回应。可是，伍德科克为此使尽浑身解数，能做的都做了，仍然没有得到中国的任何回应。或许只有派出总统特使飞赴北京直接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沟通这一条路了。因为时间紧迫，时年（１９７８年）的秋冬，国会大选之后，正好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时机窗口”，这是一个有利于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在这个时候，国会正在休会，由于刚刚经历人事调整，反对派力量相对薄弱，很难立即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这个“时机窗口”从秋天一直开到１９７９年１月中旬新一届国会开会之前。如果不在１９７８年内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等到明年国会开会之后，这个“窗口”就会因为两个因素的限制而关闭：一个是与苏联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一旦达成后，争取参议院的批准势必是一场战斗；二是１９７９年将是总统大选年，卡特的一班人要集中精力，应付总统大选，而这时必须考虑党派斗争和国会可能对某些外交政策的指责。
而作为布热津斯基，自然不愿意放弃像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使其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杰出人物一样，他曾多次敦促总统改善美中关系。而早在１９７７年的１１月３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设宴为即将回国的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饯行时（当时卡特总统对黄镇和记者们说：“由白宫出面为即将离任的外交使节饯行，在美国外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黄镇完成了自己担任该职５年半期间的最后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当众向布热津斯基发出了访华的口头邀请。其实，这也是布热津斯基在此前授意他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向韩叙提出了“希望中国领导人邀请他去北京访问”的。而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也建议卡特让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这次黄镇的口头邀请，就是中国政府对布热津斯基的重要回应。布热津斯基自然暗自心喜，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这自然受到了作为国务卿的万斯的强烈反对，并为此爆发了争吵。
然而当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４日国务卿万斯的北京之行，在中国碰到了“邓小平的钉子”，没有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何协议的时候，布热津斯基自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该他出场了。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６日，华盛顿正式通知北京，布热津斯基接受了邀请，具体日期待定。４月２６日，白宫宣布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日期定为５月２０日。这就表明卡特总统开始准备迎接他在外交事务的决策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挑战。
５月１２日上午，布热津斯基按照惯例工作程序，到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呈递最新简报，在介绍完最近２４小时内世界各地的情况后，起身告辞时，卡特让他留下来，说：“兹比格纽，你等等，我想和你专门谈一下你访问北京的事情。”
等布热津斯基坐下来后，卡特就说：“我已经想好了，希望能加快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你此次到了北京，如果看准了情况，你就可以见机行事，抓住机会，把关系正常化推进一步。我给你特别授权。”
听到总统如此的决断，布热津斯基顿时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了，说：“这太好了！”
卡特继续说：“你见到中国的领导人，就说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本条件，但是中方也须同意美方的两项基本条件：其一，美方公开声明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请中方不要加以驳斥；其二，美方应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好，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办。”谈话后，布热津斯基立即在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的协助下，将总统的这次谈话整理成有五页纸的书面指示，呈交卡特审阅，请卡特签字，以作总统授权依据。
但卡特并没有马上在此份书面指示上签字。他准备开一个会，给几个要员通气。５月１６日上午，卡特总统亲自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布热津斯基即将进行的访华事宜。往常总统召开这类涉及外交事务的政策会议，通常都是万斯先作发言。这次，大家也像往常一样，先看看万斯。万斯则坐在沙发上，一反常态，默不作声。
卡特知道万斯由于自己的意见未得到采纳，心中不高兴。于是，卡特就示意国防部长布朗先说。布朗此次态度鲜明，极力主张总统授权布热津斯基同中国进行更为广泛、更加实质性的会谈。布朗说：“我们应当借助这次访问，将美中关系正常化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布热津斯基也说：“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大幅度地推进关系正常化，而且还要进一步发展美中军事战略关系，我想总统考虑，能否在我的已经确定的访华代表团名单中，再增加助理国防部长阿布拉莫维兹，责成他在北京专门向中国方面通报全球战略形势。”
卡特基于急剧变化的美苏关系和国际形势，接受了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观点，因而在会上表态说：“布热津斯基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建立外交关系。”
总统在这样的会议上作了决定，万斯尽管不悦，也不再持反对意见。
５月１７日，卡特在此份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书面指示上略作修改，然后签字。在这份文件中，卡特总统就中国问题作了一些重要而高度机密的决定。其中提到两个关键问题，即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关系问题和美中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卡特指示布热津斯基告诉中国人：“我们把美中关系看做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方面。美国和中国有着某些共同利益，双方有着彼此一致的长远的战略利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反对任何国家谋求全球或者地区性霸权。所以你的访问不是战术性的，而是要表明我们对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具有根本和持久的性质。访问一开始，你就要强调这一点。”
关于美中建交问题，卡特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你应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向前迈进，积极谈判，扫除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因此，布热津斯基的访华之行，也就被赋予了洽谈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非同一般的重要使命。与上次万斯国务卿所作的试探性访华相比，布热津斯基的访问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访问。
布热津斯基格外重视这次访问，为了表示友好，他特地准备了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取回的岩石标本和一面带上月球的五星红旗作为礼物，并成功地说服了卡特总统给华国锋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华主席：特备月球岩石标本一份，赠送给您和中国人民，作为我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象征。”
万斯对布热津斯基的行动有些耿耿于怀，在布热津斯基访华的计划确定后，原来就商定不提前向苏联打招呼。但后来，布热津斯基得知，国务院有人未经白宫准许就擅自向苏联驻美大使馆打了招呼。以致苏联在布热津斯基抵达北京之前，就匆匆忙忙将离任已久的苏联驻华大使伊利切夫派回北京来。
在布热津斯基即将成行之际，万斯又去向卡特建议，在布热津斯基访华之前应该邀请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美国，想以此来削弱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战略意义。布热津斯基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据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实力与原则》一书中记述，为了不让苏联因素干扰其访华之行，他劝说卡特拒绝了万斯的建议。这样，邀请葛罗米柯访问美国的计划就经卡特同意被推迟至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之后。
布热津斯基临行前，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求见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布热津斯基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希望美国考虑改变这个访华日期，因为那一天正好是台湾新“总统”蒋经国就职典礼的日子。国务院中华民国科的官员只好说对这种巧合表示遗憾。奥克森伯格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事无法改变了。”
沈剑虹还不甘心，就要求约见布热津斯基本人。但是，布热津斯基传出来的答复是太忙了，只能在访问北京回来以后再考虑会见。沈剑虹敏锐地感觉到形势有些不妙了。
５月１９日，布热津斯基一行终于乘专机飞离华盛顿，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并按计划于５月２０日抵达北京。
第二部分邓小平迷住了“三边主义”的创始人——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2）
□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听了布热津斯基的汇报后，卡特说：“你被邓小平迷住了”。
当布热津斯基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时候，表面的平静并不能掩饰其内心的波澜，他的心像太平洋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已。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回忆起这次北京之行时说：他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这次访问，与１０年前的１９７１年夏天基辛格那次秘密飞越喜玛拉雅山的“勃罗行动”联系起来。甚至他还想到非常巧合的是为美中关系正常化做出贡献的基辛格和自己，两人竟然都是非美国出生的移民（基辛格是在德国出生的，他是在波兰出生的），而且在接受这项任务时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又没有什么特殊感情，只是有相同的战略考虑。
在飞机上，他还非常关心讲究礼仪的中国会给予他什么样的礼遇。他问助手们，基辛格和万斯第一次飞抵北京时都有什么人去机场迎接。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奥克森伯格告诉他，基辛格第一次飞抵时，迎接他的是过去与马歇尔将军在军调部共过事的叶剑英元帅，后来是军委副主席，还有就是当时刚宣布出任驻加拿大大使的黄华；而去年迎接万斯国务卿的是已经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布热津斯基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担心他飞抵北京时受到怠慢。他所担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职务上与国务卿相当，会受到相同的欢迎礼仪吗？
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中午，布热津斯基一行十人抵达北京。同行包括他的夫人，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国防部的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国务院的里查德·霍尔布鲁克、弗兰克·普雷的助手本·休伯曼和奥克森伯格等。
当美国专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外交部长黄华夫妇出现在舷梯下的时候，他很高兴。他曾说：“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中国人决定对这次访问给予与国务卿来访同样的规格。”
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访问北京，印象很新鲜。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说：
为了使中国参加到我想要推进的关于建立更广泛关系的会谈中来，我们中的４个人准备向中国人广泛地介绍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专谈我们对苏美均势的估计及由此产生的战略问题；国防部的莫顿·阿布拉莫维兹，全面介绍军事情报，并提出两国军事代表团互访的建议；国务院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专谈扩大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在费兰克的新闻班子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本·休伯曼，专谈扩大科学合作，包括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博士可能访华的问题。我在中国事务方面最亲密的顾问米切尔·奥克森伯格则直接与我一起准备我所要作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全面介绍，这一介绍是我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更为直率的讨论的序幕。
当天晚上，外交部长为我举行正式晚宴，席间互相祝酒———我们祝酒时措词谨慎，以示我们意图的严肃性。
星期天早晨，我们先去参观毛泽东的纪念堂。看到有教养的中国人也学俄国人的作法，将他们的革命领袖的遗体作了防腐处理并予以展出，我未能苟同，对于所谓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风格。这个上午余下的时间用于与中国外长进一步交换意见，他介绍了中国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下午，我参观了紫禁城。这种宫殿与手工艺品卓越非凡的组合，使人们理解到中国本身一直就是一种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比，相当不同寻常而富有特色。然后，我与邓小平副总理第一次会谈，晚上也同他在一起，在仿膳吃了一顿精致的便宴，仿膳饭馆设在北京中部的北海公园，前面有个小湖。饭罢，去听京戏，上演的都是传统的京戏，显然与最近对外宾的做法不同。
深谙谈判艺术的布热津斯基对这次访华，可谓作了充分准备，在对美中两国近１０年的谈判记录作了潜心研究分析之后，精心设置了一套谈判计划。他知道，在同邓小平或华国锋会面以前，他与中国外长的谈话，中方将会进行全面研究。因此，他就在第一天与黄华外长会谈时，连翻译在内，用了三个半小时，“有意识地将概述美国对外政策的开场白讲得很长，很全面”，清楚而充分地说明美国赞成什么，卡特政府想做的又是什么。目的是想在战略问题上一旦达成若干一致意见后，再和最高领导人私下讨论此事。也就是说，“真正的协商和确实重要的交换意见主要是在与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会谈时进行的”。
５月２１日下午４时零５分至６时３０分，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会见了布热津斯基。邓小平是在布热津斯基刚刚参观了故宫博物馆后就进行这次会见的。
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说：“在会见中国外长时，双方代表团在长桌两边相向而坐，但在这次会见中，邓与我却并排坐在扶手椅中，邓在我左边，他那照例必备的痰盂在他左边。伴我前往的只有迈克·奥克森伯格，他能讲中国话并做详细记录，在座的还有伦纳德·伍德科克大使。代表团其他成员对未能列席都没有意见，只有霍尔布鲁克因未能参与这次会见而就个人特权问题大做文章。然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