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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难于解决的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的会议，先接触，双方的想法可以先了解，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邓小平请竹入把这三点内容转告田中首相，同时还请首相注意一下，内阁成员、政府主要官员不要有一些损害两国联合声明原则的行动。最后邓小平坦诚地说：“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止涉及日本，也涉及到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同你们的声明里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美上海公报》里也强调这个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不行呢？只能采取其他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台湾不放，你抱得住吗？”
对此，竹入义胜表示和邓小平看法一致。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不到三个月的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议员、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二阶堂进选择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同样也是为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来的。众所周知，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谈判其实在田中内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田中内阁下台后，三木内阁表示“争取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并于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日双方决定开始举行和平友好条约的事务级谈判。但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霸权条款问题上发生分歧，致使谈判断断续续，直至最后搁浅。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福田内阁上台后，同样表示要“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１９７７年７月邓小平复出之所以在日本引起震动，就是因为日本政界不少人认为邓小平的“灵活性”能够在中日友好上做出贡献，主张抓住这个时机，尽快和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就在这一年的１０月，日本专门成立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促进协议会”，以小坂善太郎为会长，号召参加日中议联的议员和１０２位在过去７年中访问过中国的国会议员入会，给福田首相施加压力，二阶堂进也在其列。
在这样的背景下，二阶堂进选择了这个时机访问中国，以推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尽快恢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是因霸权条款而搁浅的。二阶堂进就是在这次和邓小平的会见中，提出了关于霸权条款的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二阶堂方案”的新方案，即“根据本约发展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是针对任何第三国的”。９个月后中日双方谈判重开，经过十多轮艰苦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这是后话。
邓小平说“缔结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细节上可以灵活对待。随后，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方的立场，希望日本政府在原有的立场上能有所前进。他对来访的日本友人说：“在谈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都要从全球战略的政治观点出发。我相信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一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的全球战略的观点，也就是说要看到苏联霸权主义对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所构成的威胁。邓小平反复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他分析说，在中苏边界地区，苏联只有１００万军队，挑起一些冲突有可能，发动战争则还差些，“苏联要进攻中国，１００万军队算什么，它没有５００万、６００万来不了，即使来了，占领了北京（这也不容易），占领东北某些地方，甚至更多地方，也只是战争的开始”。而欧洲和日本则与中国不同，他们几乎所有战略物资都依靠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它们最基本就是要保护通道，以免被包围封锁。
邓小平在详细分析了苏联的战略意图之后，指出：“有些人讲，苏联的这些行动是为了包围中国，中国不怕包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从包围中冲出来的。苏联在越南大搞军事基地，当然包括针对中国，但仅仅是针对中国吗？金兰湾离中国很远，切断海上交通，对中国威胁不大，对日本、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威胁更大，美国第七舰队也不舒服。这不是针对中国的问题，也不是亚洲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问题。”“过去我们总是说，苏联在东方摆１００万军队，第一是对付美国的，其次是对付日本和中国的。我们提出这个论据时，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还不大赞成。现在，至少相当多的人已经懂得了这一点。”“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说苏联战略重点在欧洲，欧洲人不大接受，认为中国人危言耸听。现在美国人、欧洲人大概都懂得了这一点，他们认识到中国人讲的是真话。”“我们中国自己是放心的，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战略方向。”
在日本，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１日，福田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指出：“谈判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因此决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从３月开始，福田在自民党内从事统一认识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党内以滩尾弘吉为首的慎重派。５月，自民党内的慎重派大部分支持恢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７月２１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事务级谈判在中国北京重新开始。８月８日，福田派园田直外相访华。
在接见日本友人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双方均不干涉内政”的问题，进一步鼓励园田外相赴华访问，以完成缔约的最后准备工作。
邓小平对园田说：“中日建交稍晚了一些，但建交后的两国关系发展不算慢。条约谈判的步伐本来还可以快些，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要把时间赶回来。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反霸。反霸不针对第三国，但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苏联反对这一条，正是暴露了他自己。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日本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中日之间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
在邓小平“求大同，存小异，寻求更多共同点，寻求更多的相互合作、帮助和配合的途径”的灵活的外交方针指导下，经过会谈，双方就和平友好条约取得一致，促使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在北京签订。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下午７时许，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大厅正面竖立着一架巨大的屏风，上面的图案画的是安徽省佛子岭水库的拦洪大坝。屏风前面摆着覆盖有绿色桌布的长方形条桌。桌子中央插着中日两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在桌子的两侧就座，在两份分别用日文和中文书写的条约文本上签字后互相交换条约文本。邓小平出席了这个签字仪式。
当时福田首相在官邸的电视机前收看了签字仪式的情景。据说，他坐的那把椅子，正是６年前的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佐藤首相怀着酸溜溜的心情观看尼克松访华场面时坐的那把椅子。时过境迁，物在人易。此时的福田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呢？看完签字仪式后，福田站起身来对记者感叹地说：“木桥变成了铁桥，今后运东西方便多了。”
而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日本舆论的反应也非常积极。《产经新闻》认为：“福田首相和政府有关当局在谈判中全力以赴、顽强拼博。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
而此时距第一次谈判的１９７５年，已经整整过去了４年。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3）
□日本外相园田直突然打破惯例，疾步登上飞机奔入机舱迎接邓小平，并说：“您给我们带来了艳阳天。”
□福田首相连声称赞邓小平是“超人”，并不无得意地对邓小平说：“我的名字就取自《诗经》，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字。”邓小平说：“从汉字可知，两国的友谊是悠久的。”
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日，从表面上看上去是参加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而实际上，互换批准书这件事情在邓小平访日这个举动上已经成了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事务。日本方面丝毫不敢怠慢，处处都把邓小平当作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来接待。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的东京，秋高气爽，枫叶流丹。
２２日，一架尾翼上漆着中国红五角星的军用三叉戟徐徐降落日本羽田机场。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
停机坪上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和儿童。他们挥舞着中日两国国旗，高喊着：“热烈欢迎！”
早早等候在停机坪上的日本外相园田直，当飞机悬梯刚刚放下，就打破惯例突然改变在舷梯下迎接中国客人的迎宾计划，在礼宾官员猝不及防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疾步登上飞机奔入机舱迎接客人的到来。
这位中国客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
在机舱里，满面笑容的邓小平没等园田直开口，就握着他的手说：“我还是来了嘛！”
园田直笑着激动地说：“你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
与邓小平随行的有夫人卓琳、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
邓小平在园田直外相的陪同下走下飞机的舷梯时，机场鸣礼炮１９响。在隆隆的礼炮声中，邓小平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并与迎接的日本官员一一握手。之后，在园田直外相和日方驻华大使佐藤正二的陪同下乘车前往日本国宾馆赤坂宾馆。
本文前面已经说过，赤坂宾馆是日本天皇的离宫，从１９６８年开始按照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进行改建，作为日本的国宾馆，专门接待来访的各国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直到１９７４年完工。１９７２年９月，在中国的钓鱼台国宾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中国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曾表示，等这一国宾馆改建好后，希望周恩来总理成为这里的第一位客人。周恩来表示，只要中日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他一定去。
邓小平的到来，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
第二天上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
上午９点半左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和身着绣有金花的中式上衣的夫人卓琳，在佐藤的陪同下来到正门前厅，福田首相携夫人亲自来到这里迎接邓小平夫妇。双方进行简短的握手寒暄之后，邓小平在福田首相的陪同下，检阅了由１００多名陆上自卫队士兵组成的仪仗队，乐队高奏两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君之代》。
内心充满自信的邓小平沉着稳健，不时向士兵们挥手。当走到两国国旗前面的时候，邓小平深深地向国旗鞠了一躬。接着，在《江户日本桥》的乐曲声中，邓小平和福田首相各自向对方介绍了参加欢迎仪式的两国官员和２８个国家的驻日大使。日方根据中方的意见，在这次欢迎仪式上没有邀请苏联大使波利扬斯基。
据说，连日来，日本的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很难见到明媚的阳光。但在日方举行完欢迎邓小平的仪式后，天气顿时晴朗，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天气的骤然变化，给邓小平访日增添了更加亮丽的色彩，令中日双方平添了一份难得的欣喜，似乎让人们感受到这天气也成了中日友好光明前景的某种象征。这正好如日本外相园田直对邓小平访日形容的：“您给我们带来了艳阳天。”
１０时左右，邓小平在安倍官房长官的引导下，前往首相官邸，礼节性地拜会福田首相。
福田首相先在一楼的吸烟室接待了邓小平副总理。
“昨晚休息得好吗？”福田开口问道。
邓小平爽快地回答说：“因为没有时差，休息得很好，谢谢！”
两人随即并肩来到二楼的首相办公室进行会谈。
寒暄之后，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他爱抽的“熊猫”牌香烟，从容地按中国的礼节递给了在座的每人一支。这样一来，会谈的气氛就立即变得轻松起来。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深情地说：“几年来一直希望有机会来东京访问，这一天终于实现了。我十分高兴，这次和首相第一次见面交换意见，可是相知已久。”
接着，他们共同回顾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曲折经历、波折和困难，并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
福田说：“近一个世纪日中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终于宣告结束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为了建立日中两国的永久和平友好关系，这是邓小平副总理下决断的结果。”
邓小平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虽然有一部分人反对，但几乎全体中国人民、全体日本人民都欢迎这个条约，因为条约反映了他们的愿望。”
福田说：“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作决断时总是有人要反对的。在日本，有些持慎重态度的人直到最后才同意这个条约。虽然有些人反对，但多数日本人都表示欢迎和赞成。调查了一下世界舆论，世界各国除一小部分外，也都赞成这个条约。我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条约。”
“中国国内也一样，政府当然没有问题，人民也欢迎缔结这个条约。少数人反对总是有的，一年半前还有‘四人帮’嘛。”邓小平诙谐的话语，引得会场的人一片笑声。“我觉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
福田说：“我们虽说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好像很久前就见过似的。日本有句俗语叫穿着浴衣进行会谈，希望我们毫无拘束地随便交换意见。”
当福田首相谈到“自己只对战前中国的情况熟悉，战后由于种种情况和工作忙，没有机会访华，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访问”的时候，邓小平掐灭烟头，侧了一下身子，微笑着回答说：“我早就听说，日本把坦率的会见叫作‘披浴巾’。本来我是想在会谈时再说的，既然首相阁下提出来了，现在我就代表华国锋主席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邀请首相去中国。任何方便的时候，都欢迎。也请园田外相和安倍官房长官随时去。驻华大使佐藤先生，即使不邀请，也请您去。”
福田首相愉快地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说：“我一定要去中国访问。”
说到邓小平将要到日本关西访问时，福田说：“那儿有很多从中国传来的文化遗物，有些已经在中国失传了。”
接着，话题又转到了中国的汉字，福田说：“中国汉字的变化很大，看报纸就看不大懂了。日本一直沿用原来的汉字。”
邓小平说：“简化了就不好办了，就看不懂古文了。省略那么多，我也不明白。”
这时，福田首相递给邓小平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几个字，并不无得意地说：“我的名字就取自《诗经》，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字。”
邓小平说：“从汉字可知，两国的友谊是悠久的。”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双方领导人都认为应该为加强中日友好而竭尽全力。
对福田首相的友好接待和真诚对话，邓小平很感动，就笑着说：“日本也把穷人作为朋友，真了不起。”
自然，作为当时贫穷落后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与经济发达的日本相比的确如“穷人”和“富人”之比。邓小平坦言中国是个“穷人”，是抱着一种真诚谦逊的态度的。然而这句话却让日本人大为感动，因为中国虽然穷，但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邓小平的话表现的是一种大国风度。
对此，日本外相园田直非常钦佩地感叹说：“到底是一个大国呀！”
这次恳谈大约进行了３０分钟。
上午１０点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一楼大厅里正式举行。大厅里回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