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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邓小平认为公开发表意见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该以什么方式将这一权威评价向外公开发表呢？
邓小平有自己的考虑。
第四部分“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2）
□这是一次智力的角逐。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公开发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自然要深思熟虑。
因为《决议》不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也是对中国的那一段历史要做出评价，而且还要经得起历史和未来的检验。
或许邓小平这时候想起了１９３６年，在当时国民党白色封锁的苏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就是通过西方新闻记者的笔，打破了国民党的１０年新闻封锁，把共产党和红军的纲领、路线和主张以及事实的真相告诉给全世界人民。那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从此因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而闻名世界，而后来，共产党的这颗“红星”真的照耀了中国。
中共似乎也从此把与记者打交道作为工作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当中央需要对某一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或者声明的时候，往往不是由正式机构发布，而是选择通过某一个领导人与某个西方记者面对面访谈来表明态度。邓小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传统。
那么到底选择谁呢？想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实在太多，这些人的名气自然不必说。
下棋找高手。自信的邓小平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记者的名气，更多的是他需要一个与他能抗衡的厉害的对手。或许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大白于天下。
这将是一次智力的角逐。
正因为如此，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奥琳埃娜·法拉奇，驰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１９３０年６月出生于佛罗伦萨。１９４６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欧洲人周刊》特派记者。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她还是《纽约时报》、《新共和》、《生活》、《展望》等美国报刊和欧、亚、南美等地报刊的撰稿人。她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著称。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她的踪迹，曾先后采访过数十位著名活动家。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是这个意大利女记者的一贯风格。而法拉奇的报道方式也有自己一贯的风格，她习惯于录下全部的采访问答，然后一字不改、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如果她针对某个问题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意见，她就在文前单独写上，与采访正文互不干涉。完全的客观当然不可能，但照实发表采访问答，让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总比断章取义的改写要强得多。
因为法拉奇这样的采访和写作风格，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在接受她采访时，都曾被她问得狼狈不堪。就连能言善辩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曾叹息地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
“未曾出土便有节，纵是凌云亦虚心。”或许这正是邓小平内心渴望的一种对自己智慧进行挑战的对手。既然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就应该再找一个最难对付的“考官”，难上加难，看谁能难过谁？
所以，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或许不是因为她的名气。
第四部分“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3）
□第一轮“考试”：面对法拉奇连珠炮式的提问，邓小平成竹在胸，找到了高手。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在１９８０年的８月间，先后谈了两次。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法拉奇两进中南海。
对这样的角逐，邓小平已经是成竹在胸。
“考试”开始了。气氛从一开始就不轻松。法拉奇第一句话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触及到了２０天前在北京的那次静悄悄的行动。
“考官”发问了：“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从容自若，回答得非常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法拉奇的提问是非常巧妙的，这简简单单的提问决不只是关心一幅画像的保留问题。这样的提问真正的意图就是在含蓄地“逼问”怎么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大问题。
对此，邓小平看得一清二楚。从不绕山绕水的他索性开门见山，主动地把对方迂回的问题，自己先给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答复。
邓小平接着说：“尽管毛泽东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的回答让法拉奇感到有些意外。她或许没有想到她苦苦寻求准备用迂回战术“挖”出的难题，邓小平主动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她心中不禁暗暗地佩服邓小平的胆识和气魄。于是，法拉奇马上又把问题更加尖锐起来，直接转到对毛泽东的评价上。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都是五个手指。”法拉奇设置问题的能力确实不同凡响。
显然，这也正是西方观察家们把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混为一谈了。而这也恰恰正是邓小平需要向整个世界发布的。
邓小平明确地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接着，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与错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回顾。
邓小平说：“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邓小平一边缓缓道来，一边平静地抽着烟。在袅袅的烟雾之中，一个胸怀远见卓识、从容大度的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女记者的眼睛里越来越清晰。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泽东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那么，在后来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为什么又遭受了严重挫折呢？是毛泽东思想不管用了吗？邓小平没有回避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不等法拉奇提问，就干脆一口气讲个明明白白。
“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工作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的求实精神、宽广胸襟和坦诚品格感染着每一个人。在场的翻译和工作人员无不把尊敬的目光投向这个可爱可敬的老人。
“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邓小平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客观评价之后，又提醒说，“毛泽东主席晚年的身体不好”，这也与他犯错误有关系。
法拉奇就立即抓住毛泽东身体这个话题，又提出了一个十分犀利的问题。
“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的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譬如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于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法拉奇的接连几个问号像连珠炮一样，令人有些应接不暇。在这个满面笑容的女记者的温柔嗓音的提问之中，分明能听到一种金属敲打的声音。这样一问一答，不是考试胜过考试，不是战斗胜似战斗。
酷爱打桥牌的邓小平真的找到了一个高手。而这正是镇定自若的邓小平内心需要的。他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１９６２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于是，邓小平又接着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根源。
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提到林彪，这时法拉奇就问道：“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
邓小平回答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说到这里，法拉奇又接着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放下茶杯坚定地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事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邓小平一边说，还一边打着手势，最后还特别强调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情，邓小平是了如指掌的。当年赫鲁晓夫选择一个晚上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秘密报告时，他就在莫斯科。后来，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亲自点名让邓小平“挂帅”出征，多次出征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了舌战。对此，邓小平可以说是记忆犹新，也从中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决不会让莫斯科的历史悲剧在北京重演！
法拉奇又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小平肯定地回答说：“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邓小平在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的关系问题上的回答一说完，法拉奇就将话锋一转，突然问及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
她注视着邓小平说：“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些“小道消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的，那时这就是他的“罪状”。
对此，邓小平回答得非常坦率：“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也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接着，法拉奇又问邓小平：“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过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小平说：“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做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这时，邓小平还深情地回顾了他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他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住了相当一批人。”
“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邓小平的一句反问，让法拉奇折服了。但她没有就此罢休，马上又问到：“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小平肯定地说：“这是集体的力量。……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接着邓小平还谈到了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的事情。邓小平说：“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建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并没有就此打住，一个更加尖锐的话题紧跟着上来了：“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法拉奇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西方观察家分析后预言和猜测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虑。
邓小平明确地告诉法拉奇：“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拆毁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