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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国经济发展上出现过的两次大曲折，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出现过三年的经济困难，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前的一段时期，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后来甚至濒于崩溃的边缘。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前者是由于我们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出现“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也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后者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用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总之，这两次大曲折，虽然性质不同，都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正是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恶果。这正好从反面说明，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样的曲折，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始终一贯地和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呢？
一种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提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要通过人们的努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会自发地到来，要靠人们认识客观经济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来争取。我们所以会发生曲折，主要是旧社会历史长时期遗留下来的影响，妨碍我们始终一贯地自觉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首先，是由于我国在解放前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生产的势力和封建主义的影响比较强大，虽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小生产和封建主义的种种落后习惯和势力还是长久地多方面地存在着，严重地妨碍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的迅速发展。其次，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要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因此，当我们主观不能符合客观，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会出现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如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的曲折。第三，在我国现阶段，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虽然已经消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各种阶级敌人力图在中国复辟旧制度，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原则和制度，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就是如此。这就告诉我们，要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始终一贯地和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就必须消除旧社会的影响，在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的同时，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特别是消除小生产和封建主义的种种落后习惯势力，提高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也只有这样，才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三十年来，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经过两次曲折，但是由于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得到过的进步。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毫无疑问，经过相当时间的努力，我们将以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苏绍智
记述朱德同志生平的一本好书
评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
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译本的终于能够出版，标志着林彪、“四人帮”猖獗横行的新蒙昧主义时代的结束，革命的真理和正义终于战胜了社会封建法西斯主义对历史的颠倒和歪曲。那一小撮最可憎恨的奸徒，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来攻击和污蔑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朱德同志啊！然而，唐代诗人杜甫说得好：“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朱德同志在六十七年间，以英勇的战士的姿态，参加了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次伟大的战争。在创立和发展人民军队，创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所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的。谚语说：“事实胜于雄辩。”朱德同志的历史功绩，确实是无须作任何宣传的。但虽然如此，象《伟大的道路》这样记述朱德同志的生平和时代的好书的出版，对于我们广大的青年（而且对中年和老年也是一样）更好地了解和学习朱德同志，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还是大有助益、非常必要的。
周恩来同志一九四六年在庆祝朱德同志六十寿辰的祝词中激情地说：“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
又说：“亲爱的总司令！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二，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了信心，向前迈进。
“在我们相识的二十五年（按指到一九四六年为止）当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屈，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痛恨，这更是你的伟大。
“在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
出身于普通农民的一个伟大革命家
《伟大的道路》一书的主要功绩，就在于它形象地描绘了朱德同志这样一个出身于贫苦佃农家庭的平凡而伟大的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是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又是怎样不断地向前迈进，永远走在时代的最前列的。
作者是在一九三七年到达延安访问朱德同志的。她早就听说朱德同志是一个单纯、平易近人的人，他没有丝毫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他喜欢打篮球，喜欢学跳舞，喜欢戏剧，又喜欢唱歌，但在这些方面，他并不是富于天才的。总之，他似乎不是一个特别戏剧性的人物。但这正是史沫特莱要写的典型的出身于普通农民的伟大革命家。当朱德同志表示不理解史沫特莱为什么想要知道他一生的经历时，她对朱德同志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中国农民中）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过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自己的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朱德同志自己也说：“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的生平的一小部分。”
对劳动者母亲的深情回忆
这本书在我们眼前展开的，首先是一幅幅朱德同志童年生活的引人入胜的图画。朱德同志深情地回忆了当时仍然活在人间的自己的高年的母亲。“听说，我临出生的时候，母亲正在做饭。还没有等饭烧好，我就呱呱坠地了。母亲生了我立刻起身，接着做饭。”他说，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她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煮菜烧饭，缝缝洗洗，扫地担水，甚至象男人一样下地干活。一九四四年，当朱德同志痛心地获悉八十六岁的母亲刚刚逝世时，他发表了一篇悼念的文章《母亲的回忆》。朱德同志在文中说：“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做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受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按指到一九四四年为止）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了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劳动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朱德同志最后写道：“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报答我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听啊！这是多么淳朴的农民式的语言，这又是多么深刻的真正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
朱德同志回忆了在童年时期耳闻目睹的地主老财、税吏、官老爷的横行和人民的苦难，尤其是忆起了使他留下了很深印象的一个当过石达开的士兵、老织匠爷爷讲述的太平天国革命的生动故事。朱德同志总结道：“太平天国失败了，可是中国共产党却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绝不会重蹈覆辙。”“我们老百姓求解放的斗争已经进行一百年了，其中最早和最伟大的斗争是太平革命。千百万中国农民到现在还是奴隶。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倒把人当奴隶的制度。从太平天国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有待于我们去完成。”听啊！这是多么淳朴的农民式的语言，又是多么深刻的真正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
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
稍为长大一点以后，朱德同志入塾读书了。朱德同志神往地回忆了他的启蒙老师、具有救国救民的崇高志愿的席聘三老先生。朱德同志说，他“到年近八十的时候，还是一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这位老先生常常在菜园中一边走着，一边对学生们谈古说今，用尖锐的评语批评皇帝、将军、官僚，认为这些人大都是流氓恶棍，雇佣一些文人为他们伪造历史，说什么他们又有学问又有道德。席老先生常说，中国快到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许多深知这一点的改良主义者，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办了学校。
朱德同志回忆了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对自己的影响之后，谈到他在一九○九年到昆明进云南讲武堂学习。就在那里，他参加了民主主义的秘密革命团体同盟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朱德同志英勇地参加了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起义胜利后，立即进军四川，策应四川人民的起义。可是辛亥革命在推倒清朝专制统治之后，由于同帝国主义和帝制派袁世凯的妥协而失败了。云南起义军也同样犯了错误。一九一二年，朱德同志又随云南起义军回到昆明。
一九一五年底，朱德同志参加了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随即向四川进军。就在护国战争中，朱德同志领导的部队（他开始时指挥一个团，不久就升为混成旅长），以善于打夜战和白刃战出了名。这种战争生活，使朱德同志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并在以后，把这种经验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就死去了。就在这时，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一个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出现了。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朱德同志也很快就受到新思潮的影响，而跟着时代飞速地前进。但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朱德同志在云南军队中已经当上了少将旅长，每个月拿一千元大洋的高薪，此外还加上五百元津贴，生活是极其优裕的。渐渐地，朱德同志在留驻四川泸州的期间，卷入了军阀之间的混战，并且染上了抽鸦片的不良习惯。但是，朱德同志是胸怀祖国和世界人类解放的全局的，他自觉地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对中国革命的失败深感痛心，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朱德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注意搜集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和小册子，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杂志，并且组成了学习小组。从这类书刊中，朱德同志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朱德同志影响很大的，是他自己的同事和好友，一个见闻广博、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孙炳文。他们两人对照着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研究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感觉到这总是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孙炳文一再对朱德同志说，他愿意放弃这个摊子，去北京追随五四运动的领袖；他劝朱德同志也这样做，首先是把大烟戒掉。朱德同志说，他愿意把烟戒掉，到国外去，为自己、也为中国寻找新的出路。朱德同志在回师云南，打倒云南军阀唐继尧之后，几经曲折，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中离开云南，经过四川去上海。在前往上海的途中，朱德同志为了中国革命，以惊人的毅力把大烟戒掉了。
朱德同志从报上读到了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和领导这些运动的中国共产党的消息。他虽然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还不完全了解，但从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疯狂攻击中，他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他自己和中国人民所需要的彻底革命的党。于是，朱德同志决心参加共产党。他和孙炳文同志一起，在上海谒见了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当孙中山建议朱德同志回滇军工作，以便重新建立共和政权时，朱德同志告诉孙先生说，他们决定去国外留学，在重新参加中国的政治生活以前，要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孙中山说，他同意他们的学习计划，他本人对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偏见，同时谈到他正在制订国民党的新政策。当朱德同志去谒见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并提出加入党的要求时，陈独秀对于这位云南军队的高级军官的入党申请，却表示了冷淡和不信任的态度，说对于象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入党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然而朱德同志和孙炳文同志一起，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底，在德国的首都柏林，找到了旅欧中共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周恩来同志。史沫特莱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朱德同志同周恩来同志会见的情景。朱德同志充满阶级深情地回忆说，当周恩来同志打开房门时，他看来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他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就是说比朱德同志自己要小十岁。周恩来同志举止优雅，待人体贴，在招呼他和孙炳文坐下，询问有何见教的时候，甚至还有些腼腆。朱德同志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自己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和寻求中国的新的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共产党在柏林的组织，他说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灰尘了，派他去做什么工作都行。他娓娓而谈，周恩来同志就站在他面前，习惯地侧着头，一直听到朱德同志把话说完，才提出问题。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同志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未被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过了几个月，回信来了，两人都被批准为正式党员，但朱德同志的党籍对外保持秘密，因为他有可能被派回国内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从事活动。从这时起，朱德同志就走上了新的伟大的革命征程。
朱德同志在德国仔细地阅读和研究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积极地参加了柏林工人阶级和外国侨民的革命活动，并且因此多次被拘捕，最后被驱逐出境。在德国的几年学习使他弄清了中国革命过去为什么失败了，今后又应当怎样补救，最重要的是，他懂得了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联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朱德同志在苏联作了短期的学习之后，于一九二六年回到正处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他被党派遣去做四川军阀杨森的工作。朱德同志的回忆，生动地描述了杨森对北伐军和吴佩孚脚踏两条船的狡猾态度。以后朱德同志在一九二七年被派到南昌主持旧滇军第三军（后改第五路军）的军官教育团的工作，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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