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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赖律希窃侗戎髁魃缁岣峡岬摹Ｕ庵盅峡岬男缘赖拢丛�20世纪的“红色文艺”中得以延续。在中国古代的通俗文艺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中，贪恋女色，即便武功再高强，即便拼杀中再勇猛，即便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中再“功勋卓著”，也算不得真的“英雄好汉”。同样，在“红色电影”中，如果“我方”侦察员在肉体和情感上失了分寸，面对女特务时动欲、动情甚至付诸行动，那就意味着变节、堕落，就是万劫不复的丑类，就是“革命”永远的敌人。在与女特务的周旋中，在面对女特务的百媚千娇时，“革命者”应该时刻保持厌恶和仇恨，即便为了工作需要而对女特务甜言蜜语时，内心也应有着锋利的杀机，他应该能够随时对她手起刀落。
在“红色电影”中，与女特务形成对照的，还有那类“正面”的女性形象。这类电影所精心塑造的那种女性“英雄”，所极力歌颂的那种女性“革命者”，在性格、言行上总是非常男性化的，用通俗的话说，总是没有丁点“女人味”的。这是“红色价值体系”对女性的要求在文艺中的反映。而这也是其来有自的。古代的游民之所以畏女轻女仇女，是因为女性的性魅力能够瓦解“兄弟情”、“战友义”，能够使群体崩毁、能够让大业溃败。但如果虽是女性却举手投足都与男性无异，因而对男性并无性魅力，如果虽是女性却照样与男性缔结“兄弟情义”，如果虽是女性却让男性们根本意识不到性别上的差异，那就没有危害了。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曾指出在《水浒传》中，女性只有充分男性化、表现得与男性没有任何差别时，才能被梁山泊接纳。＇3＇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之所以能跻身一百单八将之列，就因为她们毫无害羞、胆怯、柔弱、慈悲等通常被认为更多地属于女性的品格，同李逵、武松等人一样，她们也杀人不眨眼，也以杀人放火为人生最大乐事。作者赋予她们的绰号“大虫”、“夜叉”，就已经将她们的品性充分表露了。这同时意味着，女性只有像猛虎、如恶鬼，才具备了上梁山的资格。当人们说梁山上有“一百零八条好汉”时，就已经将她们视作“汉”了，或者说，就已经以游民的价值取向为她们做了“变性手术”。对女性的这样一种价值取向，正是后来“红色文艺”中“正面女性”无不男性化的根源。
“红色文艺”大行其道的时代，也正是“红色价值”主宰整个社会生活的时代。在现实生活中，女性普遍男性化，在发型、服饰上，将“女性味”减少到最小限度，在言行举止上也最大限度地与男性认同。女性身上的任何一点“女性味”，都被视作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都被看成是“思想意识”有问题的表现；都意味着政治上的不可靠、不过硬；都会招致领导的批评、群众的非议；一旦来了政治运动，还会成为批斗的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失去了“女性味”；在文艺作品里，“正面”的女性形象也没有丝毫“女性味”。在那个“红色时代”，电影中以直观的形象出现的女特务，就成了“女性味”最合法的载体。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负面的价值，既然“女性味”意味着腐朽、堕落甚至邪恶，那当然就要在女特务身上充分体现。同时，女特务要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也非有浓郁的“女性味”不可。这样一来，仿佛人世间所有的“女性味”都集中到女特务身上。这样一来，女特务就成了关于女性知识的启蒙老师。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女特务的头上，懂得了什么叫“烫发”；从女特务的唇上，懂得了什么叫“口红”；从女特务的眉上，懂得了什么叫“画眉”；从女特务的脸上，懂得了什么叫“涂脂抹粉”；从女特务的衣着上，懂得什么叫“旗袍”、什么叫“胸针”、什么叫“高跟鞋”……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女特务的一起一坐、一顾一盼、一颦一笑、一嗔一喜中，懂得了什么叫“仪态万方”、“闭月羞花”、“倾城倾国”、“国色天香”……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从电影中的女特务身上，体会到女性的魅力，并体验到什么叫“神魂颠倒”、什么叫“如痴如醉”、什么叫“心旌摇荡”……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小伙子，竟然是对着银幕上的女特务情窦初开。
在那个“红色时代”，现实生活中没有爱情的位置，文艺作品里更是不能从正面充分表现爱情。正面人物要么根本没有两性关系，要么这种两性关系也是高度政治化的。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男女间纯粹的两性私情，都是负面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情感的表现，都意味着精神上的“不健康”。在文艺作品里，只要是“正面人物”，男女相互吸引的理由必须首先是政治性的，诸如思想觉悟高、生产劳动强、“毛主席著作”学得好之类。只要是“正面人物”，男女“谈恋爱”时，谈的也是国际风云、国内大事和单位里的“阶级斗争”。既然纯粹的私情是与“革命者”无缘的，那就必然与“反革命者”大有缘了。“红色电影”中有女特务出现时，往往要让女特务以色相引诱“我方”人员，甚而至于在不知不觉间对“我方”人员动起真情，落入自织的情网而难以自拔。无论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情流露，女特务在与“我方”人员的交往中，都会把两性之间纯粹私情的一面充分表现。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是从电影上的女特务那里，懂得了“儿女情长”的意义、懂得了“暗送秋波”的意义、懂得了“卿卿我我”的意义、懂得了“花前月下”的意义、懂得了“海誓山盟”的意义……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电影中的女特务，竟鬼使神差地成了爱情和人性的启蒙者。
今天我们看那个时代的电影，对那些女特务或许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却被这些女特务深深吸引，这还可以从别的方面来解释。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禁欲主义的道德风尚有深刻的剖析。茨威格说，那是一个用尽种种手段“掩盖和隐藏性爱”的时代，以致一个女子根本不可能把“裤子”这个词说出口。然而，“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总要到处为自己寻找迂回曲折的出路。所以，说到底，迂腐地不给予任何关于性的启蒙和不准许与异性无拘无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为只有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愈是少，在梦幻中想得愈是多；一个人的肉体接触空气、光线、太阳愈是少，性欲积郁得愈是多。”＇4＇茨威格的剖析，也适用于“红色电影”在中国盛行的时代。由于“性爱”在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都被千方百计地隐藏，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内心深处，其实远比今天的青年人更为色情。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对电影上的女特务有异常兴趣的原因。——可怜的他们，只有让电影中的女特务陪伴着自己性爱方面的幻想与冲动。
在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扮演女特务柳尼娜的演员陆丽珠，“文革”中惨遭批斗，原因就在于她把女特务这一角色演得太好。一个演员，因为戏演得太好而受迫害，当然是奇闻。然而，却又并非不可理喻。“红色电影”中之所以需要女特务出现，本意只是为宣传和强化“红色价值”服务，然而，女特务们却在客观上构成了对“红色价值”的挑战，鼓励、导引和启发了“红色价值”所极力要压制、掩盖和隐藏的东西。当“红色价值”的捍卫者意识到这一点时，当然要恼羞成怒，而把怨恨发泄到扮演女特务的演员身上，也在情理之中。“红色电影”的编导们，本意是要让女特务的各种表现引起观众的厌恶、仇恨，没想到却事与愿违，女特务成了观众最喜爱的人物，至今还有些人像怀念初恋情人般地怀念她们。不得不说，这是“红色价值”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
2008年6月7日
＇1＇周京力：《长在疮疤上的树》，《暗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4页。
＇2＇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57页。
＇3＇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60页。
＇4＇＇＇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第84页。
长话短说六则
汪精卫见溥仪：“木偶奇遇记”
1932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弄出了个“满洲国”。1942年，是伪满洲国成立10周年。同为日本卵翼下的“国”，南京的伪中华民国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5月4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率领代表团访问伪满洲国，以示恭贺之意。随汪访伪满的团员有：外交部长褚民谊、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政务次长周隆庠、侨务委员会委员兼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陈君慧、航空处长陈昌祖、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等。自然，以上各人的官职前，都应着一“伪”字。
代表团成员中，除周作人外，其他人都在南京做官。汪精卫一行从南京出发；周作人与教育总署秘书黄公献、及日本官员山田等，从北京出发。双方在大连会合。在大连逗留了一两天，到旅顺玩了玩，这伙人于5月7日从大连到了“新京”（长春）。
说到汪精卫访溥仪，人们会想到：汪精卫之于溥仪，是差一点就有杀父之仇的。1909年，26岁的热血青年汪精卫，不顾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的劝阻，执意要到北京刺杀清庭大员。他组织了一个暗杀组，成员有黄树中、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等。汪精卫此番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行此壮举的。对于孙、胡等人的劝阻，汪回答曰：“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为制造炸药，这期间，汪精卫等几度赴日本、到香港。后又在北京建立机关，并开照相馆做掩护。暗杀组的首选目标是庆王奕劻。因奕劻戒备十分森严，无法下手。于是又以从欧洲考察军事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为目标。汪精卫身怀炸弹，亲赴车站。但因迎接的官员太多，满眼都是红顶花翎，目标无法确立，只得又作罢。精心准备了许久，当然不肯就此罢休。暗杀组又将目标定为摄政王载沣。而载沣正是溥仪生父。溥仪1906年出生，1908年便即位。尚在学习走路说话的小儿，当然不能真管事，于是便由父亲载沣摄政。暗杀组决定在载沣上朝必经的银锭桥埋炸弹。为使炸弹发挥尽可能大的威力，汪精卫在骡马市大街定做了一个可装填四五十磅炸药的外壳，制成了一个巨型炸弹。但在埋炸弹、接电线时，被人发觉。汪精卫等被逮捕。在狱中，汪精卫写了数首《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是其中之一。
三十多年前，二三岁的溥仪是大清国的宣统皇帝，二十六七岁的汪精卫是大清国的一个一心要谋反的子民。这子民甚至因图谋炸死溥仪生父而被捕，成为大清国的囚徒。三十多年后，两人都成了日本扶持下的“国家元首”，并以这“元首”的身份相见。三十多年前，汪精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推翻溥仪正在做皇帝的满清。三十多年后，汪精卫在溥仪空出的地方成了“主席”，又以这“主席”之身跑到长春来见溥仪，而这溥仪又一次成了“皇帝”。——历史真是最大的“幽默大师”。
5月7日下午，这伙人到了“新京”。晚上，汪伪政府驻伪满州国“大使”廉隅设宴招待。林柏生发表谈话，说汪此次以“元首”资格访满，足以增进“中、日、满三国友谊”，加强东亚轴心力量基础。8日上午，汪精卫率众人进宫会见溥仪。俗话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他们已不是仇人，而成了一根线上缚着的两只蚂蚱，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关于此次会见，周作人日记有这样记载：“5月8日，上午9时50分随主席进宫谒见，10时10分退出。10时45分来营访，10分钟后退去。11时50分又进宫，在嘉乐殿筵宴，1时半回公馆。”这天上午，从“中华民国”去的这伙人，两度进宫，真正的会谈只有20分钟。从周作人日记看，溥仪仍有着“皇帝”的派头，似乎他并没有把这伙人视作“友邦来宾”，而仍然看成昔日的子民。
在宫中的宴会上，汪精卫免不了要发表谈话。谈话中，汪声称此番是抱着“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之至情”来访问的，希望“两国”同心协力，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在大东亚的“大业”。5月9日，“满洲国”政府召开大会，欢迎汪精卫一行。汪精卫照例有一番演讲。10日，这伙人结束了对“满洲国”的“出访”，回到大连。11日，从大连回到南京。周作人随汪精卫到了南京。因为伪政府13日要设宴庆祝汪精卫60大寿，周作人在被邀之列。
汪精卫的这次“外交活动”传出后，有人做了一个灯谜，谜面是“汪精卫访溥仪”，猜一电影名。谜底是：《木偶奇遇记》。
2008年8月4日凌晨
邓拓与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邓拓，1912年出生，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邓拓到达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久，即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机关报《抗敌报》主任。后来，《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发表邓拓起草的《终刊启事》，宣布终刊。从1937年到1948年，在近11年的时间里，邓拓一直担任着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的领导工作。
1993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写的《晋察冀日报史》，厚厚的一册，近五十万字。这部书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这期间邓拓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情。1942年的“七一”，邓拓为报纸写了《纪念“七一”，全党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毛泽东主义”这说法，虽然不一定是邓拓首创，但在大区党委机关报的社论中，打出这一旗号，仍然有资格载入史册。邓拓这篇社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这也具有开创性。据说，因为毛泽东本人不主张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说法，后来才有“毛泽东思想”的流行。
这部《晋察冀日报史》告诉我们，邓拓长期热衷于学习和搜集毛泽东著作，交待报社资料室，凡是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版和毛泽东著作和研究毛泽东的书，都要送他一份。1938年6月，邓拓决心报社兼办出版社。不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的《解放》杂志发表，邓拓便决定将《论持久战》印成单行本，作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出版，将持久战的光辉思想传遍了全边区。”“《论持久战》的出版，开创了边区出版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先例；以后，凡是毛泽东有新作问世，报纸发表后即时印成单行本发行。这成为报社的传统和不成文的制度。”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为配合学习，邓拓组织出版了《毛泽东言论选集》。书中收入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统一战线成立后的革命形势与任务》、《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五篇著作。严格说来，这才是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1944年，“整风运动正在深入进行中”。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晋察冀分局，要“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增强干部党性，巩固党的纪律”之目的。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晋察冀分局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这一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邓拓头上。邓拓选定文章后，报晋察冀分局审定，分局审定后，再报请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其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泽东，王稼祥为副书记。这部《毛泽东选集》，共收文章29篇，46万字，分为五卷。选集中《编者的话》，由邓拓执笔。这是邓拓继1942年《晋察冀日报》“七一”社论后，对“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系统论述和高度颂扬。1944年出版的这部《毛泽东选集》，被现在的中共党史文献专家认为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
这部《毛泽东选集》出版后的几年间，有过两次增订再版。第一次增订于1945年3月。增订本增收了毛泽东新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和《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这两篇文章。第二次增订于1945—1947年。在前两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国、长冈乡、才溪乡三篇农村调查报告和《论联合政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为美国对华援助法案的声明》、《文教统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