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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节节向北推进。据说我爷爷和七舅舅都担任随军的军医。爷爷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人类学时便上过医学课，后来又专门去修过外科，七舅舅从十几岁起就跟着一位教会医院的洋医师学牙科，因而他们担任随军医师自然相宜。据说终日处于激昂亢奋状态中的七舅舅面对着送入野战医院的鲜血淋漓的伤员，常常一边心疼地抢救，一边大声地用家乡话中最刻薄凶狠的脏话骂军阀及其走狗，还常常不顾我爷爷及其他军医的劝阻，跳着脚要去参与前线的冲锋陷阵，并且在汀泗桥一战中，果然擅离野战医院的职守，跑去强行参加了敢死队。据说他高举着一面北伐军的战旗（我想像不出那是一面什么图案的旗帜），在烽烟中冒着枪林弹雨，冲在最前列，并终于把那面旗帜插在了所攻下的屋宇上，他的英勇、热情、浪漫、豪放，一时传为佳话。
四牌楼 第十二章（6）
我爷爷和七舅舅随着胜利的北伐军进入了武汉城。那时候我还远未出生。后来我从教科书上和老师讲述中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国共分裂，“四·一二”大屠杀，白色恐怖。我爷爷同一位“马日事变”后从湖南逃出来的女赤卫队长（几乎比他小30岁），一起前往上海同居并开辟新的局面，七舅舅则辗转到达江西南昌。后来就有历史上著名的南昌起义，并使我们在以后的每一年8月1日永志不忘这一壮举。那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七舅舅生命历程上的一个转折点。
传说起义前数小时，召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北伐军军官会议，后来彪炳于史册的几位人物主持那次会议，他们宣布了起义计划，并郑重地说：愿意参与的，留下来；不愿参与的，可以坦率地表白，发放路费请速回乡——当然，不允许做有害于起义的事。七舅舅出人意料地当场走上前去，冷静地清晰地表白了他的意愿。他不参与，他将于第二天返乡当一个牙科医师，他绝不会投靠国民党或别的什么政治派别，他将永远从政治中退出。他不领所发放的路费，因为他自己有足够的钱供他退出。说完，他便一步一步地退出了会场，人们给他闪开一条路，许多目光逼视着他，他却双眼不看任何人，匀速运动地走出了大门，消失在苍茫夜幕中。
11
我父亲对七舅舅的鄙夷，不仅有一般政治道德标准的依据，更多的，是他以自身及另外一些亲朋的遭遇与之作平行对比，而切肤般地感受到一种不平。
父亲向我披露七舅舅的这段政治隐私，已是在“文革”的后期。当时父亲已从一所军事院校被强行“复员”回到遥远而偏僻的故乡。其实父亲早在幼年时期就随我爷爷奶奶迁到了北京，后来几十年间从未回过老家，并且他调到军事院校任教已是60年代初，是从北京国务院一个大部调去的。他之被强行“退休”回乡自然是受极左路线的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才得以平反，这是后话。父亲遭难时，七舅舅却依然安安稳稳地住在上海。前面讲过七舅舅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也受到过冲击，被“揪出来”送进了“死班”“全托”，但那时间很短，很快就为他落实了政策——认为他的历史问题早已查清，他也早已交代得一清二楚，他只算是脱党而不能算作叛徒。确实也是，他毕竟是在主持起义的共产党领袖宣布了可以退出以后，当众明明白白退出的。他退出以后确实回到故乡、后来又到上海当了一个只给人看牙绝不参与政治的牙科医师。据说国民党在“剿共”时期也曾派特务严密监视过他并骚扰过他，但他确实没有再同共产党保持任何联系并且也确实没有向国民党提供任何关于共产党的机密；又据说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及抗日战争后表示要实行政治协商期间，派大革命时期与他交往过的要员上他家去动员过他，让他出来在某种花瓶性的政治组织中充任某种插花角色，而都被他婉拒，他见到这类造访者都只热衷于为他们全面检查牙齿，并提供口腔牙齿保健的切实可行的建议，所以最后人家也便听任他当他的牙医。
不知道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时七舅舅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当他的历史污点曝光后，而社会又处于稳定而开放的状态时，他们医院中的一些人，乃至我们家族中的一些晚辈，都曾发过这样的议论：倘若那一天七舅舅不是从会场上退出而是依然保持一种昂奋的状态，那么也许率领解放军进城的将领中就有一位是他。但七舅舅似乎从未流露出过他对这一巨大历史进程的心情。他仍是一如既往地埋头为患者精心治牙。
又据说上海解放不久，一位很著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被引到七舅舅面前治牙，那秘书正向那领袖人物介绍七舅舅是怎样高明的一位牙医，那领袖人物却突然快活地大叫一声，把秘书撇在一边，呼唤着别人都不知道的七舅舅当年的名号，一把抓住七舅舅的手，同七舅舅叙起旧来——他向七舅舅提及了他们在北伐进军中的几桩往事，七舅舅含混地应答着，只管笑眯眯地请他的这位故旧坐下来看牙。这以后发生了一系列连七舅母也难以理解的事——要安排七舅舅当政协委员，七舅舅拒绝了；要给七舅舅挂医院副院长的名（并不要求他做任何事），七舅舅拒绝了；后来又有统战部的人来动员七舅舅到“民革”中当个什么（因为当年在广州同许多中共党员一样，也同时加入了国民党，有国民党员的身份），七舅舅也拒绝了；派报社记者来采访他，要表彰他的医术医德，他称病挡驾了；请他出面会见招待来访的外国医务界人士，他推脱了；就是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送来请柬请他出席市里的大型宴会、集会或观看演出，他也都没有去过。更为古怪的是，医学方面的协会、联谊会之类的组织他也不参加，医学方面的杂志向他约稿他也从不投稿，后来院里打算让他的徒弟记录他的临床经验整理成书，他也摇头说：“写下来有啥子用哟，我教给他们做就是了嘛，他们日后再教他们徒弟就是了嘛！”七舅舅终于不曾挂过任何职务，不曾有过任何头衔，报纸书刊上也不曾出现他一次名字，他也没有留下一篇论文更别谈留下一本专业方面的著作。但七舅舅自那个历史上著名的夜晚到后来去世的半个多世纪中，生活平稳而安适。“文革”的冲击对他而言是短暂而且也并不怎么猛烈的。据说他被“解脱”而放回家中后，见到七舅母的第一句话是：“快去买个蹄来炖，我潮得很哟！”“潮得很”是我们家乡话，意思就是久未见到荤腥的一种强烈向往。七舅母即刻提着篮子奔向菜市场，并且果然买了好大一只蹄，炖得烂烂香香的让七舅舅吃了个够。七舅舅吃蹄的这个生活细节传到我父亲耳中以后，尤其令他愤懑，他对七舅舅有着一种超常的嫉恨，我想这大约是因为他认为命运太便宜七舅舅了。站在我父亲的角度替他想一想，也确实容不得七舅舅的悠哉游哉。当年父亲留在北京，眼睁睁地看着七舅舅兴高采烈地随我爷爷去广州投入革命洪流，他恐怕是认为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七舅舅，而七舅舅竟并不能从一而终，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当了逃兵，这倒也罢了，这位逃兵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依然坚持脱离政治，而他竟得以保全！我父亲呢，他挑着沉重的生活重担（开始是维持爷爷扔下的一大家子，后来他同母亲结婚后又养育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直到解放前夕才算终于同地下党挂上了钩，解放后他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领受了党给他的职务、头衔、身份和使命，然而在“文革”中却要他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他既被判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更有一系列文章和言论被列为“毒草”惨遭批判，最后竟被“复员”到对他来说极为陌生的故乡，这怎么能让他想得通呢？为什么七舅舅“逍遥法外”，而他却在劫难逃呢？我父亲还向我提到了一串亲朋的遭遇，他们当中大有与七舅舅同时参加革命并且一直坚持下来的优秀之士，却挨斗的挨斗，受罚的受罚，甚至惨死的惨死……其实父亲也用不着跟我讲那么多，我当然知道有一位叫贺龙的元帅是怎么死的，当七舅舅啃那只炖得烂烂的香香的蹄时，贺龙元帅连干净的饮用水也没有得喝！
四牌楼 第十二章（7）
12
故乡来的女郎问我有没有保存着七舅舅当年的照片，我说哪里会有。其实我是有的。从故去的父亲母亲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包经过“文革”洗礼而依然幸存下来的旧照片，其中就有一张是七舅舅的。背面写着年月日，摄于北伐途中，是寄给我父亲“留念”的，父亲在“文革”中毁掉了那么多旧照片包括大量他本人穿西服和母亲穿旗袍的，而偏留下了七舅舅的这张照片，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我难以揣摩。也许是因为即便“红卫兵”查抄出了这张照片，也无法“上纲”吧！因为“红卫兵”们都看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会唱“工农兵，团结起来向前进”的歌子，会懂得北伐战争的革命性质的。七舅舅的这张相片拍得实在不错，他身着戎装，戎装外还有一个大披风，披风悬于身后，长及地面，他侧身面对照相机，一手叉腰，一条腿蹬到身前一只木凳上，摆出一个威武的姿势。这姿势不知是他自己设计的，还是所路经的那个县城照相馆的摄影师代他设计的。总之很妙，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个性色彩。
我不愿把这张照片提供给故乡的县志办公室，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对七舅舅这样的人物如此尊重，其实就一生的总体价值而言，我觉得我父亲就远比七舅舅更值得故乡看重，然而我父亲毫无希望进入县志，顶多是在关于我爷爷的小传中提到一句，他的子女中有一个是我父亲，更多的可能是连一句都没有，或者未定稿中有，到定稿时肯定要删去——仅凭一条精练的原则。
我把这想法同那来自故乡的女郎说了，她颇不以为然。我们有这样的对话——
我：你们搜集一个逃兵的照片干什么呢？
女郎：我们是搜集县第一任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的照片。
我：他那第一任支部书记的意义就那么重大吗？
女郎：对一个县的党史来说，当然重要，这是历史，要尊重历史。
我：尊重历史？
女郎：对。尊重历史。历史首先是事实。我搞这个具体工作，第一环，也是关键的一环，就是把当年的事实加以搜集、还原。不管你七舅舅后来怎么样，当年他是县里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的第一任书记，那就要记下来他是第一任书记；尽管他后来脱党了，而当时支部里的另一位同志后来坚持革命，并且善始善终，最后地位很高，盖棺论定评价很好，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他移植为县里第一个党支部的第一任书记加以记录，我们必须还是要记下来：你七舅舅是中共的第一任支部书记。因为他占据着这个第一，所以我们打算搜集他的照片。就好比中共中央搞党史的会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一样，当然不是因为他当了“托陈取消派”而搜集，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而搜集。
我：我七舅舅成为这个第一，我想有着这许多的偶然性……
女郎：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也有人认为有着偶然性。不过这属于分析研究，是历史的另一层面，历史的基础是原始事实。根据同一原始事实人们可以形成不同的历史观点，甚至构成完全不同的史学派别。
我：啊！
13
我感到惊讶。故乡竟有这样的新女性。她对历史的见解不管是否正确，听起来蛮新潮。我打听出来，她不过毕业于地区级的师范专科学校，因为她也算是当地的干部子女，所以毕业后没有分配到中学里当教师，而是得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工作，不过听她的口气这也只是她向上进取的一个中间环节，她的下一步我揣测是上调到市里或者省里的一个理想的机构工作。
她跟我讲历史，告诉我历史有着怎样的几个层面，其实不用她宣谕，我也是一个富于历史感的人。我以为历史不仅包含着流动冲突交融生灭的人和事，更包含着空间景观的变化。我想起了那遥远的故乡县城。幼儿时母亲曾带我回过故乡，不过我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我对故乡的感知是“文革”中回那里看望“复员”的父亲和跟随他的母亲。记得是在一个只停车两分钟的小站下的火车，下车时天麻黑。那地方只有两栋建筑，一栋是小站的候车室及办公室，一栋是一座歪歪斜斜的公共厕所。我在小站那小小的候车室的一条破朽的长椅上睡了一夜，半夜几次被臭虫咬醒，但我居然醒醒睡睡、睡睡醒醒地在那里熬到了天亮，天亮以后，我利用了那叹为观止的公厕，然后步行两里路去圩上赶搭长途公共汽车。那汽车是从城里淘汰下来的，前面有“大鼻子”，所有窗玻璃都缺失了，因此通风状态极其良好。上车后我占据了一个靠近司机的座位，司机座位上悬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拙劣的书法写着：“禁止吸烟。严禁与司机谈话”。司机上来了，与当地满目皆类的众人那矮小精瘦的形象呈鲜明的对比，竟是一位横宽的胖子。他一上车便有人向他进烟，他便立即抽起了香烟，车子发动、行驶了，他不断扭过头来，同后面的熟人聊天，言谈极欢，那块禁止吸烟及禁止与司机谈话的木牌就在他头上晃动。通向故乡的公路是没有柏油只铺沙石的“战备公路”，高低起伏，时有丘陵上的盘旋，虽然所经的山路难称险峻，但偶尔车窗外也能呈现出十几米几十米的落差。那司机满不在乎地一边吸烟一边扭头说笑地开车，车身颠簸而转弯急促，使我一颗心不时跳到嗓子眼儿，于是我终于憋不住地问那司机：“这条路上，翻过车么？”他望着我，嘿嘿地笑着说：“啷个没翻过车，你往右首看嘛，那不就是几日前翻的？”车子猛地一抖，擦着崖边的界石一转，我朝他头甩的方向一望，果然，崖下有辆已经摔瘪的四轮朝天的破汽车……
四牌楼 第十二章（8）
尽管那时的北京城远不能和如今的北京城相比，但毕竟有北京饭店，有王府井大街，有三开门的长型公共汽车，有冰激凌和橘子汽水，也就是说总还有点现代化的气息，而遥远的故乡啊，水田中迟缓的耕牛，竹丛中陈旧的瓦房，小路上头缠旧布肩背箩筐腿脚暴突着蚯蚓般青筋血管的乡亲，都使我觉得历史的篇页仿佛在这里掀翻不动停滞沉落……
然而我很快也就改变了想法，我注意到那简易公路一旁每隔百米左右便有一座新砌出的小碑座，尽管用砖材不多而以土坯堆砌为主，但碑顶上还是做成宫殿式华盖，中心刷上白粉，而以红颜料书写着“最高指示”，这就提醒着我历史的脚步并没有绕过这穷乡僻壤。这毕竟是1923年便有了第一个党支部的地方。
几乎经历了整天的颠簸，终于开到县城了。我很惊讶于县城几条用青灰和炉渣铺成的马路，为何呈现出明显的球面形，中间比两边竟高出一尺左右，后来我父亲告诉我，他们是仿效城里的柏油路来铺敷的，但考虑到晾晒稻谷及雨后泄洪的需要，所以修成了这样的拱形。在故乡父母的居处我遇到了许多的亲戚，有在县政府工作多年仍未到过省城的小干部；有在县中学教了多年初中物理课但仍然没有使用过电灯的老教师；也有算是当地打扮最时髦的青年问我从北京的五层楼房上朝下看腿会不会发软？……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爱自己的故乡，毕竟这里的穷山恶水养育出了我们家族——父系的和母系的。出现了我爷爷、我父亲、我七舅舅等许许多多走出那狭小的天地的各式人物，他们的个人命运，或强烈或微弱，或一度或长期地与民族的现代当代历史进程相交融。
前两年我回过一次故乡，严格地说是路过故乡，我是随一个参观团去往一处著名的摩崖石刻。旅游车在故乡停下来，用两小时给大家吃饭。我很惊讶，公路依然大部分还是沙石铺的简易公路，但那一座座的“最高指示”碑已无�